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开外王：钱穆《国史新论》
在美国Discovery频道的网站上曾看到介绍中国的一篇文章，开篇第一句：“中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另一个国家，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英文原文忘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中国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怎样的一个天下。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中国确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个文明系统。如果我们将这点真正认识到，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社会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发展史，不能用西方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来硬套中国的历史。否则就是漏洞百出，不知所云。
我们先跟随钱先生的思路，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
封建社会——西周、春秋
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
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专制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专制剥削、分裂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
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
游士社会——战国
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早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
正是游士将各国的文化更紧密的融合，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
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一统一政府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分裂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之政府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
郎吏社会——西汉至东汉中叶
“西汉武帝建立太学，高者为郎，低着为吏。”吏经数年地方任职，择优异者选为郎。郎作一段时期侍卫，分派各地为官。这些郎吏渐次组成了一个平民学者的集团。
相比战国时代，士人进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为都被规范。因有大一统之政府，士人也就无处可游，再不能如战国时一席谈既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进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这套严格的“组织法”，西汉渐成一个平民学者、士人政府。
“若论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抑制导致贫富不均的自由经济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道路。”
学者士人集团掌握政权，形成当时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王莽是这个学者集团发展到高潮的最强音，试验用完全学术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惨痛失败的结果是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种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控制经济已经成为士人阶层治平天下方式。
此时，经由太学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阶级。
门第社会——东汉中晚期至隋
但从东汉中期，“终于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阶级。一则是教育不普及，二则是书籍流通不易。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特许某个家庭以世袭的特殊权益，但只要这个家庭将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于是东汉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众得不到保护，只得依附于世家，形成相互间的私契约。“民众由国家公民身份转变为门第的私户。于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是只依存于世家。”世家也因此挟持政府。
世家门第使中国几经动荡，无法形成一个强力的政府。政府虽是一个门第势力支撑的政府，却时时想裁撤门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现，始将农民从世家门第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国家分派土地给农民，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向国家缴税。“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国传统的均产经济思想改造社会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终于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准备，并直接造就了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
科举社会——隋至清末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个公民都可通过考试获得进入政府的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这个制度保证了政府机构由民间产生，由士人知识分子组成，有力地防止贵族、门第世袭割据势力的复辟。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门第这种变相的贵族阶级也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
藩镇势力的创痛，使宋代矫枉过正，尚文轻武，造成长期衰弱。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国在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社会阶级也日趋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国社会都相类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避免过贫和过富的尖锐对立。”
上承战国游士、郎吏的传统，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在由政治来领导和规范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通过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到宋代的成熟，为士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
从西周春秋之文化的一统，经战国，到秦汉实现政治的一统。从东汉贵族势力的复辟，经唐代，到宋以后阶级的消融。中国社会逐步走向一个用人文论理来构架的一统之天下。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发展的脉络。
士人知识分子是这个进程的推动和实行者。他们“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核心，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一面抑制社会特殊阶级的产生，从而避免分裂割据，一面又抑制自由经济，鼓励均产经济，避免贫富阶层的对立。为实现这种理想，他们“内圣外王”，期求先有一完美理想之人格，进而成一个理想政治家，把政治事业融化到个人的生活。“他们不是为政治而政治，而是为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之全体性的理想而政治。”在他们手中，“政治不是适应现实，而是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
中国历史的发展之路选择了士人阶层，他们又用所追求的完美人格和理想，希求铸造一个理想大同的世界。
后记：
这种理想的实施中，潜伏着微机和致命的缺陷。近代之乱，是这种理想和追求在时代面前的终结和崩溃。钱先生在文中，还详细讨论了中国之往何处去。小文鄙薄，无法都能论述清楚，待日后讨论。
钱先生以烛照古今的大才和对中国命运的忧思，在《国史新论》中将中华文明的“前世今生”做了一个了断，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其中《中国社会演变》，《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中国知识分子》三篇是全书提纲携领之作，凭此三篇，可以推翻所有用西方理论来构架中国发展规律的欺世怪论，为中国立一部自己的史纲。
来源：[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