灰色职业群体游走在边缘
他们伴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带着五彩缤纷的梦想，满怀憧憬地来到大城市里“淘金”，然而等待他们的却仿佛是永远也难以逾越的“创业门槛”，为了谋生他们只能徘徊在社会的“灰色地带”。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困惑，他们选择“爱拼才会赢”；面对社会和市民的非议，他们只有选择沉默；面对政府和法律的严厉打击，他们行走在社会的边缘地带。
所谓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据市场报报道，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展，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地被挤压。基于此，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中城市里，以无证生产、违规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灰色职业群体”正迅速扩大，他们大多从事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或突破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职业。有数据显示，在上海有接近70万从业人群是脱离政府管理范围的；在广州这个数字保守估计也有60万左右。他们对城市管理的“高门槛”政策以及行业管理的一刀切现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徘徊在城市弱势群体和犯罪群体的中间地带，常常处在比较隐蔽的环境中，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城市社会风险群体。近日，本报记者对这一特殊群体展开了调查。
1 他们中“有胆量”的人
相信“胆大撑死，胆小饿死”的命运，面对城市政府“红头文件”的“政策门槛”和国家法律的严惩重罚，铤而走险开起了黑车。他们每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黑车司机张师傅来北京已经5年多了，家里两个儿子，大儿子马上要考高中，小儿子正在上小学，全家的花销就靠他一个人。“我一没本钱，二没技术，就会开个车。我也想开正规出租车，可北京的出租车经营准入门槛那么高，交管局又对准入数量做了人为控制，进不去啊。孩子要上学，全家人要吃饭，不开黑车，我还能干点什么？”张师傅满脸无奈地说。
目前，北京市包括黑出租车、黑小公共、黑长途车、黑三轮、摩的等各类黑车至少约有8万辆，尽管城管执法部门采取重拳出击、疏堵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理，但黑车数量仍然一路飙升。
据了解，北京的出租车公司还处于垄断经营状态，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所有制、技术、资历、身份等都有严格的管控。且自从1996年开始，北京出租车开始实行总量控制，不再审批新的企业和个体户，从那时起，北京的出租车一直是6万多辆。不断有出租车司机向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提出经营出租汽车的申请，而北京市运管局均以“本市出租汽车实行总量控制”为由作出《不予批准判决书》。
“虽然现在开的是黑车，但与正规的出租车司机相比，我赚的可能还要多一些，也不用那么累，想休息就能休息。”说话间，张师傅的眼神中竟流露出几许得意。据了解，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每月要上交公司的“份钱”在4000元-5000元之间，大多数司机8小时内只能赚足“份钱”，要想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延长劳动时间至13或14个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卯足了劲儿干，每月能挣3000元左右，而多数黑车司机的月收入则在4000元以上。谈到今后的打算，张师傅深感忧虑：“同样是开黑车，现在可比前两年差多了，原来我刚开始跑车的时候，每月能挣5000左右，但现在这片的(黑)车越来越多，而且还有小面包、小摩的，钱明显不如以前那么好挣了。如果还能开下去的话，希望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上路。”
解读
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总干事赵建平说，城市政府一方面用“红头文件”的政策门槛来制造“灰色职业群体”，另一方面又用“红头文件”来取缔它，结果陷入了管理混乱。面对大量非法经营户，政府往往缺少治理手段，常常罚款了之。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合法经营大门之外，使得大批低端人群开始肆无忌惮地做起了非法买卖，逐渐形成了产业规模。这些人常常是城市“地下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如摩的、黑出租司机，黑心棉、三无产品制造商，黑豆腐、黑腊肠的生产者等，大多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或活动在老城区。其中既有城市贫困人群，也有下岗工人、农民工，还有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而且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学生正在成为新的来源。
2 他们中“有耐力”的人
对“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体会颇深，以在医院、车站周围倒号、倒票为“职业”。面对执法机关的打击和社会人群的憎恨，他们依然日夜守侯，不辞辛苦，“以队为家”。
在一些大城市，交通拥挤、人流量大，许多事情都需要花时间排队等候，这就为一批人提供了“工作”的空间。他们活跃在车管所违章受理处、楼市开盘放号现场、商业促销活动以及医院专家门诊挂号等地方，他们熟知各种程序，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环节，大大节约了时间。
“这么长的队，你要排到什么时候？我很快就可以帮你搞定。”在车管所违章受理处或银行交费窗口，我们有时可以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以帮司机代交罚款为职业，赚取一定的服务费。记者曾亲眼目睹，一位中年男子来到银行后，在取号机里拿走几张排队票后，并没有办理任何业务，直接就走了。不一会，一位白领模样地女士急匆匆地跑来，迅速挤到办理窗口，递过一张排队票：“对不起，我是65号，刚刚有事出去了一下。”而当前办理窗口上方的显示板显示的是70号。显然，这位女士手中的排队等候票是从那位男子手中购买的。“连取钱都遇上票贩子！这些人真是无孔不入啊。”很多人表示，虽然讨厌这些“插队”，但同时对这类职业人表示理解。“这些人毕竟付出了劳动，也要花时间和精力，总比一些骗人的职业好。而有时候自己业务繁忙，排队要花很长时间，反而很不划算。”
职业排队人在为一些个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而出没在京城各大医院的“医托”、“号贩子”，活跃于各大车站间的“票贩子”则是“职业排队人”中最为典型的一群，他们一般有严密的组织，分工细化、职责明确，就像现代都市身上的一块“牛皮癣”，有碍观瞻又难以根治。
解读
有社会学者认为，“灰色职业群体”最具不确定性，既不像普通弱势群体那样得到体制内的救助(如有退休金、买断工龄补偿等)，也没有犯罪群体那样具有攻击性，属于“谋生型”。但他们文化技能低，难以正常就业或创业，大多依靠非法、违规手段谋生，由于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没有正规产业根基，守法意识较差，很难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多活动在社会管理的边缘地带，容易转化为犯罪群体。
3 他们中“有眼光”的人
看准了废品回收行业不设“门槛”的市场空白，面对社会和市民的非议，他们选择沉默。每天起早贪黑，四处奔波，忙碌在被城市人掩鼻而过的城市垃圾之中。
伴随着国有废品回收业的萎缩低迷，城市里的“拾荒者”大军却不断壮大起来，他们有的原来在国有回收行业工作，下岗后开始自己打拼；有的是上世纪80年代靠着“一把钉耙、一条麻袋、一杆秤”来城市里淘金的农民工。如今，他们却在城乡结合部开办起了自己的废旧物品回收市场。
和义众兴有限责任回收公司的葛总告诉记者，他们的回收市场一直面临着关门的尴尬处境，自从2004年3月份以来，当地政府曾经下过多次文件，从开始要求我们转产到后来要取缔我们，都没有提到人员的安置问题。在北京市朝阳区，比较大的回收市场有17个，再加上小一点的共有200多家，拆除后，这好几万人怎么办？都面临生计问题。即使拆除了，难道就没有废旧物品了吗？
在北京市大屯附近，原本有一个执照齐全的废品回收市场，可自从市场被拆除后，附近涌现了很多无照的收购点，每天来收破烂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以前更多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废品一条街”。成群的平板三轮车来这里卖，一辆辆卡车停在路边来收，不但造成交通拥挤，而且给当地市政设施和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隐患。
赵师傅来自河南农村，原来在老家务农，由于各种负担太重，就到了北京和老乡一起收废品。“刚来时，跟着老乡一起干，不知道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多次被城管人员把三轮车没收，我也想去办执照，可打听了好几年，根本办不了。”而东豫盛再生物资回收市场的王总告诉记者，有时为了让东西到手，有些人夸大其词，哄骗卖主，压低旧货价格，把东西轻而易举占为己有；有的人甚至违法违规收购一些赃物。但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该归哪个部门直接领导，好像谁都能管得着我们，谁又都管不着。警察、城管、税务都和我们有关系，可谁都不能对我们全权负责。”
解读
据上海市社科院组织的“社会分层调查报告”显示，上海有近70万的从业人群是脱离政府管理范围的，他们大多从事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或突破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职业，成为城市人群的“灰色地带”，南京市也有近40万相似的人群。一些社会学者认为，城市管理政策的“高门槛”是催生“灰色职业群体”壮大的主要原因。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说，从城市政府角度而言，提高创业门槛，城市好看了，也好管理了，但什么都要大资本大投入，能进入创业门槛的往往都是有资产的群体，而很多跨不过门槛的人，想在城市里合法经营也很难，便容易走向政策、法规的边缘。
4 他们中“有手段”的人
凭借“空手套白狼”的绝技，频频往来于各种交际场所，牵线搭桥、坐收渔利。这些人做的是只赚不赔的生意，他们的最高境界就是“名利双收”。
近年来，一些酒店采用“酒水招标”的形式采购酒水，也就是将所有酒水的供货权通过竞价招标的形式包给外界的竞标人，再由竞标者将白酒、红酒、啤酒、饮料分类后组织货源，向相应的供货商待价而沽，因而衍生出“酒水掮客”这一新的职业。
一般来说，酒店所需的酒水、饮料往往多达百余个品种，自从有了“酒水掮客”后，他们与酒店或者酒吧、酒水供货商形成了一条利益链。酒店或酒吧提供场所，一切经营风险都转嫁给“酒水掮客”和供货商，酒店和酒吧只需坐收渔利，做的是只赚不赔的生意。“酒水掮客”利用承包过来的资源，垄断经营赚钱。而供货商也看中了这个市场，想借此保证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有了“酒水掮客”的参与，大多数的酒业经销商销售成本也跟着“水涨船高”。酒水进入酒店或者酒吧后，价格陡升，一瓶市场上只卖五六十元的白酒，到了酒店或者酒吧里，身价就会翻番。出于成本的考虑，经销商大多数以“开瓶费”为诱饵鼓励酒店服务员促销。在酒店，消费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你点了某个品牌的酒或饮料外，服务员会小声告诉你：“对不起，本店目前还没进这个牌子。”同时，服务员会极力向你推荐：“我们酒店有xx品牌的，这个产品质量、口感相当不错，您可以试试。”推销一旦成功，这其中的各个环节的高额费用，也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消费者最终成为买单者，他们的利益因此受损。
这种“酒水掮客”的存在，给酒水供货商带来了风险。如果“酒水掮客”一方违约，另一方权益则无法得到保障。有些酒水掮客在承包期内，收取了入场费后突然消失，给供货商带来了很多麻烦。这时，酒店或酒吧就以“只与‘酒水掮客’有约在先，而与酒水供货商没有任何瓜葛”为由收回供货权，而供货商如果想让自己的酒水继续在里面有市场，就必须重新交入场费。
解读
随着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灰色职业群体”继续存在的同时，一些依附于行业的新“灰色职业群体”应允而生。这些新事物尚未完全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之中，尚处于萌芽或无序阶段，这些人在服务特定人群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引发新矛盾。
此外，一些城市管理的不当也成为引发城市矛盾、利益冲突的见解诱因。如一些城市推广放心早餐工程，由于一系列“硬杠杠”，那些靠街头卖早点为生的下岗工人就可能面临重新下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甘心退出的经营户另寻门路、加入到“灰色职业群体”中，成为新的非法经营者。
5 他们中“有门路”的人
动用同乡或朋友的社会关系圈子，能使一种出厂仅几元的药品，卖到患者手中价格却增加了几十倍，这种情况大都是被称之为药品价格“灰色操盘手”的医药代表们暗中操作的结果。
药品从出厂到最终流入病人手中，一般要经过两个主要环节，一是以医药公司以及医药代表为主的流通环节，二就是以药店以及医院为主的销售环节，目前医药代表所起的作用就是将药品推销进医院，增大某一种药品的销量。而药品进入医院一般有3种途径：一是学术推广，多为知名企业采用；再是公关，主要对象为一般药品；最后是招标形式，主要对象为普药和医保用药，最主要的途径是采用公关的方式。
有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药厂6000多家，各医药公司为了争得这块肥肉，都培养了自己的销售人员，这些销售人员就是医药代表。因此，一个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流动于医院和制药企业之间，将药品顺利推销到医院，增加其销量。
王华是一名女医药代表，踏入此行已有4年有余，平时忙于与医院、药店之间的周旋。她向记者介绍说，一种新药生产出来后，医药代表首先通过自己建立的关系，向医院相关科室负责人推荐，在取得信任和许可后，科室负责人将清单交给药剂室，药剂室负责人再把它提交给药审委员会决定。医药代表在公关过程中要让药品成功地进入医院的药房，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公关费用，而这公关费用就是回扣和提成，按医院级别分类，进入三甲、三乙的费用就要比二甲、二乙要高。
医药代表的工作类似一种专业的学术推广，他们具备医药常识，懂政策法律、会交际，和医院以及医生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医药代表的存在，是这个行业市场化的结果，与市场竞争的加剧有关。但因为这个市场缺乏监管，加上医药代表素质参差不齐，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手段粉墨登场，有的甚至采取贿赂手段打通关节，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造成药价虚高，导致医药代表声誉日渐下滑。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已抹上灰色，偏离了正常轨道。
呼唤公平竞争规则 降低城市创业门槛
一直关注并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央党校哲学博士杨勇分析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之所以存在大量诸如黑车司机、拾荒大军、“医托”、“号贩子”，“酒水掮客”等城市灰色职业群体，主要根源存在于政府和个人两个方面。适者生存，这是一种游戏规则。然而，由于市场准入标准过高，限制了许多人能力的发展，即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由此，许多人迫不得已采取了一些不合法也不道德的手段来生存，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灰色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灰色职业群体的出现，使个人有了更多施展自己能力的机会。但不可忽视的另一面是，灰色职业群体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黑车、办假证或者卖假发票，搅乱了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等，这种情形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结果只能是削弱国家的实力。
政府部门如果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很难达到根治的目的。比如公安部门虽然屡次打击票贩子高价倒票、卖假票等违法犯罪行为，但倒票者依然存在。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灰色职业群体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呢？杨勇博士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因此，首先需要政府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给每个人以同等的建功立业机会，给予每个人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制度规章、法律法规，形成市场体制的用人标准，即凭能力本位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平等公正的和谐社会。其次，降低城市创业门槛，实行更加人性化的就业管理政策，让低收入人群有宽松的自谋职业环境。而对于个人来说，应该根据自身特点，树立凭能力合法干事业、干成事业和干好事业的思想观念，寻找适合自己的切入点，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这样，通过勤奋努力和素质提高，才能在公平竞争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有所作为。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