踉跄在儒家思想下的中国科技
作为经济增长四大源泉之一的科技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强劲的展示出了其空前的活力。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愈益表明，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二次大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主力军，形成了微电子技术、宇宙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开发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核能、激光、光纤通讯等等庞大的高新技术群，使人类进入高科技时代，使得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日益密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生产当中的应用，呈现出以往所不曾显露的特点。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而科学知识的高密度、高难度、高效益、高增值性、高速度、高性能等等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不可磨灭的地位，它的巨大作用充分显示出来，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是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鉴于此，探求科技发展的影响因子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反思与探求影响科技进步的各方要素。
而在这诸多要素当中，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速度无疑的与在该国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体系的联系是最为密切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先秦时儒、道并为显学，不分高下；到汉武帝时提出“三纲五常”、“独尊儒术”；唐代时儒、道恢复并用；两宋之际，程朱理学融合儒、释、道而为心性之学；真正崇儒则始于元代。秦汉以前，孔子只不过是个圣人而已。但到元代，一跃而为圣者之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自此以降，尊儒崇儒之风一直延及清末。
历想这一时期，由北宋时理学兴起，周张二程重建儒学的体系，反拨佛老，回到孔孟，恢复儒学的权威为序幕。再有朱熹提出“道统”的名称，以为周程直接孟子之传，创立理学家的道统说。宋儒的道统观念在一定意义上保卫了民族文化独立的地位。佛教在中国虽然广泛流传，但是中国没有成为佛教国，儒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这与道统说有着一定关系。后来蒙古灭宋，元代统治者在信仰佛教的同时，内心却极度尊崇儒家的道统。清初满族入主中原，更是肯定道统的尊严。
所以儒家思想在中国是据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中国的科技发展方向和水平也是同它的关系最大。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两千多年，其影响之广、之深是世所少见的。虽然道统之说对于汉文化的绵延不绝，常盛不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道统说又有扼制自由思想、窒息创造性思维的消极作用。两宋开创的程朱理学，志在追寻维护封建道统的“秩序”，“存天理，灭人欲”，从此不仅使中国女人缠上了小脚，也使中国人的思想套上了枷锁。“平日坐而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坐而论道，一旦国家危难，却是那样无可奈何。这就是戴震所抨击的“以理杀人”。自南宋以后，少数民族接而连三地入主中原，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满族“清”，小而取大，弱而胜强。历史的变迁反映了文化对现实的回应能力，中古以前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那时无论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南宋末期，中国文化的衰势已露端睨，延至清末，已无力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
而且在这样一种大一统思想的长期管制下，中国社会的评价或评判体系也随之以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定位，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及其官员和富人阶层，很少会想到去资助民众去搞科学研究，甚至把科学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
然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的确，从秦汉到宋元的千余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十三世纪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就停留在经验阶段，科学技术的理论没有进一步发展，近代科学也首先出现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现在，以今人的眼光和从多年来的研究结果不难看出，造成这一难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与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伦理型结构、中国的实用性科技和有着整体性观念的科学研究密不可分的
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主要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儒学所扮演的也始终是官方学说的角色。孔子核心思想的“仁爱”不是西方宗教意义上的“博爱”，而是有等差的“爱”；孔子的“礼”是维护等差格局的理性工具，儒学是一种纯粹世俗化的伦理学说，而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或宗教意义上的伦理学说，虽然“仁”与“礼”的结合，在培养整个民族的良好道德方面获得了成功，为中华民族赢得“礼仪之邦”的美誉做了贡献。但是，由于儒家偏重于“内在超越”，即所谓的“修身养性”，注重精神内敛，而不是象西方文化那样向外欲求、向外发展、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外在超越”，这就铸造了中国人怯懦、忍耐、冷漠、保守的民族性格，求静、求稳、怕变，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再者，儒家虽然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更注重君臣、父子的等差序列，用“忠”来维系君臣关系，用“孝”来维系宗法血缘关系，用表层的温情脉脉遮蔽了社会内在的不平等。人与人的相对距离拉大，人人面对的是大大小小的专制权威，整个教育所培养的目标也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各级官吏，因而与此相悖的科学技术活动就被视为“旁门左道”。一部二十四史，写满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贞女烈妇的事迹，却偏偏没有科技发明者的专门章节。所以从中国传统儒学的内在基因来看，其自身很难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而其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它跟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潮流更是相去甚远。
虽然古代儒家兼重仁智，对于知识是比较肯定的。但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是人文知识，向来注重人伦日用，注重切近的效益，表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对于自然知识却不甚注意。如荀子所说：“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曰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导致自然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原因之一。可是通过实践证明：自然科学知识和以科学为依据的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能满足生产的最大需要，具有很强的功用价值。同时也有一些知识，虽并无直接用处，与生产技术没有直接联系，但其却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也不能武断地就否认掉它的全部内在价值。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对知识采取了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所以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就不能例外的带有超强的实用性特点，形成一切学科、一切研究，都以“国家”的实用为最终目的的局面。如在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比较发达，但其科学研究活动都是为王朝的一统天下寻求“授命于天”的根据；如中国古代的农学也很发达，仅农书即达三百余种，但它也是历代王朝“以农立国”和“民以食为天”的一种反映；即使是著名的“四大发明”，也与国家的实用性目的有关。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著作大多是经验型的总结，而不是理论型的探讨，所记各项发明，都是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企图在某一研究领域获得重大突破。
从研究方法来说，儒学长于辨证思维，却不善于分析思维，谈论问题往往是浑论不析，习惯于把天地万物看做一个整体，在整体中各个部分息息相关。这个观点发展到科技中来就是重视综合性的整体研究，重视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不能把研究对象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研究它们的实体和属性，细致探讨它们的奥秘。如在儒学世界中一直强调一种“有对”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的观点。最早提出事物有对的可能是《周易》，它通过事物的有对，即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同时记载了许多属于对立方面的范畴，反映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存在。朱熹认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在另一个事物内部也有对，“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朱熹把它的这些接近辩证法本质的看法与邵雍的“一分为二”、张载的“一物两体”相结合，进一步提出“有对”就是“一分为二”。这种将“一分为二”看作事物运动变化普遍规律的观念未免有些狭隘。也正是这样一种非此即彼，非表即里的狭隘主义，忽略了事物发展还有处于中间状态的第三性，忽略了对事物本身的进一步的研究。导致：一方面局限了中国古代科技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视野，另一方面同时也禁锢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这也是中国的科技水平长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没能象西方一样向实验科学转变的最主要原因。
当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之后，中国在宋代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遭到沉重的打击，而欧洲人则从黑暗的中世纪惊醒过来，不断反思。西方文化或曰基督教文化；古希腊、古罗马是其上升时期，中世纪是神权统治一切，丧失了基督教文化的生命力，后经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16世纪席卷欧洲的加尔文新教改革，动摇了传统神学的统治基础，为旧神学注入了新教义，使远离人间的神秘宗教从天堂降临到大地，回到世俗化的人间来。经过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是在突破宗教对自由思想、理性思维的禁锢后，才得以发展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哥白尼等科学家认识到太阳系的结构，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一颗普通行星的时候，圣经的权威被打破了，欧洲的宗教信徒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追求科学的热情。此后，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圣经再也无力干涉科学，或者与科学对抗。由此，宗教不得不把上帝创造生命的权力还给大自然，给予人们怀疑和反思的权利。
反观中国，中古以后，特别自元代崇儒之风大盛。儒学一旦定于一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便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禁锢人们的头脑。加之文化的传承者主要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士大夫文人，为了世卿世禄，不得不去维护那个不变的“道”，在家做孝子，在朝做忠臣，一旦失意还可以在道家那里做隐士。其结果只能是轻贱工、商，仅是去皓首穷经，从圣贤书中体会其微言大义，而对于有实用知识的书籍却弃若敝履，由此科学技术就失去其生存的背景和条件，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儒学大家们都善于在对话中运用修辞的技巧来教导、启迪学生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慎修身体斥技艺。“君子不器”是儒家的传统。儒家所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内圣外王”；在儒生们的心目中，“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是做学问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在中国，学哲学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学者”、“科学家”、“思想家”，而是铸就有修养的“人”，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因此，儒家学者一般说来大都是思想者而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技术专家。儒家的这种思想和选择确实不利于科技的发展。
在儒家伦理中，思维的工具方式主要不是用来征服自然，借助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激励科学创造的精神，而是用于调适社会，解开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结”，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适应现实而不是质疑现实，这种伦理模式只能满足于自然所赐予的农耕文明范畴，以及世俗宗法力量所支配的人文环境。而西方哲学认为天地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冲突的两极，所以人是把自然作为满足自我欲望的索取对象，只要满足生存的自我目的，达到战胜自然的目标，可以不计手段和途径。这种工具主义理性激励了人的科学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也促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要求和欲望。西方这种救赎性的工具伦理，目的是为了否认现世的种种压制，实现对自然力和世俗宗法力量的超越，它是依靠个人创造进而依靠追求幸福的价值心理来开拓人生，把人生目的与劳动本身融合在一起，并使象征工具创造和人文理性的自我价值最终服膺于社会。
正如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的，“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其突出贡献是民主与科学；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所以儒家的突出贡献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推动科技的发展。
中国儒学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种追求和谐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形成了中华民族温良、平和的性格特征，静态的、整体的和谐观，有利的促进了文化的延续、思维趋同和社会稳定，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同样起着积极作用。
但是，中国儒学这种贵“和”持“中”、贵“和”轻“争”，讲和谐，求统一的观念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理想，对于科技的反思就有着很大的不足，它缺乏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求稳怕变，也制约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华传统儒学的特质在于一个“和”字，而西方文明的特质刚好与中华文化相反，在于一个“争”字，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贵“争”轻“和”，追求主体性，讲征服，形成主客对立的特点。伯里克利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洛克讲：“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是人的本性”。在洛克那里，人、社会、国家要尽可能地帮助和保护人的幸福和快乐。科莱蒂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圣经》则更进一步强调“人是世界的主宰”。在这里，西方的传统文化强调一个“争”字，强调人的主体性，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分析、理解、征服。促进人们进取、创新，促进思想解放，使得人们具有独立、批判精神，促进社会时时更新，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新航路开辟以来的殖民侵略，三次工业革命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争”的消极面也是显而易见的，“获显利而忧隐患，得近利而播远忧”虽有些绝对，但并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正是由于这种“显利”和“近利”的驱动，包含“争”的特质的西方文明得以盛行于世，经过三百多年“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年所伏的“隐患”渐渐显化为“明患”，历年所播的“远忧”渐渐进逼为“近忧”，西方文明强调突出个人，强调物质财富，务求一枝独秀。由于人与人的竞争的激烈，经常发生人与人之间；过分地追逐奢侈豪华，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造成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以致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一种强烈的、带有侵略性的、以科学技术为主的实证主义思潮在西方始终占主导地位，而人文主义则受到抑制。人类可以征服自然，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有很多薄弱环节。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最终的结果是同归于尽。
人们在认真反省当今世界千秋工业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伦理挑战与困惑后，给世界发出了一个忠告：“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可见，虽然中国的儒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但是在当今道德衰退、生态环境恶化、人种退化等由工业化带来的挑战和威胁下，可以将儒学作为科技发展的护航员、一个补充来重建科技伦理道德。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使人类享受极其丰富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迫使人类卷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与追求之间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人类日益吞食着因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乃至价值等危机带来的苦果，而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更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离不开协调主体际关系的活动而独自存在和发展。当“科学研究成果开始获得应用时，这也就标志着伦理思考和道德思考的闯入”。在科学活动中科学家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科学探索者，必须有科学精神，以追求真理和科学为目标，坚持科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又是社会中的个体，对社会负有责任，他要用他的科学活动服务于社会、这种双重身份使得科学活动不可能是纯粹的探索真理的活动，同时必须是价值活动为实现一定目标而从事的活动、科学家不能保持价值中立，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接受社会对他工作的评价，并且把自己的活动放到社会价值活动之中。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使用，它所带来的影响都不能说只仅仅影响某个人抑或是某些人，它所涉及的一定是全人类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留给后代一个健康、美丽、和谐的生存空间，发掘传统儒学的优秀精神，重建科技伦理已成为世人之共识。
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它不是一种宗教，而是道德的总和。它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吸收其他思想而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它维护了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儒家传统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生命形态，其中有其哲学意义、宗教意义、人文学意义、人类学意义。它不仅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东亚文明的体现。中国传统儒学属于人文类型，其核心内容是内圣外王之学，注重探讨理想人格与理想世界，回答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儒学中“天人合一”、“明礼诚信”、“贵和尚中”、“仁爱宽囿”“、忧患意识”等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都是解决现代社会危机、重建伦理道德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的继续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其出路是人类确立与自然协调共进的意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共同的本源，并且密不可分的连结在一起。这种观点虽然与近代科学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没有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两者不能混淆，混为一谈；但是它却将人类现实利益与理性智慧、科学态度与道德精神相结合，强调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也要善待、善处万物和自然，彼此共生共存，造就了中国儒学解决当今生态危机的一把钥匙。正如英国学者唐通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是很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也不通过研究、分析去理解自然，目的在于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持和谐。”
“明礼诚信”原本属于传统儒家所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物道的原则和行为规范。它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无论对于处理国际关系、社团关系、人际关系抑或个人的安身立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面对以科技和知识为发展主导的大潮流，“明礼诚信”将成为融洽国际关系、促进国家发展、导正社会风俗、完善个人道德、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为准则，也是解决人与人之间道德危机的另一把钥匙。
儒学思想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心理、美学、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陶冶情操、崇尚人格、尊老爱幼、安定家庭、协调社会、治国安邦、顺应自然、天人和谐等多种功能和影响，对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现代生活中，儒家伦理仍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儒学应更加开放，接纳科学知识及相关经验法则，应平衡教育，冀使儒家的仁爱道德精神与科技相结合，东西文化得以互补而相得益彰，同时以儒家的道德教育来抑制物欲膨胀，由此德性之知，连贯心性涵养、伦理规范，使得现代化的生活，更臻和谐而完美，以期老“内圣”能真正的开出新“外王”。
最后，我们可以用“国际智者”阿诺德·约·汤因比的观点来为本文做结。他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并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他指出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
俱往矣！在全球科技发展的“革故鼎新”的时代，儒家的理论缺失定会得到厘正，其贡献也定将会得到发扬光大，其时当是儒家子民之幸，全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