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不应太刻薄
跑到公众场合闹着自杀，似乎颇为流行。为此，西安市公安局4月底下发了《关于妥善处置以攀爬设施的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通知》，认定这种行为妨碍了公共利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因此，在警方把这些人救下来之后，应根据其行为对公共秩序造成的危害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以15日以下拘留、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公安部门当然有自己的苦衷，比如在西安，这种事情去年以来就多次发生，并且确实也引来大量微观者，扰乱了公共秩序。为了一个扬言的自杀者，公安部门也需要调集不少警力，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不过，专门出台这么一个规定，似乎却大可不必。既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已经对“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的”行为作出处罚规定，直接照着处罚就是了，何必专门搞一个通知呢？即使登高自杀者确实只是扬言，似乎也犯不着正经八百地发通知专门规定如何处理。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这样的立法（这样的通知是具有地方法律效力）“不近人情”。
有关部门在制定这样的法律的时候，肯定觉得，法律就应当明确，就应当不宽容任何违法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因为宽容这样的行为，就是对善良的民众不负责任。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可嘉。
然而，社会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假定一个人纯粹是为了解决自己面临的私人纠纷，为了追讨工资，或者因为下岗，而爬上水塔或商场大楼上，扬言自杀，以要挟他人。由此招徕很多人旁观，导致交通阻塞。假如我正开车经过这条街道，我肯定会骂几句。我也觉得这家伙不该扰乱公共秩序。但是，我听了旁人讲述上面那人的故事，我很可能会觉得，他确实挺惨的，也确实是没有别的办法。我会理解他的行为。而当时不在现场、因而并没有感受到当时混乱局面的旁观者，恐怕大多数会同情上面那人，至于老太太们听了那悲惨故事，没准还会流眼泪。
这时候，警察把他救下来，但却直接把它送进拘留所，老百姓会怎么想呢？从民意的角度看，这样的法规，只考虑了一部分人的感受，即受到因该人行为而暂时出现的混乱局面影响的人，而没有考虑到当时不在场、因而并没有感受到当时的那点小小不便的绝大多数民众的感受。即使他们把这个故事当作饭后茶余的谈资，对爬上去的那人，心底里也总是有一点同情心的，只要我们相信孟夫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而法规要求把那人拘留或罚款，恐怕就有违大多数人的这种恻、同情之心。
当然，由于事不关己，人们的这种同情心也是很淡薄的，法规和执法活动即使伤害了它，人们也只是短暂地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罢了。但是，如果这种同情心在一部接一部类似法规和政策之下，不断地遭受微小的损害，积少成多，最终的结果却很可能是致命的。因为，政府的活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看到政府执法部门刻薄待人，人们的同情心就会悄然流失。与这种道德感的损失相比较，公安部门为救人而浪费的那点公共资源，恐怕就算不了什么了。
法律、法规不仅仅是惩罚违法犯罪或界定人们的权利、规定人们的义务，它们也会对民众道德感、正义感、同情心等普遍的精神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优良而正义的法律具有教化民众的作用，专横而苛酷的法律则会败坏社会道德。而那些看起来似乎蛮合理、也有程序上的依据，并且也合乎社会管理之成本-收益计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果过于刻薄而不合乎人之常情，也同样会使民情趋于刻薄。遇事总是把别人往坏处想，而不能善意地理解他人的异常举动，增加人们之间的猜疑，这样的社会，恐怕是谁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我们今天都喊累，恐怕就是因为心累，因为我们总以为别人对我居心叵测。
就从善意地理解那些爬上公共场所之高大建筑物上的人开始吧。毕竟，爬到那么高的地方，摆出危险的自杀姿态，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人，如果不是确实有一些冤情，而又实在无法承受现实中的谈判成本，恐怕是不会爬上去的。我们得承认，我们所处的社会有很多人，他们处于弱者地位，遭受了个人的不幸，但又缺乏必要的知识，想不出合理而又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于是，他们想到这样的办法，爬到高处以要挟社会。平心而论，这样的行为确实不够恰当。然而，我们何不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的不幸、无奈与无知？只要立法者的心肠还没有完全因权力腐蚀而变冷变硬，就应该有这种设身处地的领悟能力。
有些事情确实是不合法的，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爬到高处扬言自杀。但是，他们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巨大的不便，也没有显著地违背正义，而民众对于这样的人，普遍地持有某种同情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明智的做法就是英国人柏克所说的“善意的忽视”：睁只眼闭只眼算了，把他救下来，把人群劝散，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何必叫真呢？公安部门不妨把这样的事情当成一次紧急事态演练，不就消气了？
有关部门可能辩解说，对这种行为如果不严厉处罚，会有更多人效仿。这种想法未免把人想得太不地道，也想得太勇敢。即使不禁止乞讨，一个具有正常情感与理智的人，也未必会在没饭吃那天有勇气上街乞讨。即使遇到有不平事，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没有爬上高塔的勇气——反正我有恐高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