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冲破历史的三峡
宋教仁遇刺身亡。讨袁内战也许可以避免，刺杀案件原可司法解决。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那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呢？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只好由枪杆子来决定一切了。
民国第一枪
1913年3月20日晚约10时。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3月22日清晨，宋教仁死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教仁遇刺案”，号称民国政坛第一枪。
凶手尚未找到，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国民党，众所周知的是宋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政见相左。如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宋坚主责任内阁，而孙中山则坚决不作没有实权的总统，力主总统制；后来宋主张定都北京，与孙、黄意见不同。国民党的组成，宋的策划和贡献最大，因而成为实际的领导人，一部分革命党和同盟会中人对宋也颇不满。当国民党组成后，外间谣言甚炽，宋教仁曾于民国元年9月16日发表一封致各报的公开信，申明自己与孙、黄虽政见不同，但同是忠心为国，并且自己十分尊重与爱戴孙、黄二公。
也有人说是袁世凯干的，宋教仁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组建的国民党已经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自然威胁袁世凯的地位。而后来查实，凶手果然是在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授意下行凶的。但也有一点可以肯定，袁世凯非常欣赏宋教仁，对他可谓仁至义尽。袁世凯送给他的西服，尺寸之准简直就是量身定做，可见用心之苦。袁世凯又送给他交通银行五十万支票一本，可他却只用了二三百元，离京南下时即让赵秉钧交还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曾想让他出任总理，但又被他婉转辞拒。因此袁对他的确是又爱又恨。可赵秉钧是真的奉了袁世凯的命令，还是自己妄猜“圣意”自作主张，从而既拍马屁，又除掉对手呢？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黄兴的挽联已经认定了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法院没有审判，“罪犯”却已经确定。
死者已逝，生者却必须决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简单说，就是要用笔杆子（法律诉讼）还是枪杆子（军事武力）。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也是一个可能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抉择！
孙袁兵戎相见
这事如果发生在英美，必定是两造律师大兴词讼，官司怎么也得打上几年，然而这却是在风雨飘摇的民国初年。虽然黄兴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3月25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而此时，袁世凯早已经厉兵秣马，磨刀霍霍了。中山先生倒袁口号公开发布，而袁世凯调兵遣将更是明目张胆。
本来悲剧的主角宋教仁却被人遗忘了。今天讲借壳上市，那时其实也差不多，这时候宋教仁只不过是双方各自达成自己理想的引子罢了。宋教仁死了，中国宪政的一次尝试也破产了。何以言哉？那么，就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这位湖南硬汉吧。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1904年与黄兴等成立华兴会，当年冬因起义事败，流亡日本，先后入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18岁，在那里他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在同盟会中没有其他人曾经像他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以至于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仅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10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1911年黄花岗起义，他起草了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武昌起义后，他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21条之多，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由他起草的七个官制草案，条分缕析，清澈澄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法制局长，多数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笔。《临时约法》虽然并非出自他的手笔，但无疑也包含了他的宪政思想，融汇了他的智慧和思考。他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世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是他的宪政思想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也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他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是，倒下一个宋教仁，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了。
冲破历史的三峡
鲁迅翁曾言，在中国就连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何况是那么大的法律政治改革？于是，手无寸铁，英年高才的宋教仁便将他的鲜血祭上了改革的神坛。
而实际上，宋至死未怀疑袁世凯谋杀。他临去世之前，一是向同志们托付：将藏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希望各位帮忙照料老母；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另一件大事就是在病榻上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电文中依然殷勤托付“......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保民权，定宪法，至死不渝。
烈士尚在幻想，那边却已经打了起来，只是，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终于被扫地出门。而胜利者终于黄袍加身，甚至请来了美国的宪法权威造势，但也终成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忧惧而亡。
然而这次内战也许可以避免，刺杀案件原可司法解决。可是孙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其他人就更无待多言了。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那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呢？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只好由枪杆子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就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个必然了。百姓无辜，罹此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即使我们把责任归到袁世凯头上，甚至归到中山先生头上，那么，又是谁使得袁世凯、孙中山做此兵戎相见的选择呢？不能忘记历史，但责难历史也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许就是唐德刚氏所言之历史三峡吧，他在《晚清七十年》里说，“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文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在另外的文章中更说，“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所谓的历史的‘必然'”。唯物史观主张历史的规律，这种必然也许就是历史的规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