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谈“张吴之争”
《上海文学》上发表的张炜先生那篇文章此前已读过，文中的主要观点应该说是他90年代以来一系列小说和文论随笔的延续与拓展，只不过更完整和系统（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对五、六十年代文学的评价）。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其中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为什么引起吴亮先生如此恼怒，以至于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网上“论战”呢？起初我也感到奇怪。但细看了吴亮的文章和他给陈村的信及一些支持者的言论，又觉得一点也不奇怪了。
其实，说是“论战”，是抬高了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因为发表吴亮文章和信函的那个“小众茶园”充斥着一派“拥吴倒张”和口诛笔伐、冷嘲热讽的气氛，像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大有将张炜掀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逼人气势，毫无冷静的理性辨析氛围。尽管吴亮的文章引用的尽是些哲学大家的名句，但仅从那种故弄玄虚的作派，照例像他以往那样文辞华丽，富于蛊惑力，虽然他声称从“方法和逻辑”入手，通篇却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成见，热衷于吹毛求疵、断章取义，且的确像一些网友指出的那样恶语伤人，实在有失厚道，这哪里是“宝刀未老”，全然不像80年代那个思维敏锐、睿智的文学评论家吴亮嘛！
这里仅举二例：关于“人民”和“大众”，凡是有点政治文化常识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两个具有历史涵义的概念，其中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是伴随现代民主政治诞生的具有明确人文理念的符号，当然不仅属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大革命最初也是扛着“人民”的旗帜推翻封建的路易王朝的，但后来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渐抛弃了这个概念，用法理意义上“公民”取而代之，“人民”的概念则被后起的无产阶级政党接过来了。显然，“人民”不仅指数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是特指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底层民众及其包括“平等”、“公正”等一系列政治诉求的指称。而所谓“大众”，在现代语境下，更多地是指随着西方工业革命乃至消费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始终同市场、消费、受众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可吴偏要将两者混为一谈，如果不是出于无意，就有点故意混淆视听了。
诚然，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以“人民”名义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划时代巨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甚至创伤，但这并不能成为将“人民”彻底抛进垃圾堆的合法理由。我想，这也是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以及其他一些文论和随笔中所持立场的根本出发点。但吴亮完全无视这一“精神背景”，只是“驾轻就熟”地操持那一套从90年代风行中国主流知识界至今的自由主义理论，躺在中产阶级的优雅书房和沙龙里，从那些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中寻找有利于他们的证词和修辞策略，深陷在一种普遍主义或“历史终结”的“全球化”幻觉之中，完全回避了对中国复杂的现实情境和历史进行新的认知和评判的必要和责任，我想，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他把自己当作一个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一种失职吧。
其二，吴文指责张炜拿美国“说事”，就更令人费解了。稍微细心的人不难辨析，张文所说的“一鳞半爪” 学习美国与“全盘西化” 有明确的上下文语境，而吴单独拈出来攻其一点，是缺少说服力的，奥妙显然在于张炜不该“动辄拿美国说事”，从而触痛了那些中产阶级文化人士的敏感神经。其中隐含着这些年来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一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价值趋向，似乎美国天然代表着真理的化身，不容置疑，更不容批评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此外，吴亮还将中外历史上所有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哲学和实践笼统地指斥为倍受自由主义者们指责的“乌托邦”，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过于武断的态度和缺乏历史感的表现。
当然，吴亮及其支持者为一篇并不比其他持相近立场的人士“极端”和“偏执”多少的文章大动肝火、兴师动众，甚至不惜恶意贬损对方，决非他“近来脾气不好”，而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早已存在的思想分歧的一次不经意的暴露，这当然不仅仅从《精神的背景》才开始的，说早一点，从90年代后期针对韩少功先生的《马桥辞典》的构陷就开始了，这次事件不过是一种余音和延续罢了，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写到这儿，似乎可以搁笔了，但我又想到吴亮的文章以及这桩文字风波的始作俑者陈村先生的一则跟贴，言辞凿凿地“教训”和调侃道：一个“禀赋平凡”的“普通作家”不要随便对一些普遍性的命题发言，不要“捞过了界”，就忍不住还说两句：姑且不论30岁就写出了《古船》这样杰出的长篇小说、作为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坛重要作家之一的张炜，是否是一个“禀赋平凡”的普通作家，即便真的如此，甚或哪怕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和普通公民，谁有权力规定他不能对充满复杂性的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现状发表一己之见呢？况且，现在媒体和知识界正在呼吁和热炒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像这样公然地鼓吹话语等级观念，岂不是竭力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地“践行”尊重个体价值和话语权利的吴亮们自相矛盾吗？
信笔至此，也算一孔之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