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权利
用这样一个标题，读者明白，是为了引起注意——文物的权利？有定义吗？在这样的询问之下，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此文的真正主题——未来人类有没有分享今天人类的文物的权利？如何维护这一权利？谁能代表和维护这一权利？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ஸஸ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由“阿罗－德布鲁”模型刻画，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配置资源的过程：任何一项资源，在恰当的权利界定之下，向能够实现它的最高价值的那些“时空点”自由流动。这一定义包含了一个有待定义的修饰词“恰当的”——legitimate，合法的、合理的、正当的、正统的、正确的。我总是倾向于用“道德合法性”来翻译“legitimacy”，以区分于“合法律性”（legality）。
ஸஸ除了“道德基础”问题，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上述定义还包含两个有待澄清的术语。
其一比较简短，就是“自由流动”的含义，在教科书经济学里，它意味着要素流动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有待澄清的术语则极不容易澄清，就是“价值”。从亚里士多德到小密尔，这是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导致了最著名的关于“水”和“钻石”的所谓“价值悖论”——水比钻石更有用，而钻石却是最昂贵的。
ஸஸ据斯密著作的权威编辑者坎南教授在《原富》（所谓“坎南本”）第一卷第四章脚注内的考证，以及1976年问世的格拉斯哥版《斯密著作集》两位同样权威的斯密编辑者的考证，这一悖论最早见于柏拉图的一篇关于人类语言的“苏格拉底对话”。可惜，我查找《柏拉图全集》最新的中译本，却没有找到。
无论如何，这一悖论导致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且应当是一切价值的衡量标准——水固然有用，如果不需要投入劳动，价值便很低；钻石固然没有用，惟其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故而价值很高。换句话说，存在着衡量一切价值的客观尺度。故而，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被归入“客观价值论”学派。
ஸஸ另一方面，早年深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小密尔在《政治经济原理》第三卷第一章开篇批评斯密在《原富》第四章里讨论“使用价值”时混淆了“使用”的两种用法，故而陷入“价值悖论”。
ஸஸ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家接受的惟一用法是：一物的有用性在于且仅在于它能满足人的欲望。一物对一人的价值在于、且仅在于要满足欲望所必须付出的艰辛——通过劳动或其他任何途径。换句话说，不存在衡量一切价值的客观尺度。这一思路，尤其在西方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之后，成为主流，叫做“主观价值论”。
ஸஸ一项文物，从“主观价值论”立场看，应当自由地流动到愿意为它支付最高价值的人（时空）那里（点），便是实现了这项人文资源的理想的市场配置。
阿罗在接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词里指出，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理论存在若干问题有待解决。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的经济学家注意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市场配置资源的完全竞争机制要求对任何一项事物——例如为“未来”的时空点提供人文服务的文物古迹，都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ஸஸ可是，阿罗说，在真实世界里，最发达的股票市场也无法提供任何一项金融资产在全部未来时空的价格。因此，真实的市场总是不很完全的，从而也就需要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补救，这一看法当然会被纳入所谓“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理论。
ஸஸ当市场缺失的时候，我们怎样衡量文物的价值呢？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为未来人类提供人文服务的文物市场的价格，只根据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物的市场价格，来判断它们的价值——相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中其他项目的价值，我们就可能严重低估了文物的价值。
竞争为什么可以导致效率？在“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里解释，是因为参与竞争的人数足够多。其实，在“一般均衡”和“社会选择”的分析框架里解释，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不同偏好在参与竞争。否则，例如，原始社群里的数量众多但偏好单一的人们，就应当能够有效率地配置他们的资源了。
ஸஸ可惜，经济学，至少是它的主流学派，至今假设人群的“偏好”结构必须给定不变，否则就难以保证一般均衡的存在。也因此，为了让足够多的不同偏好参与竞争，一般均衡理论就只能假设一切未来将要存在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偏好，都“已经”存在了。
ஸஸ在现象世界里，未来人类的偏好并非已经存在。为了应付这样的情况，我们只得求助于法学家。他们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位，德沃金，提出“认真对待权利”。基于上面讨论的经济学面临的困难，我们不难论证：社会之所以需要认真对待权利，是因为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期、无法测度、无法设计，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力在这些不确定性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于是我们承认一些初始权利，认真对待它们，决不轻易推翻它们，甚至把它们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就可能通过确立更多的权利，而减少未来世界的一些不确定性。
ஸஸ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未来人类对今天的文物的权利。可是，谁来代表他们行使这一权利呢？这是一个问题。■
【背景】 山西平遥古城墙坍塌
ஸஸ10月17日，位于世界遗产平遥古城南城门的一段17米长的城墙突然垮塌，由于这是中国境内世界遗产地发生的首次垮塌，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垮塌发生后，平遥县文物局将垮塌原因归结为古代施工中存在的质量问题，这一解释后来被一些媒体概括为“古代豆腐渣”工程，这种说法更是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垮塌隐患仍存
ஸஸ记者来到现场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十多天。垮塌部位的墙体已经被一块巨大的施工布围了起来，现场四周散落着滑落下来的墙砖，紧邻垮塌部位两侧的墙体也都被采取了加固措施。
ஸஸ尽管因垮塌带来的是是非非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在南城门附近的一些居民对当地文物部门事发后对垮塌原因的解释仍然耿耿于怀。当地居民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们的感受：“人家说是400年前的豆腐渣工程，还能成了400年以前的，那400年前就塌了。”
ஸஸ在与当地居民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南城门城墙的垮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他们的印象里，全长六千多米的平遥古城墙，看上去比南城门城墙更可能发生垮塌的地方还有很多。
ஸஸ而记者随后看到的一些现象确实也让人对平遥古城的安危产生了许多担心。记者看到，平遥古城六座城门之一的上西门左边的城墙上有一条裂缝，裂缝的宽度足以塞进一个拳头，而据当地的居民讲，这种裂缝存在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时间。除了裂缝以外，城墙墙砖遭风化腐蚀残损断裂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平遥，像这种墙体破损比较明显的地方还有很多处。
记者沿着平遥古城走了一遭，发现有严重裂缝或者年久老化的墙体不下20处，除了墙体本身存在问题，部分城墙周围的环境状况也令人担心，比如没有下水道等。
在平遥调查期间, 记者恰好遇到了在平遥调查垮塌事件的国家文物局调查组。10月29日，调查组在当地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公布了最终的调查结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说：“主要原因是地基出了问题。”另外，调查组也提到了文物部门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顾玉才介绍说：“这次垮塌没有突然的外力，它在这之前肯定有一些征兆，我们没有抓住，日常的检测和维修保养不够。”
巨额门票收入哪去了？
平遥古城之所以缺乏日常检测和维修保养，之所以有那么多明显存在垮塌隐患的地方却不去抢修，与目前平遥县确定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
在当地, 几乎所有的相关部门提到了缺钱。但据记者了解，2004年，截至8月份，平遥古城的门票收入就突破4000万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文物景点的门票收入都应当用在文物保护，那这些门票收入都哪里去了呢？平遥县财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说：“这个收入进了旅游公司。”
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公司，就是2002年平遥县政府出面组建的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帮助这家公司尽快成为带动平遥旅游产业发展的龙头，平遥县政府将古城旅游的经营权和开发权全部转让给了这家公司，其中就包括15家私营景点的经营权和包括古城墙、日升昌、清虚观、镇国寺、双林寺在内的五家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权。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顾玉才说：“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国有财产，它不得作为企业资本来经营更不允许它上市。”
其实, 不仅文物保护法明令禁止向企业转让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权，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18号文件也明确规定, 不得将世界文化遗产租赁、承包、转让给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经营。平遥副县长张文渊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平遥的这种做法与国务院下发的文件精神是不一致的，不吻合的。”
在平遥采访期间记者了解到, 把国有文物景点经营权转让给企业的做法给平遥古城的保护工作已经带来了些问题。以投入文物保护方面的门票收入为例，五个国有重要景点的门票收入一直是平遥古城所有门票收入的大头。但由于此前与政府有约定，2003年，旅游公司以国有文物景点转让金名义上交给县财政的钱只有300万元，其余的门票收入用在了返还私营景点和维持公司日常运营上。
尽管当地有关领导向记者表示将对目前的旅游体制做出有利于文物保护方面的调整，但如何处理与企业已经签订的合同，将会成为摆在平遥县政府面前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ஸஸ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介绍说，平遥古城墙和许多地方一样，包给旅游部门来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合同中确定旅游部门保护文物的责任，在经营中，政府应该进行检查和监督。但由于责任没有明确，旅游部门只从赚钱的角度出发，没有负起保护文物的责任。而文物保护部门却苦于没有维修费用，只能等待国家文物局下拨经费。如果在体制上理不顺，长此以往，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必然给文物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