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瘦身”与东方的“胖虚”
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
——托马斯·阿奎那
如果说，万贯缠身的比尔·盖茨尚能保持如此健美体型，是由于他及时采取了“瘦身”，那我们大腹便便的富翁们就未免太珍惜身上的每一滴油了。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作者手记
当代西方的“兼爱”意识
据了解，在美国，许多财产过亿元以上的家庭，决意让后代继承的遗产比例不过百分之十，且主要用于子女的购房和受教育，算做人生的“启动资金”罢，也就是说，要想靠父辈的基业享受“永逸”是根本不可能的。据美国《商业周刊》披露，微软创始人之一、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夫妇曾公开表示，留给家人的财产不会超过百分之一。而其现有的慈善捐款已高达两百三十五亿美元，其中以其夫妇姓氏注册的“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就主要致力于现代医学疫苗的普及工作。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为援助落后国家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该基金会仅2000年一年内，就捐出六十多笔款项，总额高达十四亿四千万美元，不但超过美国政府的同类捐助金额，而且占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同类捐款总数（约五十亿美元）的四分之一。去年，CNN的创办人特纳也向联合国捐款三千四百万美元，以弥补美国多年拖欠该组织的费用。
近些年，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尤其高科技产业造就了大批年轻的百万富翁，他们回馈社会的意识也空前高涨，与老一代慈善家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一样，密切关注教育、医学、文化等事业。尤其有着信息技术背景的新贵们，在捐款排名榜上更一直保持强势：盖茨居首，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夫妇居第二，戴尔电脑的麦克尔·戴尔夫妇居第七，MS的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居第九……之所以如此，除了信息产业的高回报率以外，更与他们的现代理性素质及其在当今世界产业结构中的荣誉地位有关。荣誉心理和榜样文化的激励，使得他们在社会义务与责任的承担方面也展开了一场伟大的竞争……资料显示，近十年来，美国慈善机构受赠的遗产额平均年递增百分之十五，仅2000年即达到一百二十亿美元。据统计，美国现有的三百二十万百万富翁中，已有六十多万人拟将绝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影视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和泽塔·琼斯在儿子的命名洗礼上，送出的就是一份特殊礼物：设立一个十万美元的小慈善基金会！在谈及对孩子的教育时，一位富人说过：“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露出一种从不为钱发愁的态度。”“这些钱是你的，可同时也是世界的。”如此，他们把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交到下一代手上……
按《资本论》的方式理解，这确乎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的价值系统和阶级语境中，“资本家”无疑乃“惟利是图”的代名词，而一个高度私有化的社会，亦必定人性险恶、世风龌龊、尔虞我诈、道德堕落……乍初，相信绝大部分同胞都会忍不住怀疑盖茨们的慈善动机，我曾听到这样一则来自同胞的分析：“对大多数慈善家来说，其善举也是利己行为。他们清楚，只有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健康的国民，才会去购买电脑软件和手机之类的产品，只有社会收入的集体增长才能带动公司利润的增长。在他们看来，利人利己是相辅相成的。”应该说，这样的分析也合乎情理，但即便这样，对曾经深受“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传统“资本论”教育的人来说，也委实被深深震动了。
耐人寻味的是，仔细审视你会惊讶地发现：慈善责任并非像资本那样由少数人所“垄断”。不错，富人的物质实力足以使之在慈善投入上做出表率，在排名榜上一马当先，但你若以为义举乃富人专利——那就错了，平民并非仅仅充当慈善的受众，实际上，他们更是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力量。以美国为例，仅1996年，就有近百分之七十的美国家庭参与了慈善捐款，而每个家庭用于慈善事业的平均支出为六百九十六美元，同年全美各类慈善捐款达一千五百零七亿美元。重要的是，慈善活动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资金投入，更需大量的劳力支持和义工援助，需要更多的民间志愿力量参与其中。目前，美国绝大部分非盈利性慈善机构，都要依赖广大志愿者不计报酬地贡献时间、技能和精力来维持。据《美国捐赠》杂志统计，仅1996年，美国志愿者总数即达九千三百万人（有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的美国成人和百分之五十九点三的美国青年投身其中），每个志愿者每周平均义务工作时间为四点二小时，按价值量统计，志愿者义务劳动时间折合总金额为二千零一十五亿美元（远远超过一千五百零七亿美元的捐资数）。
不仅美国，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全民性的公益活动在社会运行和弥补政府职能不足方面——对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宪政（“限政”）功能，皆发挥着巨大功效。比如，在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主体即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内容包括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妇女、家庭、失业者、吸毒者、无家可归者以及难民提供生活照顾、培训、住所、咨询等多功能服务），仅1993年就有约一万一千多个。1994年，社会福利组织提供的服务包括护理床位两万七千张，公寓床位五万一千张，日平均送餐五万五千份，受益残疾人二十一万五千次，生活热线电话服务四十万次，福利总支出四十八亿澳元。
这些数字和事例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便像美澳这样高度资本化和私有化的社会，慈善实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它是自觉和非宣传、非“个案”式的，同时也是“无悬念操作”——其主体角色和事情性质皆为“普通人”和“家常事”（至今也未听说过谁人因做好事而被颂为全国典型或精神偶像），并非某些人想象的什么“壮举”和“感人事迹”之类。应该说，这些慈善之举虽发生在市场背景下，但其实质却并非市场产物和变相的商业行为，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深远的精神传统（尤其以基督文化为背景的仁爱信仰）和现代生存理念（比如“有限消耗”原则、“创造”与“消费”相分离的意识、对人生幸福与价值的成熟定位等等）合力的结果。其行为属性和质地，更多地源于一种文化习性、道义立场和生命精神。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慷慨行为，也绝非我们想象中的“伪善”或“作秀”，更多地，它是一种精神契约和道义的产物，一种对生命审美的结果——即使该善举带来了“广告”的客观效应，但也更像一种“精神广告”，而非“产品广告”。
那么，何以在我们地盘上常要假以“非凡”、靠精神表彰和高度宣传来维系与推广的慈善行为，到了大洋彼岸反成了一种默默的生活常态和毫无悬念的朴素之举呢？为什么越是重视私产合法性的社会，个人财富之出让与疏散程度反而越高？为什么高度重视个体价值和利益保障的社会，更勇于在物质上作出“舍弃”？
东方文化下的资产观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有一幅情景：王起明撞见女儿坐在曼哈顿街头为非洲的贫困儿童募捐，肺都气炸了：“救救非洲的孩子？你以为你是谁呀……我的孩子谁来救啊？”（其实他当时已算个中产阶级了）从王起明的暴跳如雷和厉声讥讽中，我们不难看出成人一种阴暗的世侩心理：“难道我是上帝吗？我为什么要负责该由上帝负责的事务？”进一步说，这种心理更多地属于一种“东土”模式——典型的东方无信仰模式，一个本土的美国父亲是很难说出这番话的。统观整部剧情，我们也的确没瞧见王起明有过什么志愿或慈善之举（这恰恰是美利坚人最常见的日常行为之一）。从这点上看，王起明虽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甚至打败了洋人竞争者，但在精神气质上，倒是“中国”得很，一点儿没有被“异化”的迹象，虽手持西方绿卡，但东方“无神论”的免疫力可谓根深蒂固。相反，作为孩子，女儿的可塑性显然比父亲大得多，她更迅速地接受了慈善信仰，融进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去。这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大众文化、心灵气质和资产观。
美国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意蕴，教徒比非教徒更热忱地投身慈善事业，有着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据调查，教徒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积极向慈善事业捐赠，而非教徒中仅占百分之五十。可以说，正是基督文化背景促成了其在个人财产上的“开放”姿态。
从十八世纪英属殖民时期开始，美国民众就开始普遍接受基督教、尤其新教文化的熏陶。虽然美国是个信仰完全自由的国家，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新教）始终扮演着精神信仰和道德信念之基石的角色。所以，在这个全球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便出现了市场文化与“万能的上帝”——功利与非功利、享乐与分忧、占据与割舍、私己与公共等意识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精神景观。虽然在经济模式和法制理念上，美国最大限度地弘扬了私人价值与个体主义，但在道义信仰和情感归宿上，美国人却是在“上帝”那儿感受着终极关怀的温暖——这等于把个体自由纳入了一种相互关爱、彼此呵护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中。
自古以降，基督教就有一种契约观：个人对正义、和平和集体福祉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圣经》中更是处处充满博爱、施舍、利他、济世等神性谕示和榜样事迹。在《圣经·旧约》中，约伯列出了他的善举：“穷人求援，我总乐意帮助；孤儿求助，我就伸出援手……我以正义做衣服穿上，公道是我的外袍，我的华冠。我做为盲人的眼睛；我做跛子的腿；我做穷人的父亲；我常为陌生人伸冤。我摧毁暴者的势力；救援被他们欺压的人。”约伯的形象，便成了基督徒心目中的美德典范，并视之言行为善者应遵循的金律。比如，十八世纪著名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在《对穷人的慈善责任》中就说：“真正的基督徒，绝对要求有这种责任，并按上帝的教诲坚持不懈地履行这种责任……必须对穷人慷慨救助。”
一般说来，在无神论社会环境中，人际关系谱系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姻亲和利益集团，但是在宗教社会中，这种粗劣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了。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爱人如己和为他人服务：“你们愿意人家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人。”由于提倡天下一家，提倡兼爱，因此在教徒之间，血缘及利益纽带得以松弛和淡化，代之以一种更和谐、友爱与平等的社会性生命联姻。
宗教契约不同于法律等世俗契约，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世俗规则所不可比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就决定了无论美国商业精神再发达、市场竞争再激烈、社会矛盾再突出——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在利益舍弃、财产出让上的慈善传统，无法削弱其在为公众服务方面所习惯了的道德姿态。近代以降的美国，由基督教会担任主持的慈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逐渐缔结出了一种牢固的志愿主义传统，它不仅扶弱济贫、主持公正、繁荣社区，而且推动和参予社会改革——比如劳工权利和福利待遇、反种族和移民和性别歧视、人权自由保障等方面（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即由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公众权力”，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促进“小政府大社会”基本框架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也成了稳定社会的一支和谐力量。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力量和慈善活动始终得到了制度和法律（甚至政府）的合作与支持。据调查，美国公众有三分之二认为日常生活应由宗教戒律来约束。在美国，人们主要的聚会地点往往不是市政厅，而是教堂。据1985年《世界年鉴》统计，美国现有教堂达三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四座，差不多每千人有一座。教会以大笔资金支持中小学、学院和医院。1989年，仅天主教就已开办七千座小学、二百三十九座学院和七百三十一座医院。而教会的受赠资金除了宗教传播和日常活动开支以外，主要用在公益慈善事业。总之，正是教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美国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承担意识。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美国慈善事业之母！
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主流无疑是“入世”和“功利”的，其内容蕴含着高度的物用性、臣民性和家族性，嫡亲和血缘组合一直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生命单元，无论权力、荣誉、财富的获取、积累与转让，还是其他资源的继承、交换和重组，都被严格限定在这个狭窄的单元内进行。中国的世俗社会极为重视家产的继承和守护——任何一点财富的流失都会被视为“不孝”、“不才”和“愧对祖宗”。中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日常内容，即围绕如何防止资源从家族单元和宗门局域内向外流失来确立的“门当户对”、“传男不传女”、“满汉不通婚”等等，无疑给我们的生存面貌笼罩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比如宅院形态上那种戒备森严、密不透隙的“围墙”、“深院”、“门楼”、“屏墙”，以及在资产财富贮藏上出现的那种机关算尽、玄机重重的“夹墙”、“密门”、“暗匣”等（这一点，在今存的山东滨洲“魏氏庄园”的设计上一览无遗）——其实是高度警惕和戒备防范之表现，反映了主人的一种生存姿态，一种担心窥视和对外界排斥的心理。乃至今天，我们的现代住宅也习惯于接受“防盗门”、“防盗网”的层层包围（除了安全考虑，更是一种“围墙”文化在作祟）。而在西方，庭院设计则多为开放、敞露的，更有一种阳光的味道。也就是说，在财产上，中国文化有“反流失”、“反疏散”的天然而顽固的一面，这恐怕是捐赠文化难以形成的最深层原因了。其决定了国人对待资产的态度趋于保守、自闭和内敛。打个比方，如果说，西方宗教文化下的资产态度是发散式、外扩式的“凸”，那么我们则是河蚌式的紧缩式的“凹”。
或许有人质疑：我们不是有许多仗义疏财的古训和匡危济世之遗风吗？
不错，自古以来，在士人骚客的诗词赋中，济世情怀的抒发可谓比比皆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1〕，“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2〕，“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3〕……但仔细思察不难发现，这些“济世”豪迈多发轫于一种落魄与无力的焦灼之时，寄托的不过乃士人对政治清明的奢望，而“济”的方式也多是才略之谋，少有在“舍财”层面上来操作的。比如说，一个人可以满怀治国安邦的激情和拯民于水火的良好愿望，但并不意味着他肯将自己的家财拿出来疏散；一个清正的好官，一个伟大的诗人，也可能是个物质意义上的吝啬鬼……如此的“济世”之举与物资割舍意义上的捐赠行为几乎不搭界。尽管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然而可惜的是，“独善”的例子可谓多矣，“济天下”者却寥寥无几——至少以财富方式济天下者少之又少。有时候，其经济实力甚至与社会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成反比，即便像明代大画家董其昌那样的高士名流，竟也甘于做个缁珠必较的土财主，在财产上呈现出极度的贪婪和狭私，甚至沦为横行乡里的一方土阀。
再者，中国世俗生活中，虽也不乏“设粥场”等施舍之风，但与西方的捐赠文化和公益传统毕竟有质的差别——施舍方式和施舍额度皆相去甚远。西方人捐赠多是受信仰（尤其宗教信仰）的启示和驱动，比如1919年，三十岁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决然放弃遗产继承权（本来他将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是因为他聆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4〕之后，他去奥地利的偏远乡村做了十年的小学教师。而在中国封建生活中，一些大户望族在赈灾、进香、拜佛等活动中虽不乏慷慨之举，但这种有限的施舍丝毫不影响他们平素的吝啬，也就是说，捐赠只在特殊时刻特殊对象面前才偶尔为之，根本算不上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和生存信仰。中国封建大户们平时的“义举”，往往仅为满足一种家族式的虚荣，图个好名声罢了，且并非无偿，而是索取式的——比如对百姓的施舍，是为了“安邻”，给自己打造一个友好而安全的周边环境，对寺庙的捐赠则为祈求神灵保佑、祛祸免灾。相反，欧洲人的捐赠习性除了受信仰指使外，多源于主人对某类事物的热爱、崇敬或受了正义心理的驱动，比如资助艺术创作、文化活动、科学实验和基金会等等。如维特根斯坦家族就一直有着为公益事业服务的悠久传统。一战前夕，这个家族乃欧洲最著名的艺术施主之一，它资助过众多作家、画家、诗人和艺术活动，像音乐家马勒、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等都是其荣誉客人。直至战后，家族的其他成员仍继续倾力于救济和教育等福利事业。可以说，类似的优良传统在欧美一直源远流长。在熟悉的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名单中，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受惠于该传统的例子：斯宾诺莎、卢梭、纪伯伦、柴科夫斯基……而诸如“诺贝尔”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和艺术奖，其源头无不源自个人和民间。而且，这些对世界文明发展影响深远的私人性公益活动，除了精神的答谢和后世的纪念外，可以说，它们是没有任何利益索取的，其动机的纯洁和无私是毋庸置疑的。更由于它们始终以绝对的民间方式运作和传承，其好处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抚助与奖励的公正性和纯洁性，摆脱了官方色彩，不受权力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操纵，从而更完美地实现了其物质和精神的激励价值。
而在传统中国——甚至在当代，皆很难见到这种以“私人”为源头的公益性活动（今天中国的富人不可谓不多，个人捐助也形式多样，但有多少是真正独立、公正和有效的慈善投入？又有多少是对艺术和科学的纯民间资助？）。虽然我们古代也有官宦土阀豢养“门客”的做法，但那只是一种出卖与收购的等级依附关系而已。
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私有财产的合法程度和安全性远远不够！这使得国人早早养成了“不露富”的习惯，这就给私有财产的公开化带来了障碍——而私有财产的公开化恰恰是捐助文化的重要基础。
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说法：中国历史的“进步”是靠“阶级斗争”来推动的。无论你是否同意这“进步”的命名，至少有一点很显然：两千年的封建历史确实以“农民起义”为链扣，以“自下而上”的暴力颠覆为起承。而“起义”之原始动力和热情都来自于“杀富济贫”，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朱元璋李自成，“均田地、同富贵”皆其号召力所在……可以说，剥夺私有财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中国两千年的天空。休说乱世，就是在王朝政权稳固的时代，大户的私有财产也是不安全的，一旦引起权力的垂涎和妒嫉，厄运即不期而至，政治凶险使得那些富家望族动辄得咎，遭遇“灭门抄家”、“尽充官府”的命运。晋代“金谷园”的石崇不就是“因富遭妒进而诛”的显例吗？而在西方，这种对私有财产“窥视”意义上的“革命”行动确乃不多，至少构不成普遍性。西人对私有财产的怀疑和敌视远不像我们这儿如此强烈。在欧洲，随便哪个王朝，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社会舆论和体制律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托举和支持。
中国古人对资产的出让和转移，主要路径不外有二：捐官和犒神。目的都只有一个：寻求权力（皇权和神权）的庇护！没办法，对环境的恐惧所致。比如，一个地主有了点资产后，当务之急即筑墙砌院，招募家丁保镖，算作“自保”——即使不忧惧官府，也担心邻里和贼寇。然后呢？就得想着法子捐个“顶子”来，混个一官半职做护身符。即便条件不允许，那也得拿银子孝敬父母官，和衙门结成友好“对子”。当今有些不明不白“率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以捐楼助学等方式混个“代表”“委员”之类的头衔，也实出同因——表面上慷慨无比，实为忍痛割爱，另有隐由。其视角不是向下，而是仰上的。并非体恤民生，而是一种媚权邀功，求一顶保护伞，所谓“破财免灾”也。所以，一旦当私有财产得不到制度和环境的有力保护，得不到民间舆论和世俗人心的肯定，那公开的捐赠也就等于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了。明朝周庄的沈万三不就是因不谙此道而捐了脑袋吗？
总之，综观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先民时代有过孔子那样纯真和健康的财产观，比如其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遗憾的是，被后人“发扬光大”的圣人之学，皆成了被权力者筛选过的意识形态“成品”，许多合理辩证的东西反而被剔除了，“中庸”最终沦为“犬儒”。乃至后来，在对物质的态度上，文化历史中只剩下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一为世俗主义者推崇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超强重视和肯定，一为清高务虚者“恐避不及”、“汰之若粪”的极度鄙夷和否定。相对于前者对物质的贪婪与疯狂，后者的洒脱不羁也难免失于极端，谁又能保证这缥缈之影不是另一种“虚脱”呢？前者往往使人萎琐成犬，后者则有诱人入幻之险。不是太实，就是过虚，似乎很难做到务实与务虚的有机结合，所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务实者出于贪婪不会舍让私产，清高者出于囊虚又无实可捐。不管怎样，在待物一事上，中国文化始终没有缔成一种真正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相和谐的资产观。一方面，这和封建体制下财产的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有关，同时又和极度实用或务虚的传统文化习性——缺乏超功利的信仰支持有关。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一方面忽视个体价值和私人生活，另一方面却拼命地维护自己的所得——暴露出一种精神的灭己性和物质的狭隘性——精神上对个体性的忽视与物质上顽强守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现象。
当代中国富人群体之“乏善”
西方慈善文化的生成和繁荣，有诸多环境因素不可或缺：在文化传统和理念上，既要重视市场和财富的价值，又要有相应的超功利信仰作精神背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之保障；体制环境应给慈善事业提供良好待遇和合理的运行机制；来自社会舆论和民间文化价值的肯定、响应与支持。而这些，恰恰乃中国慈善文化迟迟难以缔结的症结所在。
如果说，美国捐赠事业如此耀眼的物质条件在于大量富人阶层涌现的话，那么在今日中国，该基础已初步生成。据国际研究机构报告，尽管近年来亚洲整体经济形势不尽人意，但富人增长速度并未受阻，反呈涨势。对中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调查显示，亚洲富人正以每年百分之六点三的速度增长，尤以中国最为迅猛。2002年9月，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财产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富人将近一万人。2001年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五十名的身价就达一亿一千万美元，而1999年只有六百万美元。这与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约百分之六的高速度有关，同时也与“初级阶段”的“高垄断”分配状况有关。也就是说，在中国，历经二十多个年头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资源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重组和割据，社会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新兴富人群体业已成型。
那么，中国富人们在腰身膨胀的同时，又在自身之外做了些什么呢？整体表现令人失望。仅惊人的偷漏税就可见一斑，2002年夏末，影坛“大姐大”刘晓庆锒铛入狱，“杀鸡效应”立即奏效，明星大腕及各路富人纷纷补交税款，据说仅北京当月补税额即逾一亿元。连法律规定的“硬义务”都难以履践，又怎指望其承诺“必须”之外的“软义务”呢？
与比尔·盖茨们优雅、从容、淡泊的气度和现代理性素质相比，我们所见更多的却是炫富和吝啬的暴发户形象，其身价能量与良知系数及社会承担力远不成正比。这些年，已不止一次闻某某阔佬一顿饭吃掉几十万人民币的事，这确乎“中国特色”了。饶有讽刺的是，在该新闻的同版面或同网页上，距之不远，即赫然登着“失学儿童需救助”、“乡村校舍待修葺”、“少女救亲欲卖肾”等条文。连美国《时代》杂志也掩饰不住对中国富人的鄙夷：浙江某富豪，在杭州市郊数千公顷的水稻田间，建起一座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白宫复制品，连家具装饰等细节都仿制得惟妙惟肖。更有大批富者为独吞湖光山色，凭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厚黑攻略，竟从地方政府手中捞得在名山大川（甚至重点自然保护区）建别墅行宫的批条，肆意围林圈地，以公共资源填私欲之壑。在北京，仅香山和长城周边就布满了高级住宅区，原先游客自由出入的地方如今已矗起了私产标志和声色俱厉的着制服保安……凭手中钞票，富人不仅影响着局部的土地开发、社区规划、环保标准的制订，甚至在某些旅游区，连景观的赋命权和解释权，也握其手中。很多时候，这种私欲是得到了地方权力和新闻媒体之护驾的。
那么，如何审视和评价富人们现有的“义举”呢？虽不乏一些纯正的慈善行为——甚至大手笔的慷慨捐赠，但我们更看重的是：就比例而言，是主流抑或支流？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相对于社会环境和大众文化，乃必然生成还是偶然而为？从动因上看，是精神驱动还是功利唆使？乃信仰由之还是别有隐衷？事实上，无论比例和因果，都构不成普遍与必然。而且，捐赠的方向和目的也大有可疑——在现有捐赠者中，真正追求慈善目标和实效者几何？比如给“希望工程”汇款的人或团体，谁又真正关心过那些蒲公英般的“希望”花落谁家？更多时候，他们要的仅仅是形式，甚至仪式本身。目前，国内热衷捐赠的富人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那些合法（或近似于合法）致富的民间产业主，动机较单纯，除了主动回报社会、造福一方的善良愿望外，其中也略含“破财免灾”的心理；二是那些有问题的“少数人”，奢望以捐资的方式求得公众和权力的谅解，同时也想以此换取实际的政治资本（比如混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以寻求一定的庇护和倚仗——对权力的恐惧和依附，使他们更多地喜欢做表面文章，宁可向权力者和权力部门“进贡”，也不把目标锁定在造福普通老百姓的公益事业上。
这种对权力的献媚说明了什么呢？除了与权力存在利益互赠的暧昧关系（所谓的“权钱交易”）外，再就是对个人财产环境的不信任，他们要靠取悦权力来夯固内心的安全意识——在其心目中，财富的安全性更多地并非依靠制度和法律环境，而是来自现实中与权力的亲疏、利益维系的牢固与结实程度。这种心理决定了在财富出让的流向上，更多地是对权力进贡，而非向公共和民间输出。与“慈善”相比，他们以“捐助”名义向官方行贿的嫌疑更大，表现更积极更慷慨。说到底，这是一种变相的“投资”——视捐赠为高额回报的“储蓄”罢了。很多富商宁肯把大笔的钱用于替地方政府、公安、司法、监察、税务等管理部门买车筑楼，而非医疗教育救济环保等公共领域，即使对后者偶尔开恩，也多是“响应政府号召”、取悦权力、替政府“买单”的结果。在答谢民间与取悦权力上，主人的热情可谓泾渭分明（比如说，就当下而言，我们有多少以民间命名设立的非官方的文学艺术医学教育环保等公益基金？而在国外，这比比皆是，其资助目标及操作过程完全独立，和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从不受权力的影响）。这不仅不说明主人对权力的信任，恰恰相反，反映出他们对权力的恐惧！担心对方会找麻烦、设障碍、使绊子，而对民间，他们则可以完全不屑一顾，用不着担心——在其眼里，官方与民间恰如食肉和食草动物，前者是有潜在攻击性和侵略性的，而食草动物则不同了，没有权力就如没有犬齿和利爪，威胁不到自己。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怪现状：“捐赠”者多，“慈善”者少！为慈善而慈善者更少！
坦白地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有富人群体的主流即使不能说“为富不仁”，但也堪称“乏善可陈”了。其洋洋得意、孤芳自赏的“美好生活”，仅仅是一种物质阔绰、吨位庞大的表现——一种“脂肪”式生活——只注重物质而忽略精神的消费！其生命美感和精神含量严重不足。很显然，与西方发达的慈善文化相比，我们缺乏的并非物质条件，而是文化积习、信仰传统等精神条件，以及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体制要素。除了缺乏“博爱”的宗教传统和深受实用儒术浸淫等历史因素外，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和绝对“无神论”（“唯物”的权力化）更夯固了这一世俗传统。这就等于把慈善文化最重要的精神背景给抹掉了。
或许有人问：即便撤消了有利的信仰背景，难道人性中天然的善的力量、主人的知识理性、道德修养和生命审美素质——仍不足以分娩一种大面积的慈善生态吗？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就可能的所知所见是如此。
就整体性和深层次问题而言，国人对私有财产是缺乏安全感的。在意识形态上，私有财产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共产风”的历史记忆和“均贫富”运动的阴影又难以短期内消弭，故对权力路线和政策稳定性的怀疑依然很顽固——这从另一角度也恰恰激发了“及时享乐”、“即兴挥霍”的发生，加上传统的“藏富”习俗本来就在场……所以，虽然中国名义上已进入“市场”时代，但在法律环境、社会价值和文化舆论方面，相关的“市场”化内容仍未真正建立起来（比如私有财产合法性和保障力度、私人利益和个体价值仍面临“共产”“集体”等权力话语的威胁），由此，在世俗心理上，国人仍视“露富”为大忌，这从根本上导致了他们在财富上的“锁闭”姿态。财富“不开放”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捐赠”难以企及，连适度消费都难以促成，大量财富浮不出水面，处于一种无名无主的“地下状态”，而且还有更大的潜在危险：财富的流失——向海外转移。这些年来，资产外流之巨已很触目惊心了。与此同时，中国当代的财富差异还往往蕴藏着起点不平等、竞争不公正、权钱交易、公共财产挪用、贪污腐败、偷税漏税等社会敏感问题，许多富人的财富来源与合法性本来就受质疑，而“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面积又极大，这就更增加了私有财产公开和积极消费的难度，更毋论捐款示众了。相反，比尔·盖茨们的慷慨捐赠，恰恰体现了他们对财富的乐观态度，对私有财产合法性和使用权的信心！
另外，在“软环境”上，中国的世俗价值心态、社会舆论和评价系统也有问题，对个人的慈善行为，缺乏积极的价值评价和舆论支持。比如，前不久与刘晓庆案例同时亮相、同样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牛群事件”（即相声演员牛群宣布将自己现有和今后的有形、无形资产，包括死后的遗体，全部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竟遭到相似的“口水”讨伐，甚至网上还出现了“宁要晓庆的诚实贪婪不要牛群的虚伪作秀”之类的帖子……这是颇令人费解的，一个人对自身担当能力的期许和设计（即使有所夸大）有何不好？对生命荣誉的渴望有何不对？说到底，捐赠者能从社会上得到什么？不就是一种心理满足、一种价值观和生命荣誉的实现吗？就像军人对待勋章、运动员之于金牌，这欲望难道不妥吗？社会承担乃生命热力和自信心的外化。渴望荣誉，才会承担使命；自我器重，才甘愿扮演高尚生命的角色。
且不论牛群将来究竟如何，但他的那一番表白无疑是坦荡而诚实的，而且不失理性：“我觉得我有百分之百的使命。我觉得我有百分之百的虚荣。一个人凭着一个使命，就能成就一番大业，一个人凭着一份虚荣，就能把事儿干成。如果又有百分之百使命，又有百分之百虚荣，那这个人，就属于干什么什么成……”怕就怕有人否认这种荣誉、逃避这种使命，怕就怕有人从来没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哪怕是作秀，只要这“秀”做得真切，不虚妄，不空谈，实实在在，公众从中获益受惠，有何不可？所以，对牛群事件的过多争执和訾议，我觉得很不正常，也恰恰反映了捐赠文化心理的缺失。这在西方，顶多算是个小“消息”，连“新闻”都不够级，而且也绝对引不起“轰动”，自然亦无争议。因为这很普通，很正常，许多人都在这样做，美国的器官捐赠和义工数量之多，早就让我们这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羞愧难当了。
一般说来，一个人对公益事业的热爱程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态度，常受制于他的信仰态度和理性素质，但往往更源于他对生存空间的感情，对体制和民间社会的信任与满意与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往往由人对社会的怀疑与失望造成，违法犯罪，也多为对社会不公的发泄——对受冷落受伤害的个人境遇的敌视和报复。权利与义务是成正比的，生命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又是互联的，像比尔·盖茨们，其公益意识，除了得力于宗教濡染外，更重要的，尚在于规范而有序的社会文明给予他们的理性启蒙和人生参悟：其财富无不在公平竞争规则下诞生（这决定了其财富的合法性、公开性、正当性和荣誉感，也决定了他们有权独立处理自己的财产，免受权力的骚扰）。而体制空间和价值舆论又有利于财富的生存与展示。正由于一直享受着来自公共环境的绝对呵护和器重，享受着来自社会的荣誉馈赠和价值肯定，他们对环境是满意和感激的，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社会器重变成了自我器重——自我器重恰恰乃一个人承担使命和责任的心理基础（事实上，所有对人类事业有杰出贡献者，无不是荣誉和成就的心理使然，无不受着巨大的人生豪迈感之激荡），所以便很自然地、心甘情愿做出对环境的回报和答谢，亦即“主人翁”意识的不断显现。
照正常理解，当一个人财富相对丰盈时，是舍得出让一部分予公共的，可为什么连那些身价千万以上（按说，这个数字意味着绝对的“衣食无忧”了）的国人也状如寸毛难拔的铁公鸡呢？其理由是什么？难道生存环境对其衣食住行竟提出那么高昂的索价吗？事实上，他们的担心往往并非多余，其吝啬也有一篮子的理由，其中一重要原因即对生存资源的激烈拼夺：中国的人均生存资源本来就异常贫乏，尤其“初级阶段”——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远不完善、个人发展机遇和权利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在一些基本的生存要素上，诸如人生起点、生态空间、居住环境、疾病威胁、所受教育、发展机会、就业条件……方面蕴藏着众多危机和不公正。由于我们不像西方那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抚助机制，生存对财产就提出了更尖锐、严峻和苛刻的索求，面对社会资源那眼花缭乱、诡谲变幻的高速流动和转移，人们的内心无不充满焦虑和压力。生存环境的过分悬殊，金钱的畸形化社会功能，又导致国人对私有财产的超强重视和依赖，在财富储备上便狂热地追求最大值——以增强生存的安全系数。在当下中国，金钱的能量膨胀到了神话的地步，似乎什么都可以买断，直可谓无坚不摧、无所不能，贫富差距所意味的内容大得惊人，越来越多的理由使人把金钱看成“万能”：有钱意味着受更好的教育（比如捐一笔款子，即可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乃至出国）、做更好的工作、谋更高的职位、最快捷地获取优越的社会地位……本来自然环境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但如今也不能同日而语了。比如，水质污染了，富人可以天天喝纯净水；空气污染了，富人可以躲进山清水秀的“天然氧吧”。就连生了病，就医环境和治疗效果也高人一等，更不用说日常生活中还有多少可用钱“买断”、“通融”、“摆平”的事了……这就大大强化了国人的“拜金”程度，在对金钱的攫取、倚重和守护意识上，我们比西人要强烈得多。我们的生活更加“物质化”。在当代中国，一个人即使有了相对富裕的财产，他也往往不敢掉以轻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愈发有限，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对社会保障固有的不信任，对已有生存地位和特权的依赖……这一切都使得有钱人不敢轻易减少自己的财富储备。金钱的能量愈大，制造的不平等愈深，人们对金钱的守护心理就愈强，就愈不肯割舍和出让。
说到底，这与当代中国的生存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游戏规则不完美、生存环境不乐观有关。同样的劳动量和私有财产水平，抛却物价因素，在西方获得的综合生活质量、保障系数和“安全感”，比国内高出许多。
另外，在政策设置和环境打造上，我们对“公益”的鼓励、优惠及扶持不够，缺乏与慈善事业相匹配的制度合作和法律保障。而在美国，作为一个秩序良好的市场经济社会，为了鼓励和保障慈善事业的健康运行，它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和鼓励机制相匹配：比如高达百分之五十五的遗产税，简便快捷的登记注册手续，对非盈利性组织的税收减免，政府权力下放，慈善机构运作环境宽松，独立使用资金不受权力指控和干预等等——之所以如此，与美国社会日趋成熟的“宪政”理念有关：政府出让越来越多的职能给公共，在确保权力有限的同时，强化民间的主体性和自我承担能力，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配置和良性循环。
无疑，当代中国体制仍属一种“全能型”、“无限型”的硬盘模式，大大小小的社会公务统统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揽包办。这既是权力意志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老百姓所习惯和依赖的必然结局。如此，必导致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威权化”——权力的肆意扩散易滋生腐败，使之失去监督；同时民间社会功能的日益萎缩和“侏儒”化——许多可以由公共群体自行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被误解为政府职能，使民间对政府期许的倍值大大增加，同时也丧失了民间社会的主体地位。事实上，西方慈善文化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民间公益活动，既大大缓解了政府压力，又弥补了官方管理的疏漏之处，解决了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同时更起到了“限政”的作用，压缩了权力控制的领地，从而真正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宪政目的，有利于民主的落实和保障。
所以，整体上考察国产的“慈善”现象，其行为主体和运行机制都颇具“特色”：本来在西方纯属私人意志和民间性质的慈善行为，在我们这儿却显得暧昧，多少镀上了官方色彩——捐助变成了“上缴”，私人主体变成了“公家”，自发、自觉、能动变成了“被号召”、“被发动”和“被领导”，各种志愿活动也摆脱不掉官方迹象和政府行为之嫌疑，捐资的管理、投入和使用更免不了权力的介入，而且还“成功”地避开了监督……最终，个人意志得不到体现，捐赠往往变成了搜刮性的集资，比如援助灾区、帮助下岗职工和贫困人口的捐款，往往都是直接在工资里扣除，连“志愿献血”也变成了一种政府指令，比如曾见报道，有单位因完不成献血指标，竟出资雇民工来完成……长此以往，这样的精神作弊非但无法擢升社会的良知和道义水准，反而败坏了民间心灵。
真正的慈善文化必须以民间和私人为主体，即以自由和信仰的名义来注册，任何官方和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样板”、“工程”、“运动”、“风潮”都只能是纸做的花朵——不足为“实”，更难以为“本”。
部分的私有财产流向“公共”，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关键有二：一是看主动还是被动，是慷慨自愿还是粗暴地被褫掠与剥夺。二看这种转移的方向及投入效果是否符合施主本人的初衷与本意，即捐资的流程机制和投入效果是否令主人信任和满意——如果捐资的使用过程中出现舞弊和挪用行为，那对捐献的精神价值是一个严重伤害和欺骗，从而削弱主人的热情。
来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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