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再谈合作的发生学
2004年8月27日，《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的研究论文，通讯作者是与桑塔费学派关系密切的奥地利学者恩斯特·费尔。
从1995年开始，费尔成为芝加哥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偏好与社会规范演化”研究项目的核心成员。在这一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内，费尔教授发表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报告，并且定期到MIT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讲授他的偏好演化的实验理论。
这一系列经济学实验，应当从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史密斯教授1997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开始介绍。在那篇报告的后半部分，史密斯介绍了他指导下的“最后通牒”博弈的三类实验结果。
所谓“最后通牒”博弈，是一种最简单的二人游戏，按照这一游戏的规则，指定一人扮演角色“甲”，另一人则为角色“乙”。游戏规则还指定一笔“赠款”，例如，10美元，在甲和乙之间加以分配条件是，甲和乙必须一致同意甲提出的分配方案，如果乙拒绝了甲提出的分配方案，那么，这笔赠款将被收回，即甲和乙“颗粒无收”，如果乙同意了甲提出的分配方案，那么，赠款将按照甲提出的方案加以分配。这样，博弈的第一阶段，甲对乙提出分配赠款的方案，例如，30％给乙，70％给甲；在博弈的第二阶段，通常在限定的时间内，例如，15秒的“考虑时间”， 乙拒绝或同意甲提出的方案。然后，主持人宣布双方所得款项。
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规约一切具体经济行为的是所谓的“合同”，它更贴切的汉语表达其实是“契约”。任一契约，签订之前当然会发生签约各方的收集、交换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许多学者把这类成本叫作“事前”交易费用，以便与“事后”的交易费用相对照。
事后交易费用则指一切用于监督和执行契约的费用，这些费用在我们周围最为显著，原因之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守信用”的人太少。可是，对充分理性的当事人而言，事后的交易费用当然应当在事前就加以评估，因为经济行为的理性化要求总费用最小。所以，事后的费用太高，足以导致大批原本可以成交的生意做不成。这一现象被称为“市场萎缩”，其实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所致。这些道理，我在其他地方讲过，此处不赘述。
我以前还介绍过契约的三类监督执行方式：(1)第一方监督，即良心或各种自律机制；(2)第二方监督，即利益相关各方之间相互的监督和惩罚机制；(3)第三方监督，即利益无关者对契约各方的监督和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机制。
相应地，契约的事后交易费用，可以分解为上列三种：(1)由于预期了违约行为而导致良心不安，从而不愿违约，这相当于契约有较低的第一方监督费用；(2)由于害怕对方的惩罚而不愿意违约，这相当于契约有较低的第二方监督费用；(3)由于害怕利益无关者的惩罚而不愿意违约，这相当于契约有较低的第三方监督费用。
以上分类，要求控制“细节”，例如维持“良心”或“法院”的费用等等，这些费用都应纳入监督费用。合作行为的发生学研究，最关键的环节是基于“演化心理学”的原理，解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因参与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为而获得的自我满足感。因为这类满足感不能从理性选择的原理逻辑地推导出来，顶多，对经济学而言，它来自我们固有的“偏好”。可是，偏好本身应当得到解释，应当有科学基础。费尔教授最新发表的这篇论文的贡献，就在此处。
他的实验，是从“最后通牒”博弈改造而来：只要取消“乙”对“甲”提出的分配方案的否决权，那么，“甲”就可以被叫作“独裁者”了。在独裁者实验中，费尔引入了“第三方惩罚”的观察方法：把独裁者游戏的旁观者(即受试者)放在PET(正电子脑呈像仪)里面，显示出那些因为“愤怒”而激活并最终获得“满足”的脑区。他发现，这一脑区的位置在人类的“哺乳动物脑”的深层，与负责“理性计算”的大脑皮质距离甚远。这说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类行为带给我们的满足感形成于至少600万年前，当时人类社会最需要的情感，是合作以及对不合作行为的惩罚——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