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农民甚于相信政府
中国古代皇帝把自己看作“天子”，把百姓叫做“子民”，给自己控制百姓披上了合乎神性（不是理性）的外衣，一晃数千年，神性外衣在辛亥革命中被剥了下来。
但神性外衣没有被真正埋葬，它依傍“计划经济”借尸还魂了。计划经济理论支持了一个更强大的政府，百姓处于更严格的控制之下，其中农民则是被控制者中最为弱小的阶层。计划经济如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同一场社会理想的试验，或者说是一种疯狂念头被付诸实施时的盲动。几十年试验下来，该聪明了吧？没有，至少是影响社会的主流力量还没有完全清醒，或者说大家在看着“皇帝的新衣”。人们继续对一个强大的政府（不是强大的国家）存有幻想。
几十年的农村发展证明了一个道理：相信农民应该甚于相信政府。为什么？简单的答案是，在农民自己的事务上，政府的官员不比农民更聪明。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只是在一部分公共产品的供应中无可奈何地选择政府。政府主要的力量应该集中于最基本的方面——维护社会的宪法秩序，即保障一切交易的自由、公正与安全。百姓赋予政府这个权利，不是因为政府的官员更聪明，而是政府的这种权利可能产生巨大的节约。但它拥有这种权利使我们不放心，因为它的这种权利使它的控制者们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随时有可能被滥用。我们相信农民，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唱高调，原本就追求发财致富，没有任何人比他们自己更关心他们。
但是，种种陈词滥调妨碍我们相信农民。
一曰农民保守。说农民保守只是城里人的无知。对于新鲜事物，城里人以所谓付“学费”来挑战风险；但对于贫穷的农民，风险是下月的食物、来年的活命。农民之“保守”是农民的智慧。
二曰农民处于所谓“马铃薯”状态，尤其不懂得与政府合作。农民曾经与新政权有过很好的合作，但在60年代以后我们做了许多愧对农民的事情，农民能不心存疑虑么？80年代改革农村经营制度，提高粮食价格，农民得到实惠，农民也自然与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到90年代，农村改革踏步不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真正的农业劳动家庭的收入出现绝对下降，农村社会关系复又紧张起来，农民又怎能对我们的政府官员继续信任。农民的信任问题完全来自政府方面。
三曰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我们早就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不支持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自主发展，想把它们控制起来；我们也早就听到一些地方官员说“村民自治选举”破坏了政府在农村的基础。其实，说轻一点，不过是我们的一些官员离不开控制别人的生活，一旦有人失去控制，心里就发虚，就要找个由头挽回局面。至于说到“社会稳定”，我这几年磨破嘴皮在诉说一个道理：社会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就稳定。农村更是这样，社会联系弱的农民从来就是政治谣言蛊惑煽动的对象。我的看法是，谁反对农民组织起来，谁就是不要社会稳定。
教条似乎来自愚昧，但真正支持教条的是现实利益关系。农民组织的发育意味着重新调整农村权威关系，既定的利益集团一定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一切语言文字上的概念与符号不过是利益的文化包装而已，所以，我们决不幻想那些教条在一朝一夕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词滥调总归要被抛弃，不过这主要不是学者们的功劳，而是农民自己的行动。在这一期的《南风窗》上，记者章文和高罗胜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农民自己能够组织起来，能够通过联合来扩大自己的利益，甚至能给自己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良好制度。这是一篇需要那些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再三捧读的报告。
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兴起和发展远远超过自己的经济意义，提出这一判断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大的发展背景的认识。
我以为当今中国农村有两大事件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并对中央政府形成巨大的（宪法层面）上的制度改革压力。
第一个事件是农村市场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大转移。中国农村的市场化改革曾经走在城市前头，但90年代基本停滞了。最近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首先是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城市化，并将逐步具备公正的内涵。市场化的进一步诉求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这将是宪法层次上的改革。
第二个事件是农村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选举制度。我一再认为中国农村发展最重要的是市场化，但从不否认农村自治选举的意义。对于今后的发展，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民主不等于选举，更不等于自治。民主的基础之一是社会拥有强大的协商与妥协机制。据我的调查，农村自治选举越是被农民认真对待，就越是显示着激烈的冲突。农民对当选村长的第一诉求是“查帐”，极而言之，这意味着农民要对数千亿元村级债务讨要个说法，还要对以后的利益做重新分配。在我的有限调查中，没有看到就这一问题做协商的可能性。
这两大事件相互影响，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旋律。但这种剧烈的结构变化能不能有序地进行，能不能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却是人们所不能不担忧的。我们不赞成革命，因此我们希望在结构变革中出现“润滑剂”或“稳定器”。在我有限的知识里，这种稳定器正是农民的组织，并且首先是农民的专业经济组织。
经济组织的发育较之政治组织的发育更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第一，经济组织的领袖一般拥有较多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知识，与其他社会力量容易谈判、妥协。第二，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较为和缓，会使重新“切蛋糕”的社会变革过程不至于采取激烈的社会形式。第三，经济组织通常与政府部门在人员方面有相互渗透，利益联系多，信息充分度接近，与政府的合作较政治组织更为容易。
当然，农民经济组织一旦发育起来，说它就是农民利益的当然代表，未免离谱。但农民经济组织毕竟与普通农民的关系更近，农民组织的运作方式的选择将有利于克服它的毛病。伴随城市化过程，普通农民的经济地位将逐步提高，农民经济组织将更多地体现服务精神。实现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仅仅有时间是不够的，高层政府必须为农民经济组织的发育大开绿灯。政府应该相信农民自主经济组织甚于相信自己，主动地减弱对农村社会到控制，逐步实现农民中介组织对农村社会的管理与协调。越是相信农民，政府就越可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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