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历史: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
尽管突变性只是历史这幕戏剧的客串演员，但它们往往光芒四射，令人难以忘记。毫无疑问，总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时期，它们所蕴涵的变化、指出的方向，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路线图。19世纪70年代前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时刻，它标志着现代国家崛起，伴随着物质与技术能力迅速增加，政府在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支配性，它们收税、创办公共健康系统、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推行普及教育、拓展对外贸易空间、建立工厂、招募更多的军队、积极展开外交行动、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俾斯麦所领导的德国，是这种转变中最突出的例证。
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总是令人趣味盎然。差不多在同一时刻，中国与日本也都进行了类似的转变，但却通往了不同的方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统治者是同治皇帝，他在1861年即位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骄傲的中央帝国就在蛮夷面前倍感屈辱，而一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则将帝国推向了破产边缘，在这种空前的危机前，一群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以称作杰出的精英人物，正希望推动一场变革。
而与此同时，在一位思维尚不清晰的日本少年天皇明治的周围，聚集起了一群反对幕府的年轻人。在1868年之后，他们一面清除国内骚乱，一面重新规划国家的未来。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到来结束了日本的封闭，而一直作为日本的学习对象的中国则在之前就暴露了弱点。日本这时需要一张新的路线图。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前者的失败与后者的成功？这个疑问至今仍争论不休。它们的方向都很一致，都是国富民强，都将军事力量与工业力量放在了率先考虑的位置，领导者也都是一时之俊杰。在中国是奕忻、曾国藩、张之洞与更年轻的李鸿章，距离他们不远处还拥有郑观应、王韬等引进新思想的人物；在日本对应的则是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他们周围同样有一群像福泽渝吉这样的思想家。
比起明治维新在世界史上获得的卓越地位，被历史学家们称作“同治中兴”的这段中国历史常常被习惯性地视作可以被忽略的失败努力，它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黑暗中国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然而耶鲁大学天才而又早夭的历史学家芮玛丽（Ｍａｒｙ
Ｃｌａｂａｕｇｈ Ｗｒｉｇｈｔ）在她的著作《同治中兴》中，却提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结论，她相信同治中兴中那一代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成功，至少使清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根据历史的记载，一些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前往过中国与日本的人都相信，中国更有可能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获得成功，因为他们似乎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现代军事与工业的建设上。
“‘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芮玛丽相信，这场运动的失败在于，这些杰出人物试图把近代国家的形态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当他们越努力试图为中国引入新的技术时，越自觉地从传统中寻找依据。技术与物质上取得的某种成功，不是用来为中国展开一个新旅程，而是加强了旧有的逻辑。所以，这段被称作“中兴”的历史，恰到好处地回到了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的框架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的种种努力，包括现代的邮政系统、强大的北洋海军舰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企业，都像是覆盖在中国社会表面上的一层皮，它们只是强化了保守者固执的信念。
尽管明治维新也存在种种弊端，它开拓的畸形改革也与后来军国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最终我们看到，日本的努力的确将自己推向了现代国家的行列，而当时的中国也许正是没有期待中的一场革命的到来，现状最终没有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