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宰相制度兴废考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宰相制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具体了解中国官僚系统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效能,加深对中国政治发展集权化趋势的认识,理清中国政治文化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篇小短文算是抛砖引玉的引子,希望对中国古代政治感兴趣或有研究的朋友参与讨论,彼此得以增长见识。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宰相作为辅佐专制君主管理政务的最高官职,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其职能和权限也是与时俱进、变动不定的。但总体来说,宰相这个职位是个总理机枢、统揽军政的要职,却是不容置疑的。据史书记载,西周时已经有了类以于丞相的职位,那时叫“大宰”。周礼中关于大宰的职权范围的记载,已经是包罗万象了。不仅朝廷有“宰”,连权贵家里也有“宰”,究其实就是一家的大管家。比如孔子的弟子就有当过“家宰”的。“宰”的古文中有“管理”、“统辖”、“裁制”之意。所以“宰”这个官衔和职位突出体现了它的管理职能和它广泛的权限。古代不仅有“宰”,也有“相”。早期的“相”是各诸侯国间负责司礼的官员。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会盟和战争频繁发生,“相”的作用就越发重要了,并与“宰”合为一体,由相礼转而总理国政,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的“宰相”这种称呼,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宰相制度,其内容足够写一个图书馆的专著的。具体到秦朝的官僚系统,在秦孝公时,经过商鞅变法,宗族在官制中的作用大为削弱,中央机构就开始设立丞相。所谓“丞相”,就是承君王的旨意,辅理国政的意思,明确表示出君王的权威。以后随着秦兼并诸侯事业的完成和大一统政局的确立,宰相和丞相就融合为一,共同指称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
比照现在的权力制度,皇帝是国家元首,而宰相就是行政首脑。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里,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的权限和职责范围是有明确规定的,两人各自料理一摊,并分别对议会或全国人民负责。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是人治,一切听命于上,各级官员的职位与权力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界限。这一特点在宰相这一职位的权限和职能的界定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汉代名相陈平说,宰相的工作就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话虽说得笼统,但那意思却是天地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基本上是准天子的架势了。而且由于宰相直接管理百官,这就很容易造成架空君权甚至谋权篡位的结果。所以在明代以前,君相关系最不好处,或者是君主攫取相权,让宰相变成唯唯诺诺的传令兵;或者是权相架空天子,以至天下知有某人而不知有皇帝。
另一方面,宰相不同于主管具体事务的部门,是一个务虚不务实的官。就象我们现在的什么总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之类的“官”,说重要凌架于一切之上,说不重要随时处理了人民也不会觉得不方便。所以宰相在古代的地位并不牢固,武则天当皇帝21年,用了76个宰相,平均一年三个还多,如此频繁换相,居然能维持政局稳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你说要这个宰相有什么用?所以宰相的这两个基本特点——位尊权重+工作性质不确定——就注定它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鸡肋,随着中国政治日益走向高度集权,皇帝变得更有“责任感”,宰相就成为皇帝直接统领百官、掌控天下的一块拌脚石。于是到了明朝开国,朱元璋就废宰相,设内阁大学士佐理皇帝处理政务。内阁大学士不同于宰相的地方在于他是“差”不是“职”。他不是按照正规的升迁途径上来的,没有独立的办事机构和具体分管的事项,而是皇帝看谁顺眼就给他一个“大学士”的头衔,于是他就有权代理皇帝批阅奏章,草拟上谕,再分发各部具体执行。所以明朝的内阁只是口含天宪的秘书处,与今天的内阁大不相同。而皇帝才是名至实归的国家元首加政府首脑。
朱元璋的改革可以说是走向君主高度集权的关键一步,但他的改革并不完善,在制度中存在着漏洞。按照明朝的制度,各衙门的报告要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样一来,如果皇帝疏懒成性,整个政务就可以由内阁与司笔太监全部承揽了。所以我们在明史中可以看到有几年不上朝的皇帝,有敢对皇帝吹胡子瞪眼却屁颠屁颠巴结总管太监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还有自称九千岁、大收干儿子的权阉魏忠贤。总之,明清的政治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即权力与职务分离。一个人权力的大小不是看他的品阶高低,而是看他跟皇帝的关系远近。明朝的大学士和清朝的军机处大臣之所以被人视为“宰相”,并非因为他有宰相之权,而是因为他离皇帝最近,可以直接左右皇帝的心意。
朱元璋的改革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得到了真正的完善,从此君权得到彻底的巩固,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清朝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辛苦的。清朝改变了由内阁大学士先批阅奏章报告、提出意见、交皇帝审阅并可由太监代笔的一整套工作流程。而是由官员直接将奏章密封送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这样一个流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受梗塞。至于皇帝批阅文件的朱笔,太监是绝对不能动的,除非他不想活了。这种体制一方面开通了皇帝直接与各级官员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强了皇帝的工作量和责任。作一个皇帝,每天必须立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得时刻召见中央及地方官员,对皇帝智力和精力的要求近乎极限,清朝皇帝的工作量也毫不夸张地说是人间之最。所以当时官员们颂扬皇帝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并不全是阿谀之词。今天治清史的专家也都公认,清代的皇帝不管能力如何,但个个都是励精图治、勤政不懈的主儿。
以上说那么多,其实也是要揭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即始终伴随着君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而间有波折,但总体上却是君权不断地加强,而相权不断地削弱。最终在明清之季导致了君权吞噬相权。之所以如此,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探索,但我以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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