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教父”们留下了什么？
英特尔前任总裁安迪·格鲁夫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以这句触目惊心的话为题目的《格鲁夫自传》一度成为国内的商业畅销书。后来，格鲁夫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对这样的表述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一种曲解，其实他的原意是：任何成功都来自于对某种极限的突破。
格鲁夫的身影已然逝去。留在人们脑海中的，是那个从纳粹铁蹄下逃生小男孩的苦难遭遇，以及他后来在新大陆开创的芯片工业。微处理器的性能仍然遵循着摩尔定律，维持着每18个月增长一倍的速度，但那些教父级的商业领袖们，永远都无法摆脱生命的极限。而我们身边，由于在转型体制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太多“晚节不保”的企业家，进而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20年来的市场开放所重新唤起的商业精神，无非是一种不择手段的赚取私利的贪婪。“教父级”的商业英雄果真只留下这样尴尬的遗音吗？
英雄的失落还源于新生代的崛起。当西装革履的“海龟”们怀揣着用英文写就的商业计划书开创所谓新经济的时候，“教父们”曾经不屑一顾。然而，丁磊、陈天桥之类的新新商业领袖仿佛在弹指之间就缔造了辉煌的商业王国。高学历背景、系统而规范的管理思想、精巧而富有想像力的创业构想以及温和近人的公共形象，使得他们迥别于那些过时的老先生们，商业社会的规则似乎也突然变得文明而清爽起来。
系列电影《教父》中不断重复着一个道理：不论时代发生怎样的改变，黑社会遵循的永恒铁律就是人性之恶和以血还血。莫非在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中，的确会演绎出不一样的故事来？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事实上，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士认为，在新的商业社会中，企业的发展已经逐渐从依靠直觉、依靠企业领袖人物个人魅力，以及不规则的出奇制胜和非理性竞争，过渡到注重战略和管理、发挥团队力量，依靠系统优势取胜，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商业竞争中利用信息不对称占据优势资源的本质，不能改变在资源争夺过程中必经的血腥淘汰阶段。
如果再把视野放宽到全球化时代，企业间的竞争已经逐渐上升到国家间的竞争。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巨头已经实现联盟，无论在科技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后续的资本支持能力方面，中国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都无本质的不同，战争是显性的，经济制裁、金融战争、跨国公司并购等经济竞争则是隐性的，同样能够置一国于万劫不复之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想在全球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没有自己的看家本事是不成的，不能开创自己独特的竞争方略、不能树立“以我为主”的竞争规则，也是不成的。游击战中以弱胜强的原则更不能忘记，就是毛主席所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教父”们留下的遗产更多的是一笔精神财富。就像安迪·格鲁夫的“突破极限原则”应用在商业领域一样，在过去20年里，我国的老一代企业家和商业领袖往往都是在极端困顿的环境中崛起，险恶和残酷的环境磨砺了他们的性格，也缔造了他们顽强的商业开拓精神。用畅销书《狼图腾》中的话说，一个没有狼性的民族，必然会被狼吃掉。
第一代企业大多有旺盛的求生意志，在企业崛起之初，完全凭借灵敏的商业直觉，发现巨大的商机，完成早期的积累。而“商业教父”们的胆略和野心，更是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幸存的企业巨头们，虽然头上戴着荣耀的光环，可有几家没有在崛起过程中伴随着血洗他人？尤其是在近10年来电器制造业的更新换代，整个进程都伴随着杀机遍地和胜者为王。张瑞敏的海尔、李东生的TCL、柳传志的联想，哪一个不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冲杀出来？不论是在早期市场拓荒期，还是在未来表面上趋于规范和文明的全球化时代，企业作为竞争主体，其本质特征必然是狼性十足，否则就面临着被别人吞噬的危险。
对狼性最为推崇的华为集团老总任正非，20年前不过是一个流浪深圳的退伍军人。他在深圳创业初期，和父母以及侄子挤在一个小房间生活，在阳台上煮饭。经历过苦难而屈辱的童年生活，曾经挣扎在社会底层，这些促使中国那一代“商业教父”有更强烈的改变现状渴望，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冒险精神，由此催生出的原始生命力以及争强好斗的性格，恰恰成为推动其在商业上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
我们的时代仍然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在经济建设领域尤其需要一种商业精神的传承，而面临全球化的竞争，我们尤其需要继承那种强健而近乎野蛮的狼性精神。前辈们可能曾是“野蛮狼”，中国新一代的商业领袖绝不能因此裹足不前，妄图做“文明羊”，而应成为“文明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