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迷恋城市的作家们
编者按：他们是不同风格的城市题材作家，他们分别从新疆来到北京，从福州来到北京，从深圳来到杭州。他们写出了现代人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伤害。纵然对现实中的城市有千般埋怨，他们迷恋的题材、故事和全部的人间喜剧毕竟都在城市里发生。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邱华栋版城市
城市把人变成它的血肉
邱华栋很早就写过《沙盘城市》、《颤抖的
城市》、《城市战车人》等小说。他在新疆出生，武汉读大学，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一下子就在北京呆了10多年。他说对北京的感受一直在变，学会忽略种种不便，享受它能给予的一切。但跳出个人的生活，他对城市与人的关系却是极其悲观的，他说：“城市正在把人变成它的血肉，而人们正在义无反顾地走向异化的生活。”
《新周刊》:喜欢北京吗？
邱华栋: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城市，不太适合生活，交通不便，大量的灰尘和沙尘等等，但对一个作家来说，它还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这里有大量的信息、演出、聚会，有文化界的各种活动，还有我很多的朋友，朋友也是我之所以在北京呆下去的很重要的理由。到了北京，没过两年，所有的人都成了北京人。北京有一个优点，不以挣钱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有很多层面，有很多种活法。
《新周刊》:你对城市塑造得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部？
邱华栋:1999年，北京到处大兴土木，我那时正当记者，写了一本《城市地图册》的随笔。2000年，小说《花儿花儿》写了北京网络大潮时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大部分时候，城市在我的小说中是一个故事的背景，当然，小说中会写到很多的城市。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城市呢？
邱华栋：城市应该给人提供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基础，每个人都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场。我曾经在一个月里见了一百多位作家、评论家，我很难想象在别的地方能够这样。
《新周刊》:对城市厌倦过吗，想过离开吗？
邱华栋:在北京，生活非常不方便，一旦离开又觉得很想念；去到再好的地方，呆不了一个星期，又会想回北京。尤其是当你安了家后。
《新周刊》:有没有过一段时间离开城市的经历？去了哪里，多久？
邱华栋:有一次，我到新疆一个哈萨克族聚居的地方呆了一、两个月，每天就是去放羊，躺在草地上看看书，想象着自己就是一个牧羊人，很自在，很快乐。
《新周刊》:我们的城市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邱华栋:问题有很多方面，比如城市的建设。北京的城建是很大的败笔，城墙被拆掉了，不断地弄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很快又变成旧的。中国人太喜欢除旧迎新，其实首先应该做的是把旧的东西保存好。一个城市在视觉上会给人的心灵造成压力。走在北京的街上，你会看到很多奇怪的建筑，有的像土地爷戴着瓜皮帽，有的像太师椅，有的像土地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权力的压迫。到了广州，高高的尖细的建筑物是来自商业的压迫力；而深圳有很多高楼都镶着金黄色的玻璃幕墙，看上去很俗气，这是金钱的压迫。城市里的人正在不断走向被城市异化的过程。我去日本的时候，整天在街上溜达，那里很干净，很有秩序，但我觉得那里的人都有问题，看着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但人都躲进自己的内心，压抑，孤独，但不会诉说，只好下了班去声色场所，或者拼命打游戏机。
《新周刊》:可是干净的、有秩序的城市往往会被视做文明的标志？
邱华栋:我有一个朋友从新加坡回到北京，看到街上有人大喊大叫，他很高兴，觉得这才有生活气息。他觉得新加坡那种人为的整洁、有秩序对人是一种压抑，是虚伪的、病态的，其实有的时候，被看做文明的过程也是异化的过程。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个性的喧哗，但渐渐地，城市会让人不断地异化。
《新周刊》:这种异化是可逆转、可缓和的吗？
邱华栋:城市具有巨大的物的属性，人创造了城市，但个体生命渐渐变得无能为力，生活被城市主宰。工作在市区，住在郊区，每天花几个小时在路上。城市就像机器，吃掉人，把人变成它的血肉。好莱坞的很多电影描述人被机器统治，这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城市的钢筋水泥是没有亲和力的，而人和没有生命的东西朝夕相处，就像是在慢性自杀，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像待宰的兔子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或者知道也无能为力。
北村版城市
城市都叫樟板，乡村都叫杜村
两年前听过北村的演讲，那时他留着大
胡子，说话语速很快，热情洋溢，很明显地感觉到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最新的作品《愤怒》讲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在被迫闯入城市谋生的过程中历尽苦难与挫折，在城市暗藏的罪恶渊薮中沉浮抗争，经历了巨大的悲伤、巨大的绝望，这部探求城市真相的小说被作家余杰称为“惊心动魄之至”。他还留着大胡子，但当我们谈起城市，谈起他作品中的樟板和他生活着的北京，他说：愤怒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快乐起来的理由。
《新周刊》:陆陆续续读过你的《周渔的喊叫》、《强暴》、《武则天》、《玛卓的爱情》，直到现在的《愤怒》开始把城市当作描写主题。《愤怒》中所描写的城市有明确的指向吗还是就是城市？
北村:我是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城市的。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城市化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一些酒吧、景观、SHOPPING MALL的堆积。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不能由这些来判定，不能由一个国家有几个大城市来判断，而是应该由居住在里面的人来判定：它是不是开放的、自由的、讲究人权的、适合生存的。城市不应拒绝外来者。我的小说中讲到城市对李百义的伤害，做工得不到工钱，争取物质生活的权利都没有，说明我们的城市存在着很严重的道德问题。
《新周刊》:《愤怒》里的主人公不断地被城市伤害，但他并不想放弃城市，为什么？
北村:他不离开是因为想争取物质生活的权利。城市里生活的人能否享受到他们应有的权利(精神权利和物质权利)、能否自由地迁徙，是评价一个城市的标准。对城市定位不准确会酿成罪恶，而我小说中写的就是这种罪恶。
《新周刊》:从居住者角度，你怎么看待城市？
北村:这是个无奈的容器，我在此生活是因为无奈。我没有享受到任何物质上的舒适，但我能在这里感受到我们国家时代的脉搏，变化中的人和事，人和人交往中的生活。从情感上来说我一点都不喜欢高度密集的城市空间，高度工业化的城市。
《新周刊》:有没有过一段时间离开城市的经历？多长？去了哪里？
北村:有的，其实我现在就住在郊区，城市的边缘，有的时候我会跑到乡下呆一两个月安心写作。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更喜欢生活在湖边，盖一个房子，我不羡慕城市的物质生活。
我曾经有一次去厦门，到离金门很近的小嶝岛住了一夜，晚上，我们坐在岛上喝茶，吹着海风，非常宁静，那是一种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感受到的宁静，你能感觉到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新周刊》:什么让你无法离开城市？因为作家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很自由的职业。
北村:作为一个作家，我不可能真正地远离城市，远离了城市，我虽然依然有思想，但是却没有了事实。在北京，我能享受到最多的资讯，我能摸到这个国家发展中的脉搏，我能感受到它很深切的波动。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很多真实的故事，我小说里写的很多都是真实的故事。人在城市，你的心可以远离它，身体的离开并不是本质的。
《新周刊》:你喜欢的城市是怎样的呢？
北村:首先它要是人性化的，而很多城市都不适应人的属性。比如北京，这个城市缺少分割的道路系统，都是大一统的环线。一个城市的道路规划不能过于庞大，大而无当，所以在北京生活很久的人对这个城市都没有认同感。这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概念城市，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它发出的这个信息是虚空的，只是概念上的，不是真实的。城市里自然的因素不能被抛弃，人不能整天只跟人的创造物，钢筋啊、水泥啊在一起。一个城市一定要有传统，对传统的缅怀是一种遗产，它一定要有生命的遗迹，精神的遗迹，不能是断裂的，没有来由的。北京几乎已经没有传统，反而是西安这些城市，因为没有那么多机会和资金建设才被保留下来。这真是一种悲哀。
《新周刊》:会在以后的创作中更多地涉及关于城市的主题或者具体到某一个城市吗？
北村:在我的创作中，城市都叫做樟板，而乡村则叫做杜村。
《新周刊》:这样的称呼有特别的含义吗？
北村:没有，就是这样的安排的，可能是一种寄托吧。不过，在我写城市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将北京当作了典型，它是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典型，集中了一帮莫名其妙的特点。长期的城市生活让我们离开自己的本质，人们违背自然的作息规律，在黑夜的城市角落里，像悄无声息的狐狸一样在漫游。
《新周刊》:现在的人和城市是怎样的关系？
北村:城市控制了人，但是是人赋予了城市这样的权利。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在规划安身之所的时候，过于追求庞大。在美国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人并不快乐，反而是一些中小城市、城镇，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中国情况又有点特殊，因为中国的农村太落后，但一些中小城市格局还是不错的，不过喜好和需要终究是有区别的，生活总在别处。生活在城市，愤怒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快乐起来的理由。
慕容雪村版城市
我只对单个城市感到厌倦
他是一个城市爱好者，他喜欢有趣的城
市。这种有趣体现在城市的每一个细节，可以是一句成都俚语，可以是深圳的一次小赌，只要足够丰富，只要能让他觉得陌生。他像候鸟在城市间自由迁徙，成都，广州，深圳，杭州，还会有更多的地方。因为他享受做一个城市旁观者和独身主义者。
网络写手慕容雪村相继推出的长篇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引起了轰动，随后各BBS和文学站点上出现了大量带有城市名称的小说。
《新周刊》:你对你所书写的城市足够熟悉吗？
慕容雪村:很熟悉，因为我在这些城市生活过，我在成都生活了3年，在深圳也生活了3年多。如果写广州我也能写出来，尽管我现在在杭州。“成都”那个故事可以发生在很多城市，但“深圳”那个故事现在只可能发生在深圳。
《新周刊》: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城市？
慕容雪村:我去了国内的很多城市，还有国外的一些城市，我喜欢那些有趣的城市，一个城市的语言、人的行为方式、饮食习惯，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我现在住在杭州，但我并不怎么喜欢这里。我喜欢成都，一到冬天出太阳的时候，杜甫草堂，武侯祠就会有很多人在晒太阳、喝茶、聊天，没事可以坐一天，还有那些长嘴的茶壶，我觉得这些有着很浓的生活气息，而且成都的语言很幽默，记得有一次在成都听到一个小伙子说：“在成都，老子想打哪个就打哪个；到了广州，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我觉得很有意思。深圳也很有趣，这个城市充满了无数种可能，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晚上，公园里，有人在跳舞，有人唱京剧，有人玩点彩头很小的赌博，当然还会有很多不能见光的东西，但是这里的生活绝对是丰富的。
《新周刊》:你的人物的命运更多的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人物自身性格的悲剧还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充满欲望的城市？
慕容雪村:我觉得更多的是与主人公的性格有关，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当然，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有意为之给他们安排另外一个结局，这些都是可能的。至于悲剧，我觉得在小说创作中，悲剧是1/2的可能。
《新周刊》:你认为城市有鲜明的性格吗？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鲜明的个性如何保持呢？
慕容雪村:城市之间肯定还是会有差别，尽管很多人批判越来越相似的城市和越来越同质化的生活，但这种批判不应变成一种对便利生活的排斥。比如到处开店的肯德基、麦当劳，当没有更好、更便利的东西取代它之前，肯定还是会这样。
《新周刊》:在城市生活，你最享受什么？
慕容雪村:最多的还是城市里的这种便利。
《新周刊》:有没有过一段时间离开城市的经历？去了哪里，多久？
慕容雪村:基本上比较少，我会偶尔去一些偏远的地方，但都很短。有一次在丽江呆了20天，还有一次在普陀山呆了很久，2个星期，其实时间不长，但是住在山上，你会觉得时间很漫长。此外还去过千岛湖，去岛上住过一个礼拜。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人和城市的关系？
慕容雪村:城市是一架巨大的机器，社会整体的运转带动人的运转，你不得不服从你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因为你是这个结构上的一环。我也上过班，当过城市白领，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服从你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这是在城市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
《新周刊》:有没有对城市感到厌倦？
慕容雪村:我只是对单个城市的生活感到厌倦。我喜欢陌生的地方，我觉得在一个城市住久了，每天经过熟悉的街道，遇到你好像曾经见过的人，但你们从来没有打过招呼，没有说过话，没有交谈过，这是很可怕的，你会觉得生活逐渐变得冷漠，而你会慢慢地对这种冷漠习以为常。所以，我总是会在一个城市生活几年以后就离开，重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样我才能自始至终地保持生活的热情。
《新周刊》:但是一般的人很难做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尤其是当你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就会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
慕容雪村:当然，很多人都这样，但我现在就是很自由的状态：写作，而且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所以，尽管在城市，但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旁观者。
《新周刊》:有你最喜欢的城市吗？
慕容雪村:我喜欢陌生的地方，所以我最喜欢的肯定是我还没去过的那个城市。
《新周刊》:你的下一篇小说准备写哪个城市？
慕容雪村:我的下一篇小说里不仅没有城市，连人物也都没有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