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和×兄谈张炜
×兄：你好。
收到来信，你说北京三月还在下雪，这恐怕不能算是暖冬吧？
看了你对张炜那篇文章极而言之的赞赏，坦白地讲真有点让我望而却步，一时不知是否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可扪心自问，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不能敞开讨论今后可怎么再和你做朋友？张炜兄在《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的文章和我的“农具系列”在同一期，我一收到刊物就看了。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在第二期上又看到陈思和主编对张炜的极口赞扬。看了你的评价，为慎重，我又把张炜的文章再细读一遍。应当说这是张炜多年来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一个大而化之的对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总结。有你的称赞在前，好处我就免谈。
我认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张炜的副标题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这也是他立论的根本。不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市场化商品化，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主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一切弊端也尽如张炜的论述与批评。(对此我们也都各自有文章，有过类似的批评)但中国绝不仅仅是处在“消费时代”。起码，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
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每一个普通国民的精神阉割，思想奴化，自我审查，自我欺骗，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而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正发生在改革开放当中。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当极端的权力要大家闭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强加的事实，大家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已经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回避和简化。于是，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谈的时间长了会产生幻觉，以为是真的在谈论事实。想想九十年代初，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发起的“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其实也是一场被迫绕开基本事实，而只能批评商品化和精神堕落的讨论，这也是那场讨论最终陷入混乱不了了之的结症所在。
在极端权力的强制之下，理性告缺，良心退位，逼在眼前的大是大非无法回答，失落的不止是人文精神，还有作为知识者的发言资格。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执政党更是依靠制度优势，把几乎所有的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都整合到权力等级之下。这种整合，是一种比科举体制更为宽泛的整合。湖南作家何立伟的戏言“忍看朋辈成主席”，正是这卑琐处境的最好写照。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主席、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在主席、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干脆就只充当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
但是，在张炜的文章里却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事实，他只是一分为二的也比较温和的提到“精神平均化”“板结化”，并且把这一切限定在五六十年代。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省略，是对那个“被允许”和“可以谈”的无言接受，只给了作者大而化之的论述方便，和批评的安全。退一步讲，即便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为了能够发表，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和生存，有些问题是可以妥协，可以曲意表达的，但是，不能取消。事实只说一半就是谎言。这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底线。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在专制政体下生活得太久的国家，这个从来没有被割断过的黑暗的专制深渊，无论怎样估量和批判都不会过分。所以，我更愿意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
这叫我想起前两年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新左派”之争，许多人都怒气冲冲。尽管争论的双方实际上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自又都有无法真正展开观点的难言之隐，各自也都有过被打压的经历。但是大致上，自由主义者们的火力只对准社会主义的计划和专制，新左派们的火力只对准市场神话和资本垄断的霸权与压迫。双方都只针对事实的一半，结果是双方的争论看上去都和中国无关。如果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对中国发言，还能让自己身处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之中，那现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基本上出局了，已经基本上只能自话自说。而这个独立立场的被取消，是以知识界被整合进体制而告终的，大家都在现实当中变成了王晓明先生指出的体面的“成功人士”。
所谓精神的沙化，绝不仅仅只是被市场所吸纳，也绝不仅仅只有张炜所描述的那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我后来之所以左右开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是仅仅处在一个消费时代吗？不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体下的消费时代。所以，纵欲和拜金的新宗教是权力和金钱的合谋而造成的。在这样的时代下，权力者的腐败和大众的堕落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资本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也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GDP神话的同时，也正在我们身边渐渐演变成一场社会主义害处和资本主义害处的集大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疯狂的环境破坏，城乡之间极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公有资源越来越不公平的划分，国有资产被国内外的强豪们随意鲸吞，越来越紧张的社会关系，冲突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抗议事件，等等，每天都在我们身边蔓延。
这中间最无耻也最可怕的，就是那些越整越多的官员腐败，在权力无法监督的制度下，动摇国本的腐败正在政权体制内部生根、蔓延、膨胀成为全民公敌，成为国家黑社会化的不治之症。我们山西闻名天下越治越乱的血腥煤矿，就是这种权力和资本非常清醒自觉的互相勾结利用的典型。地方官员和投资者都在极力求得制度的保护，和表面的合法化，同时也都在极力把可以利用的制度黑社会化，冷血，贪婪，毫无顾忌，不但唯我所用，而且唯利是图。面对弱势群体他们尤其的嚣张跋扈。所以说，就在张炜一再论述的那个“背景”深处，最起码也是血腥的“**”和消费的狂欢同时并在的，最起码也是极端的权利和贪婪的资本互相依靠的。
这中间的错综复杂，不是一个消费时代可以简化的，更不可以只批判商业化、消费化，而不批判没有制度监督的权力。在简化事实基础上的判断如果再加上道德的“自我感动”，就很容易落入自我欺骗的怪圈。我曾经把这类行为称作是精神撒娇，这样的精神撒娇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真的让自己变成历史的废物。必须看到，我们在权力之下垂首而立的时间真是太长了！我们太习惯于这样的姿态和立场，只要有谁从这个垂首而立的队伍里跨出半步，马上就会有“偏激”“急躁”这样的帽子扣上来，如果永远沉默无语，永远循规蹈矩，那还要知识分子有什么用？还真不如回家去当一个遵纪守法的消费者，那比用谎言惑众要“积极”“踏实”得多！
诗意化、道德化的对待历史是张炜一贯的立场，对此我不同意，也有过批评。但是，这不妨作为张炜个人的文学追求，他甚至不妨从这个立场出发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极端。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所谓修辞立其诚。花三千多万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再完成道德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真正的道德从来都不是在口头上和书本上确立的，真正的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我这样说不是苛求，而是按照张炜定义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来衡量的，是按照大师的境界来要求的。或者说这样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张炜作为一个道德宣喻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呼吁的。说到底，张炜是一个值得苛求的作家。
说起来连张炜在内，我们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早都已经过了需要听别人话的年龄。年过半百如何做人已经是无法更改的命定。我只是想指出，那些“可以谈论的话题”“被允许的批判目标”，原本是别人的强加，这样的强加如果竟然演变成了自己的“内在尺度”，并从此出发去思考，到哪儿再去找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充其量是些无害的主义和思想。在知与行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在当下的中国应当怎样行动，怎样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这对我们是终生的考验。我不是一个冒进主义者。中国问题的巨大和复杂，让许多“真理”变得捉襟见肘。有鉴于此，尤其不可以用简单的义愤填膺来代替冷静坚定的理性思考。我非常敬佩像李昌平、温铁军这样的思考者和行动者。
我甚至不认为应当把权力和市场“本质化”成为恶魔，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正是有效也有监督的权力和坚持平等原则的市场。对此已经有无数专家发表过精彩论述，不用我多嘴。我们更应该看到，现在生机勃勃存在于体制之外的大批艺术家、写作者所依靠的正是市场和他人的消费。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在出版、言论、写作的自由都没有真正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单方面要求作家、艺术家“不食周粟”去辞职，或者单方面要求作家艺术家走向市场，那都无异于叫人自动绝食。呼吁人们自绝于生活的人，肯定是他自己的道德有问题。所以李贽说，“吃饭穿衣即是天理”。看看中国所谓地下电影艰难的生存处境，你会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专制之下，艺术是在怎样地挣扎。夹在这样的剪刀当中许多有才华的电影人自生自灭，那些独立制片人原以为依靠“独立”逃脱了审查制度，而从权力手中争来的艺术自由，为了活下去却又不得不出卖给以金钱和强势文化所主宰的那个“市场”。以至于许多人为了得一个什么奖，不得不挖空心思的去揣摩评委和市场的口味和好恶。到头来，权力的奴才没自由，金钱的奴才照样还是没自由。
X兄，这封信已经很长了，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真正的写作者和思考者与自己身处社会的对立和挑战，既不是中国专有，也不是自今日始的现象。即便在张炜所说的“精神平均化时期”，即便是在道德、思想、精神疯狂强迫的文革时期，也还是有地下文学和顾准那样的写作者。即便是在皇权和军阀的时代也还是有曹雪芹和鲁迅这样的书写者。这都不是平均化和板结可以概括的。再比如，在早已经充分商业化彻底消费化的美国、欧洲为什么反而会有萨伊德、德里达、福柯、詹明信等等这样一些真正的思想者出现，为什么会产生卡夫卡、加缪、福克纳、塞林格这样的作家？
这和他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传承是一种怎样的因果？这恐怕不能都归结为时间的长短，这些留待以后再谈吧。X兄，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不打算说服谁，也不打算说服你。只是把我的想法告诉朋友。我希望我没有简单的误会了你。我只想在你我之间做一点交流。千里迢迢，也只好长话短说，只好言不及义。顺便问一句，你看到过有哪位左派的思想家、理论家反省、批判过，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产生了专制政体这样的弊端？有这类的书或者文章吗？陈独秀先生晚年的深刻反省和批判应当算是这方面少有的精神遗产。哈耶克的有关著述我看过一点，很精彩，可那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我想看看不同立场的反省和批判。
再见
李 锐
2005年3月3日于灯下，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