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被背叛的记忆
还很小的时候，跟父亲去送公粮。天很热，人很多。我们排队排得太靠后，就到仓库外面去乘凉。我要吃西瓜，父亲去买了。我做在一个碑子下面，觉得有东西硌到背了，就转身去看。碑上有字，曰：村镇慢行。 不大一会，父亲回来了，捧着一只西瓜。吃完了，我问：碑上的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村镇？父亲答道：就是乡下人走路小心，走慢点。什么叫乡下人？他指了指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和我们一样铺开化肥袋坐在路边的树阴里的人，说：就是他们。那么我呢，也是乡下人吗？是的，我们是乡下人。
我们是乡下人。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大概只有八岁。我们是乡下人。所以，我们走路要慢一点，不要去碰汽车。汽车是“乡上人”的，乡下人要给“乡上人”让路。
四年级那年，风调雨顺，丰收了。我家也沾了光，跟着丰收。玉米卖了一点钱，烤烟也好。这么多年以来，我的记忆里，那年是我家经济上最宽裕的时候，有件事可以为证，我家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就是那年买的。从那以后，每天放学以后，除了做作业之外，可以看电视了。
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跟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老师不会叫孩子们出去帮他家种玉米、拣麦穗。电视上每天都是这些。
要是我们也能那样多好？
我要上那样的学校，我说。不，你不能，奶奶一边用针搔头发，一边说。为什么？因为那是城人里人才有的日子。 哦，这是城里人才有的日子，我要去城里。父亲说，好吧，去城里。
车窗边的杨树一排一排的向后倒下去，车窗外是秋天的一律金黄。生平第一次感受坐汽车，果然与坐自行车不同。以前也坐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心情畅快。今天要去公园，去少年宫，还要去买一支冲锋枪。有了它，就再也不用玩父亲用木头削成的那个了。据说，这种枪会响的。
街道干净而宽阔，没有来去的牛羊，没有架子车，没有那么多的草帽。汽车来来回回，警察戴着墨镜挥舞着手臂，孩子们的头上没有土，脸上白净。阳光明媚，心情舒畅。
从商场里出来，抱着冲锋枪，我拼命的按电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在商场门前的台阶上跑上跑下。父亲跟在后面，手里拿着刚买的书，以后我就不用看那本黑白色的《三国演义》了，那上面的人都很胖，裤腰带勒得肚子都凸出来了。这是《安徒生童话》，父亲说，里面有很多故事。
一个小孩走过来，穿着一双小皮鞋，说，给我看看你的枪。我说，好啊。他捧在手里边喊边朝行人扫射，嘴里的吐沫四处飞溅。我刚拭去飞到我脸上的吐沫星，准备问他叫什么名字，一个女人走过来了。卷卷的头发，穿着裙子——村里人说，这种人大多是“卖”的。
你在干吗？她厉声问。
孩子没回答，还在摆弄我的枪。
走，跟我回家，没出息，跟这种乡下人有什么好玩的。她把枪抢过来，一把塞在我怀里。把孩子带走了。孩子有些不甘心，边走边回头看。
父亲说，走吧。我边走边想：城里人不能和乡下人玩吗？父亲说，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城里人，你是乡下人。
我要当城里人。
那你就考大学，考上了就再也不用当乡下人了。
高二那年，我看穿了世界，发觉活着是一件最无聊的事，人逃不过死亡。这是《红楼梦》告诉我的。考上大学怎么样？能不死吗？能有一段让我激动的爱情吗？
青春无可奈何的逝去的忧伤像一条蛇一样，缠绕着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凡人故事”。一个到北京打工的小伙子，二十岁，在工地上做小工。面对摄象机，他略带羞涩的说，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用来找老师、学音乐。他爱唱歌，他要唱歌。故事的最后，他背着一把吉他往前走。城市的霓虹灯在闪烁，他瘦弱的身体越来越远，消失在城市的黑夜里。 我突然感到了一个意象的造作与矫情。那是齐秦。他也背着一把吉他，把背影留给了人们。跟在后面的人们阵阵尖叫。电子制作出来的苍凉荒原不过是一张图画，长发飘飘不过是一个记号。只有他才会说“寻找那梦中的草原”，在草原上的人们永远不会。
我在高中毕业的纪念照上写道：“到底是我征服世界，还是被世界征服？”那张照片上的我，意气风发。
因为我知道，我将远行，到城市里去。我和送行的朋友们站在车站，旁边的音像店里传来的声音是刘欢在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我趴在奶奶的坟头磕了九个头，其中有两个的意思是，我要到城里去了。她这个满族正黄旗的大家小姐，在那个院子里生活了五十年，当了五十年的农民。她的炕上挂着一张画，叫梁州风光。打我能记事起，从来没有拿下来过。
“我那个时候啊——”，他是江苏南通人，一个寝室的室友，“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个农民一样——” “农民怎么了？”另一个同学白着眼睛问他，“为什么穿得破烂就是农民？”
他不说话了。
“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大一的一年里，我被人看作在研究“农民问题”。我在图书馆里翻那些堆满了灰尘的关于农民的书，试图给自己一个答案：为什么我是农民？ 城乡二元体制、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农产品生产周期、土地所有权、农村社会保障……我找到了很多书，但是没找到答案。
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句话：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我兴奋得差点扔掉了手里的饭盆。因为这是头一次，在此之前，从来只关心农业是否丰收，产量如何，农民不存在，至少在有些人的想法里，粮食丰收了农民的收入当然就好，粮食产量在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在增长。
有人看见了我手里的《拯救与逍遥》，问我：“哎，我说，你怎么不研究农业问题了，搞起这个来了？” 谁说的我是研究农业问题的？
大一那会，你不是天天窝在帐子里看农业问题吗，我还以为你打算研究这个呢。
我笑了笑，没话说。 大三了，该考研的人都在准备了，该考律的人也看他们的教材去了，我却从农业问题路过新儒家、现代化理论、晚清史、一直到了文学史、“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甚至还看了几本关于市民社会的书。我第一次决定写一个文章，题目是《城市化批判》。
在那些日子里，我跟一起走州过县到了同一个学校的高中校友每天晚上都在操场不停的绕圈，从“法与法律”到现代性的悖论、西部大开发，几乎无话不谈。每次，我们都激动难抑，他都要发誓从明天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大四了，我们去了深圳找工作。晚上住在别人免费为我们提供的酒店里。刚一进去，他看着地毯，脸上一阵古怪的笑容，跳上床，打了几个滚，爬起来，笑嘻嘻的说：“哈，没想到我们居然也有今天？我们住了这样的酒店？”
大概半年前我们一起想办法为他母亲的病筹钱的事情已经淡忘了。终于，他去了人民银行。又过了半年，我把《裂缝：穷人与大学》发给他看，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意思，中国人民银行要进行体制改革了，你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诗人们把栏杆拍遍，“思想家”们把圣人的遮羞布看穿，贵人们的宴席把心肠戳烂，都与我又有何干？我不过还是个“走在城市背后”的人。
这城市是一坐迷宫，我像一只苍蝇，在玻璃墙上撞来撞去，想要找一个出口。日子像流水。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我就快要麻木了。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遥远的长春传来，听得出来，他鼻子有些塞住了。这是堂弟，去年他也跳出了农门，成了城里人。他说，他们隔壁寝室的人都有电脑，就他们寝室没有，因为他们都很穷，是农村来的。
一个当时的同事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不知道是什么学校，据说要十万才能拿到毕业证。复读算了，这还上什么上？我说。这有什么，考上了当然要上，干吗不上？他回答。一个专科文凭能值这么多钱吗？能，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能有文凭。我把我的文凭卖给你，我比他的这个高级，也只要十万，你要不要？他笑了。
我问堂弟，你一个家里给多少钱？200块。够你用吗？够了，我吃得少。
考上的时候，他对这个并不满意，因为这不是重点大学。他想重考。你赶紧滚吧你，不去就别念了，没看见你妹妹也快了吗？这是他父亲的话。他妹妹考上了一个重点高中，因为是农村人，要多交800块，于是只好放弃。有人提出，把你的录取通知书卖给我，给你500块。对不起，就是卖裤子，我也不卖这个。这也是堂弟的父亲的话。
当有人让我给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家人捐200块时，我无话可说。如果我有200块可以自由支配，我会给我的堂弟，让他吃一顿饱饭。
“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是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但是农民不属于这“人民”。 文革结束了，普天同庆，万众欢腾。当年的知青们终于又堂皇的成了城里人。当年的知青们忆苦思甜的机会来了。 在乡下的那几年啊，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没有电灯，没有肉吃，每天劳动，农民们无知而愚昧，还老想整你，一看见漂亮女知青就动念头。他们说，很多人都相信了。
隔壁住着一个江苏来杭州打工的人，55年出生，见证过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高中毕业后，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生产队长。但是他说：
我们怎么会迫害知青呢？他们是城里人嘛，什么都不会干，劳动的时候专挑轻松的给他们；全村的人都住草房，他们来了，我们赶紧给他们盖了瓦房；怕他们想家，我们就千方百计给他们搞活动。什么？我们强奸女知青？你以为他们都是仙女啊？何况他们有的就是县城里的。毛主席发过通知？我没听说过这事。我们对他们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说实话，我宁愿相信邻居的话，因为他是一个远离“主流”记忆的个体记忆，是一个非典型文本。只可惜，他的声音将永远被埋没在帝王将相的战记和语录里。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是人过的”地方，但他们却是人，而且，是远比那些背叛记忆的人更真诚、可信的人。
1998年，洪水淹没了中国，却独独漏掉了我们黄土高原。我们黄土高原不在中国。当年我们家乡的降雨量只有常年的20%，事实上是一滴雨都没落下过。但是当年的公粮、购粮一分也没少缴。我和同学一起坐火车跨过长江，无数的良田民舍只把顶漏在水面，其余的部分全被压在下面（后来我才知道，自由主义就是在这年浮出水面的，真是该感谢这场大水啊，让我们有了如此精妙的理论）。朋友感叹道：这边的水太多，我们那边的水太少，天哪，真是不开眼。毫无疑问，N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将会是国家领导人站在抗洪前线上的激昂讲话和军队战士们英勇的身躯，遥远的西北的黄土高原上的干旱不在历史叙述的范围之内。
寒假回家。家里人告诉我，隔壁的邻居一年来只买过一次油，大概是五斤。每次炒菜的时候只是用抹布在锅里擦一擦，至于口粮，则是玉米，因为小麦他们已经买不起了。另一家的四口人只有二亩地，两口子天天在地里弄，结果没下雨，全白费了。实在没办法，他们两口子出去打工了，两个孩子放在他父母家混饭。我这才想起学校里的景象，食堂的垃圾桶里堆满了米饭。也许，在他们眼里，自己出了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市场经济嘛，出钱就是大爷，我出过了钱，这东西就是我的了，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至于小学念过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2000年的元旦，千禧之年，烟花纷繁，万众欢腾。我在一个餐厅里，手拿抹布，走来走去；一个同学在城市的寒夜里卷着棉衣，低着头走。他父亲进城，被汽车撞倒，汽车扬长而去，回家去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他从学校回家，一筹莫展。20世纪的最后一天，他去找有司，想“讨个说法”，得到的只是冷冰冰的面孔和一句“我们要过年了，过了年你再来。”看着城市上空的烟花和遥远的星穹，他只有走，不停的走，虽然他不知道去哪儿。
毕业后，他去内蒙工作，在北京转车。站在六月的炎日下，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小的时候都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可我发现北京根本不爱我。
他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别人要200块。他跟别人犟了几句，一群人冲过来，拳头和脚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
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他说。他走了，去了内蒙，一个遥远的边防小镇。
“下去，下去！”
我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几个胖女人把我夹在中间，寸步难移。背上一个大包，手里一个大包。
我刚到杭州，在公交车上，车已经开了。
我把包放下来，搁到地板上，往前挤。两个一脸茫然、衣衫褴褛的的女人站在车门口，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懂那些人在说什么。
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售票员用力的推她们，大概是想把她们从门缝里推下去。
怎么回事？我问售票员。
她们不买票。
是真的吗？我转身去问她们。
她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大概的意思是，她们不是不买票，是她们不知道坐公交车得自己投币，她们没有准备零钱。
我掏出两个硬币，塞进投币箱，推开售票员，让她们站了上去。
我和同学在深圳。
站在火车站出口，一个同学说：啊，什么叫现代化，来过了深圳才知道什么叫现代化，高楼大厦啊…… 我们参观深交所，一个同学说：啊，钱在这里算是什么呢？
门外那些从路灯下逃亡一样闪过的身影，那些坐在高楼大厦背后的地板上卖菜的人们，那些在城市的背面徘徊着的《流浪歌》的声音，那些地道里的乞者，他们有钱吗？他们感受到深圳的现代化了吗？
出了图书城，有很高一段台阶，让人感觉是在俯瞰世人。我知道，我会被这里拒绝。
在我看了一些简单的人类学的书之后，突然发现，我们那边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写成书也许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但是，我放弃了，因为这是一种出卖。
姑姑在电话里问：你在那里怎么样？不行的话，就回来吧，现在正在登记，可能会安排工作的。
我沉默良久，终于说：算了，我不想回去。
哦，要是你在那边过得好的话，那就不用回来了，她说。她永远是善良的，但是我不知道她身上的病魔会在什么时候战胜她。
我知道，我回不去，对于那片黄土地来说，无论我是否富贵，或贫穷，我再回去，虽然那里会接受我，但我知道自己会良心不安。
因为我是一个叛徒。
来源：[一网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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