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长三角“十五一”7宗“最”(5)
求解长三角“十一五”七宗“最”⑤
中国最活跃的经济版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央行二总部落户上海，所有这一切都为“十一五”期间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十一五”期间，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能否打破大区行体制束缚，一体化之路能走多远 。
“如果央行职能部门的分拆，是出于服务现有市场的初衷，此次行为具有非常的意义。”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张纪康就去年8月初就央行二总部落户上海一事发表意见称，“但如果是为了促进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金融发展，央行应该把货币决策部门放到上海来才更有意义。”
张纪康的遗憾所对应的事实是央行机构设置的尴尬：长三角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作为行使央行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却在这里有两个大区行——南京分行辖管安徽、江苏，而上海分行则分管上海、浙江和福建，完整的市场被割裂成两块。
大区行体制遭质疑
为什么在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的长三角地区分设上海、南京两家大区分行呢？难道它们的"地域经济相关性"还不够吗？
2004年年末，央行上海和南京分行宣布正式建立长三角金融联动合作机制，下发了两家分行如何开展交流与协作等问题的会议纪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告诉记者，“长三角金融联动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实际的联动刚刚开始。”
事实上，关于大区行体制合理性的议论自1998年央行机构改革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更是反复聚焦在上海、南京两家大区行上，即，为什么在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的长三角地区分设上海、南京两家大区分行呢？难道它们的“地域经济相关性”还不够吗？
“沪苏浙原本是一个整体，分设两个大区分行，等于把长三角一分为二。”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教授并不掩饰其不满。而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杨建文更是反问道，“上海与福建经济联系紧密还是与江苏联系紧密？苏州与上海经济联系紧密还是与南京联系紧密？”
这种行政壁垒所带来的影响很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如上海银行早在2002年就将跨区域发展列入2003年计划中，但直至去年年底，该行申请设立宁波分行方始获批。很难说，这一等待过程是否就有分头监管的影响在里面。另据业内人士透露，上海银行还曾打算在江苏和安徽设立分支机构，但这两地属于人行南京分行管辖，考虑到监管的关系，后来才决定在浙江宁波(属于人行上海分行管辖)设立分支。
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对金融一体化形成“倒逼”，反过来说，就是由于金融联动的滞后，遏制了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据统计，上海对外省市区投资总额中，在苏浙的投资占63%；苏浙企业在上海的投资也占了两省对外省市区投资总额的31%。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中的金融联动策略研究》的作者之一葛祥指出，“如果不能提供很好的跨区域金融服务，企业的跨区域投资就无法正常进行，财务成本就要上升，效益就会下降。”
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冯文伟教授则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谈了他所感受的危机。他认为，现在离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最后期限已经很近了，大量外资银行已经等在了门口。一旦它们进入，而国内的金融机构如果还没准备好，或者说还在搞区域封锁，其结果可想而知。
地方利益难割弃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推进的最大困难，还是各方的利益不好协调，尤其牵涉到地方政府和利益各方时，矛盾更为突出。几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并购重组涉及的股东较多，各方利益的均衡点恐怕很难找到。"某银行高管显然对此甚是悲观。
除了上述金融管理体制的障碍外，阻滞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元凶”更在于无处不在的地方利益间的矛盾。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原秘书长朱德林说，“最大的原因在于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干扰，只要一深入，就会碰到地方利益。”
冯文伟则无奈地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他向记者坦承，自己逢会必为区域金融联动鼓与呼，但每次都会受到“攻击”，这是由于金融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一些地方政府会有意无意地限制本地资本的流出。“他们说这是在为上海说话，因为一联动，资金还不全跑到上海去了？”
除了频繁遭遇所以表现也最明显的异地贷款问题，地方利益的掣肘还表现在金融机构间的合作、联合、购并。关于这一点，城市商业银行的境遇最为尴尬。
“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发展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大致在8%至10%左右。一旦达到这一数字，城商行很难再有大的突破。”上海银行研究部张吉光分析说，“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资金的跨地区流动日益频繁，而这恰恰是城市商业银行的软肋，从而造成城市商业银行大量客户流失。这也是很多企业在规模较小时与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关系非常好，而一旦这些企业做大，实现跨地区经营，往往就会与城市商业银行分道扬镳现象的最好解释。”
针对这一瓶颈，张吉光认为，城商行实现跨区域经营的形式并不仅仅局限于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以相互参股、控股、交叉持股、兼并收购等方式进行的联合经营也是实现形式之一。
但是目前来看，城商行的联合之路困难重重。譬如说，上海银行就曾试图跨省收购马鞍山市商业银行和芜湖市商业银行，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不好协调而放弃。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推进的最大困难，还是各方的利益不好协调，尤其牵涉到地方政府和利益各方时，矛盾更为突出。它和国企收购改造中有行政力量干预不同，几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并购重组涉及的股东较多，各方利益的均衡点恐怕很难找到。”某银行高管显然对此甚是悲观。
这位人士进一步分析说，“目前各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任命均有所在地的市委组织部参与。一旦联合经营后，人事任命由谁负责？此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每年对地方财政的贡献都不小，联合经营后的税收如果归总行所在地所有，会不会对地方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地方项目在城市商业银行联合经营后，是否要经过总行审批？这样是否导致贷款项目更难获批？”
央行二总部促协作
二总部的设立并落户上海，更使得上海分行与南京分行间的协调具有更高层次的推动者。周小川也明确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她所承担的国家战略级重任。
去年初，央行上海分行行长胡平西即表示：“今年人行上海分行将与南京分行探索推动金融一体化。”而在其后，二总部的设立并落户上海，更使得两大分行间的协调具有更高层次的推动者。
“建设国家的金融中心，是超越城市利益和区域利益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二总部挂牌仪式上指出，央行肩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金融市场、金融稳定等职能，必然围绕金融中心来改进职能，“因此，上海总部应运而生”。很显然，在这段讲话中，周小川再一次明确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她所承担的国家战略级重任。
此前，上海已经形成了外汇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银行间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黄金市场、钻石市场等金融市场，央行上海分行实际上承担了监管这些全国性金融市场的责任，而央行二部的应运而生，得以将原来上海分行对这些全国性金融市场的监管责任平滑转移到总部。
央行上海分行某不愿具名者表示，上海分行行长胡平西兼任上海总部的副主任，意味着上海总部与上海分行之间既独立又互相渗透的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二部肯定会对上海分行的部分机构进行撤并。“或许正是看到了长三角金融联动的大势所趋，央行此次在二总部与上海分行的领导人员安排上打了提前量”。
而据朱德林介绍，早在央行大区行设立时，上海就有想法，欲成为央行市场运作的中心，成为“准央行的总部”，而非大区分行。
二总部的分立圆了上海当时的梦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王召认为，中央一直把上海看作中国未来的金融中心，甚至是世界性金融中心。上海和纽约在本国的地位比较类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这个联储系统里确实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突出央行上海分行的位置——这种意图通过设立央行二总部的形式凸显出来。
很显然，央行二总部带来的并不只是一家副部级的官方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教授预测道，“央行二部在上海设立，将促使上海金融产业链发生很大变化，四大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将陆续把资金营运中心移至上海，一系列金融中介公司也会随之而来。如评级公司、股权托管公司、资产证券化公司等。这些都将对整个中国金融市场布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前，在市场的引导下，以资产为纽带，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商贸、金融、旅游、基础设施、政府方面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首先要成为区域金融的中心，依托长三角整体发展是苏浙沪三地的共同机遇。”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吴光伟告诉记者。而由他完成的《长三角资金流动调查报告》显示，长三角苏浙两省的巨量资金呈阶梯状向上海流动，“但问题是，相当多资金以存款形式留在上海的银行体系内，难以以信贷方式回流到苏浙的经济体中去，资金对经济要素的催化和推动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经济环境决定金融环境。上海银行研究部浦根祥认为，从全国范围来讲，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环境较好。同时，上海在国际交流方面历来就很有优势，这种优势称之为禀赋资源。因此“上海在发展金融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资源，央行在上海设立总部正是要利用这个资源”。
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陈浩、姚星垣执笔完成的《杭州城市金融竞争力与辐射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分析》报告亦显示，目前长三角16个城市的金融实力大致呈现3个层次，其中上海为金融第一层次，杭州、宁波、苏州与南京为第二层次，其他11个城市列第三层次。报告还显示，上海的金融辐射范围“至少在地图的直线距离上覆盖了长三角大多数城市”。
市场机制待强化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真正确立，最根本的在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当前，商业银行、股票市场、国有企业等体系都还处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市场在诚信方面、监管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而央行二总部移至上海对于宏观金融体制的改变并没有实质性影响，因此上海成为金融中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不过对于二总部的作用也不宜作过分的夸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华民教授认为，尽管央行在上海设立二总部对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也不能过高估计其中的意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真正确立，最根本的是在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当前，商业银行、股票市场、国有企业等体系都还处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市场在诚信方面、监管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而央行二总部移至上海对于宏观金融体制的改变并没有实质性影响，因此上海成为金融中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易宪容表示出了类似的谨慎。他告诉记者，上海如果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在于央行二总部的落户，更重要的还在于上海本身的努力，在于上海是否能够为全国、为世界金融机构进入提供所必须的优质服务。
“一个地区究竟能否成为金融中心，关键是要看是否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条件具备了，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健全的金融法规和管理制度，实行较宽松的金融管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通讯设备良好，足够多的金融专业知识丰富、通晓国际语言的专业人才，等等。”
除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外，中信实业银行南京分行行长焦世经也另将阻碍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的主要因素归结为三点：
一、央行的大区行管理体制；二、地方政府影响商业银行运作的问题远未解决；三、金融机构本身的管理体制也存在问题。
但是不管怎样，毕竟，通过二总部落户上海，实现后者与国内其他金融中心的功能划分和优势互补，进而奠定上海在金融中心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将会成为上海金融政策的全新取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博士指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采取的是不主动损害其他地方的现有利益，从我国金融服务的增量中寻求最大的份额，再由市场去决定存量调整的策略，“而央行二部，就是增量决定存量的产物”。而这在杨建文看来，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上海一家的事，需要长三角共同打造”。
来源： 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