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转变立场的奥秘
幽默小品常常把政治领袖善于转变立场作为讽刺的对象，我们已习以为常；但如果学者们也不理解政治领袖转变立场，就不可原谅了。林肯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还是赞成蓄奴制度的，没过几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好在是林肯这个弯转得好，没有人指责他。该记住，在对政治领袖的分析中，仅仅恪守道德原则是陈腐之见。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阿拉法特在80年代还被西方人指控为“恐怖分子”，到了90年代，一下子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主要不是西方人的是非标准变了，实在是阿拉法特本人变得厉害。但不能认为阿拉法特的品行发生了变化，这与品行无甚关联。阿拉法特之变，在于与他有关的现实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便因此审时度势，政治立场跟着转变。其中，一个东西没有变化，就是他的个人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没有变。忽视了这一点，政治领袖就不可理解了。
学生运动的领袖也值得考究。学生运动的领袖几乎一律站在激进的立场上，如同阿拉法特在年轻的时候一样。这样几乎总免不了学生领袖的悲剧命运（恕我用这个价值判断的词语），中外于此无甚差异。因为它导致学生组织与强大政府的对抗，政府总要用一个什么手段把他们打压下去。30年代的美国和60年代的一些西欧国家正是这样。有人如果抱怨学生不该采取激进的立场，而应该与政府妥协，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我们不可妄加评论；但作为一种实证分析，那实在是浅薄之见。
政治领袖的激进立场首先与政治领袖的年轻有关。克雷孟索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转引自朱学勤文章）。此言算得上睿智，但过于简单化了。我相信，一个人告别年轻时代，阅历有了增长，会对暴力革命的意义发生怀疑，使他不再信仰左翼思潮。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政治投资的机会成本比较小，而未来政治收益的折现值比较大，所以，年轻人在政治上一赌为快，正符合他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政治领袖的激进立场还与领袖发生联系的政治组织的年轻有关。通常，年轻领袖对年轻的政治组织的控制力较弱，领袖地位极不稳固。试图获得成功的领袖必须给自己的组织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最有资格做领袖！而包含这个信息的最佳表现，便是领袖的激进立场。因为，第一，激进立场表明这个领袖敢于冒风险，而一般的组织成员正是要把组织的风险推给领袖的。第二，用以表达激进立场的激进口号，可以使领袖显著地区别于组织的一般成员，在组织成员还来不及了解领袖详细背景的情况下，提出激进口号便是领袖取得组织成员认同的最便当的手段。不采取这种立场，现任领袖的地位就有可能被其他竞争者取代，从而失去组织的保护，陷入危险的境地。激进立场是领袖们的生存手段，而非他们的本性。在政治组织还不够强大的时候，这种立场对领袖们尤其有利，离开这种立场则很容易被组织抛弃。在一些党派的早期历史上，我们看到，那些优柔寡断、动辄与反对派寻求妥协的领袖，个个昙花一现，灰飞烟灭了。在学生运动中尤其如此，领袖如走马灯一样地更替，而“运气”只属于那些在较长时间里守住激进立场的人。
然而，如果一个政治领袖不撞南墙不回头，守住激进立场不变，则同样要落一个悲剧命运。若具备下述两个条件，政治领袖放弃激进立场便是聪明之举。
第一，领袖对自己组织的控制已经比较稳固，领袖地位被他人替代的可能性已经十分微小。本来，一个人一旦在一个组织中确立了领袖地位，他人要取而代之就已经十分困难。在非竞选制度下，领袖与其他成员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充分足以加大一切僭越者的活动成本。所以，除非领袖自己闭目塞听或昏聩无能，否则不会出现僭越者的可趁之机。这是领袖进行政治活动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种条件给领袖提供了相当的政治活动的自由度。稳固的政治领袖的地位是政治组织成熟的标志，而政治组织一旦成熟，领袖们也不必再借助自己的激进立场来树立自己的特立独行的形象。
第二，领袖所控制的组织已经十分强大，并与对手的争斗可以成为一种双赢的“非零和博弈”。“巴解组织”强大起来了，以色列硬要吃掉它，或者“巴解组织”一定要打败以色列，只能是两败俱伤。北爱尔兰的军事组织和新芬党也是这样，它们发展了，强大了，有可能通过谈判从英国政府那里得到利益，若继续拿武器说话就不明智了。
上述两个条件一旦具备，政治领袖若继续采取你死我活的激进立场，领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在原来的“巴解阵线”内部的各个山头中，那些死守激进立场的领袖，我们现在还知道谁？只有阿拉法特这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英才站住了脚跟。这几年台湾出了个陈水扁，这个人该激进的时候激进，该妥协的时候妥协，结果竟一路顺风，大大地出了风头。
在和平时期，并在非竞争条件下，只要政治生活还有风险存在，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领袖同样有他的政治行动的自由度，利用好这种自由度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现代社会的经济成就提供了一种国家领袖超脱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因为国家领袖的利益并不特别地与某一个利益集团相联系。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了，若政府的核心官员把自己的利益固定地与一个经济集团联系在一起，而置其他集团的利益于不顾，这对他们双方都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而政府一旦倾向于均衡考虑其他众多经济集团的利益，那它就要遵守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以给自己树立一个中立的和公正的形象。所以，越是商业化的社会，越需要公正，而国家领袖和政府也越有可能公正。这种历史逻辑给我们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