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粗暴和不可理喻：我看李锐
拜读了作家李锐发在网上的四千余言的《和×兄谈张炜》的信，作为一个熟知张炜和李锐作品的读者，我感到万分惊讶。李锐的信，是经过几日思考最终“改定”的，所以无疑是一篇郑重其事的檄文。如此激烈地批评有过多年（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交情的老友，李锐到底为了什么？
李锐的这篇檄文，和他后来关于解释“豪宅”的另一封信，我反复读了两遍。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简而言之，李锐的意思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而张炜只批评了金钱专制，没有批评权力专制；只批评了商业大潮之下的精神堕落，没有批评“专制政体”对人的钳制。
第二，“事实只说一半就是谎言”，张炜“简化事实”的论述，不过是一次“精神撒娇”和“道德的自我感动”。不仅如此，就张炜来说，他个人在行为上也不够，没有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关于后一条，李锐有一段话说得异常锐利：“花三千多万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再完成道德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
李文大段大段的论述颇富激情，极有感染力。可想而知，那些没有阅读张炜的《精神的背景》的网友，那些原本对张炜就陌生或者心存疑虑的读者，完全有可能认同李锐，就此认为作家张炜原来是多么虚伪和矫情。
认真读罢张炜的文章，真正说服了我的是张炜，而不是李锐。
《精神的背景》一文，原本是张炜2003年8月在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章发表，仍带有当时现场的语感。张炜对当今写作与出版的状况以及“精神的背景”的谈论，不过是说了些大实话，既没有言不由衷的避讳，也不是故作姿态高谈阔论。文章的主旨，依我理解，是说在当今日益沙化和日益混乱的精神的背景下，在“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进那个‘背景’，唯恐被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所抛弃”的情况下，毕竟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作家，与这背景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关系。而正是这种作家，才是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
无疑，张炜发出了一种警醒的声音。这声音，是建立在作家多年的感悟之上的，其中充满了洞见和良知。他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表明的是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是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坚守的“为了正义的文学”的准则。这不是那种学院派的评论家的论述，而是一个作家的自由灵活的表达，其文字的确有李锐批评的那种“诗意化、道德化”倾向，但这样的表述方式，没有必要受到苛责。
对于这样一篇文章，我不知道李锐为何如此纠缠不休，看不过眼去。李锐的反感、激愤、冲动，也许是因为《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的“极口称赞”吧。我不知道李锐凭什么要求张炜非得像他说的那样，结合批判“专制政体”一起谈论“精神的背景”。各人有各人的思考角度，各人有各人的表述方式，张炜的观点自有张炜的道理，李锐的那些说法，诸如“被整合到权力等级之下”，从而“理性告缺，良心退位”云云，有点强词夺理的意味。想当年，李锐不也当过省作协的副主席吗？怎么能自己一辞职就这样说别人呢？如果当年顺利地当上了主席，不知李锐还会不会辞职，还会不会说这些话。话又说回来，笔者非常理解你当年的心情：一大把年纪了，主席没有当成，干脆把副主席辞了吧。
我更不明白的是，像“三千多万盖了一座豪宅”这样明显带有诽谤意味的话，何以会出自熟知情况的李锐之口！以我善意的猜测，感觉是李锐的健康方面出了问题，应该去看医生了。
因为张炜的诘问，李锐后来又就“豪宅”之说发帖致歉并做了说明：“看了你的信才知道因为我的‘言不及义’让别人产生了误会，以为所说的‘豪宅’是你的私人宅第。如果真有这样的误会，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应当向你道歉，并郑重再向网上的读者做一个说明。我所说的豪宅，不是张炜自己的房子，而是在说万松浦书院的那一片建筑。”
但在我看来，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李锐这才叫做文过饰非。“豪宅”，一个简单的词汇，无需解释；“一座”，一个简单的数量词，也不用再作什么说明，怎么忽然又变成“一片”了？一个著名作家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会把一个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叫做“豪宅”吗？前后矛盾，出尔反尔，这能够说得过去吗？
李锐说自己“言不及义”，我看倒是有意耸人听闻。
一个人说话不负责任到了信口雌黄的程度，还让我们怎么信赖他！
由此观之，李锐那些振振有词的批评，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强词夺理、别有用心呢！
李锐强调“修辞立其诚”，而自己竟置基本事实于不顾，乱说一通，这样的“立论”者，又有什么资格苛求他人！难道他的“言不及义”才是一种“诚”！
姑且让我们忽略李锐的“言不及义”，还是讨论一下他的那些论述吧。
李文虽然多次提到“血腥的‘**’”（我不知这是李锐自己的“回避和简化”，还是网站处于安全考虑所做的屏蔽），提到“执政党”的权力“整合”，但说到底，他也无非说了些官员腐败、官场与黑社会的勾结之类的“被允许”和“可以谈”的东西。而对于那些不被允许、不可以谈的，李锐又揭示了多少事实真相，道出了多少有价值的问题呢？
指挥别人冲锋，自己却站着不动，这就是李锐。
说些貌似勇敢无畏实则无谓的话，这也是李锐。
这样的做派，再加上信口开河地指责“豪宅”，在我看来，实在有违做人的厚道。说得稍稍严重一点，是不义，是病态，是强词夺理，是欺人太甚。
张炜把60年的写作和出版历史概括为两个时期：“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自有其思想高度，也自有其涵盖力。李锐提到文革中的“地下文学和顾准那样的写作者”，其实与张炜的意思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们和他们，正是张炜所描述的那种凸现于时代的精神背景之上，与这“背景”保持了足够距离的形象的注脚。像顾准，正是“站在背景前面的”“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这样有自己的原则的个体，在哪个时代都有一些，但都为数不多，也正因如此，才愈显其珍贵。
我想，张炜其实也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写作、出版者都成为这样特异的个体——这也是不可能的——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价值立场，自己捍卫的准则罢了。这样的文字，之所以一再招来置疑和毁谤，以我的理解，应该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来解释：“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在第二封信中，李锐对张炜“再次强调”说：“我的那封信，是因为在你的《精神的背景》里没有看到1989年夏天的那场政治动荡所形成的分水岭。十几年间，这道分水岭从最开始的政治禁忌，到自然而然的被忽视、被遗忘，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麻木，甚至正在成为知识者们笔下的知识广为流传。我只是在你的这篇时代雄文中再次看到了这样的麻木和知识，所以才有感而发。”
我想说一下我的理解：首先，张炜的发言文章是面对写作和出版者的，或者，用一个也许严重一点的词汇，是面对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那么，为什么非得让他“看到1989年夏天的那场政治动荡所形成的分水岭”呢？更何况，张炜所站的高度和所立的角度，也许本来就与李锐不一样。以笔者的理解，导致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因素，主要是市场和经济，而非政治和强权，因此，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分水岭”不“分水岭”的问题；更值得探究的，当是国民性的问题，是传统的价值观断裂和后继的问题，其间起根本作用的，说穿了就是人的道德水平。就目前的中国来说，写作和出版上的禁忌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吗？尤其是，其中又有多少是处于政治因素？是因为所谓“专制”“权力”的存在，才导致了精神的沙化吗？不，我认为目前已经很可以了，政府已经够宽容的了。出版的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
从道德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分析问题，不应该受到置疑。倒是那种处处事事琢磨着与政府搞对立的人，动机不无可疑，不知到底是真的为人民着想呢，还是在讨好什么。道德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是一个应该谈论的话题。一个人如果不讲道德，什么坏事就都能做出来，什么坏话都能讲出来（包括造谣惑众、信口雌黄之类）；一个写作者不讲道德，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往外抛。
所以，我倒是能够理解和愿意接受那种经常遭受指责的“道德作秀”，而一时对那种“政治作秀”感到不可理喻。
说到“政治作秀”，我还真不愿意像一些网友那样，认为李锐是“买友求荣”，向西方的诺贝尔奖献媚。但李锐对体制内作家，尤其是当上“主席”的作家的挖苦，让我觉得他还真是在刻意撇清自己。李锐这样说：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执政党更是依靠制度优势，把几乎所有的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都整合到权力等级之下。这种整合，是一种比科举体制更为宽泛的整合。”
“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主席、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在主席、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干脆就只充当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
这些挺刺激的话，说的是事实吗？是合情合理的吗？是否也是一种作秀式的、虚妄的批判？是否正是自己描述的“沉溺于口腔的满足”？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我只是从李锐文章的字里行间里，感觉他有一种因为辞职而来的骄傲，一种由于不当“主席”而有的矜持，一种源于“左右开弓”的自得。好像别人一当上“主席”，就成了“坐稳了”的“奴才”，就“理性告缺，良心退位”了。其实，在我看来，所谓“理性”也罢，“良心”也罢，决不是一个只用于大是大非问题的东西，而是常常体现在为人处事上的平常的真和微小的善。譬如是否能够善待他人，是否能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是否喜欢沽名钓誉，等等。离开了这些平常的真和微小的善，不管你是什么有国际性影响的作家，还是什么有后现代意识的批评家，奢谈“理性”和“良心”都是白搭，都是扯淡！
来源：[关天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