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糟粕谁来分？
我注意到几十位名人发出的《甲申文化宣言》，用了中国人的传统纪年，甲申年，而不光是国际上通用的公元纪年。那个公元纪年多多少少和西方人的宗教有点瓜葛。我觉得自己大概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宣言的深意，只是粗枝大叶地从题目上约摸出，他们的态度是，中国人还是要走自己的路。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这个态度自然不错，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怎么做，也就是操作性的问题。宣言大概限于篇幅，没有涉及操作性，大致上是一个表态，点到为止。既是前辈名人，又不涉操作性，别人就难免猜测。在中国，凡需要猜测的，就难免猜到政治上去。好在现在和过去不同，是可以批评争论的。袁伟时先生提的批评很到位，问了一个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问题。在民间，有年轻一点的人，提倡读经，提倡穿民族服装。这一提倡就不仅仅是表态，而是操作了。反对者说，这种做法是蒙昧，是误人子弟。如此泾渭分明的对立意见之共存，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最大进步，说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开明的社会。普通人在听了两边的意见困惑莫解的同时，至少知道自己是有得选择的，并不是非做什么不可，也没有什么是决不可做的。
有一个我们大家长期来都接受的不证自明的道理：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糟粕和精华，我们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道理，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道理，说了等于没说，所以我们一说再说。如果说，探索是人的天性，那么懒惰和苟活也是人的天性。如果环境不让探索，那么人们只好懒惰。这就是我们说了几十年的精华糟粕，结果回头看看，老是要吃后悔药的原因。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问这么个问题：谁来给我区分精华糟粕？怎么区分精华糟粕？如果我认为是精华的，他认为是糟粕，我该怎么办？
我想，这个问题是对普通人来说有实际操作意义的问题。
过去，这个问题是由领袖来解决的。领袖说是精华，那就是精华，你放心吸收吧。有了精华，其他既没必要，而且有害，所以你也只有这种精华可以吸收，其他你想要也是没有的。而领袖说是糟粕的，你若偷偷吸收，那就不好了，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我们这一代，是靠领袖区分精华糟粕而长大的。其结果就是普遍的营养不良。
后来，我们听说，区分精华糟粕是要学问的，所以把专家学者请来回答这个问题。专家学者说，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允许对精华也罢，糟粕也罢，进行一番探究。这个道理好理解，你只有探究了，才可能知道它是精华还是糟粕。梨子的滋味不是得吃上一口才知道吗？所以，二十多年前，有些专家学者喊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我认为，文化人的这个口号，是真正可操作的有用的文化宣言。
后来我们发现，如果让专家学者来区分精华糟粕，出现的问题是，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往往不一致。这和领袖时期不一样。领袖时期我们得到的文化营养是计划经济方式的，而专家学者提供的文化营养是市场经济方式的。这时候我们发现，选择多了也有选择多的苦恼，那就是得自己动脑子，懒惰不得了。自己得作出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很快发现，精华糟粕之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并没有单一标准。就说读经吧，如果读经能救国救民，中国人读了上千年了，怎么没有读出一个强国来？如果不读经能救国，其实不读经也至少半个世纪了，不见得比读经时代好多少。反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入侵，更是一笔难算的帐。不信你试试，早晨起来看看你眼前的一样一样物件，如果是洋人发明出来的，你看看哪样是可以排斥不用的。把你觉得可以排斥应该排斥的都排掉后，你看看你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一点，中华文化是不是会因此广大一点。至于民主，科学，理性这样的概念，听起来似乎简单，做起来却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允许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看法并存，不是单一的，不是统一的。只有把他们束之高阁当神供起来的时候，它们才是统一的。
可见，宣言也罢，读经也罢，学科学也罢，都是专家学者们给出的不同答案，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自己给自己作出判断，将是不可避免的个人责任。三十年前我们学会了不再依赖领袖，现在我们得学会依赖自己。而为了自己做出好的判断和选择，一个必需的条件是，我们需要开敞的信息渠道，开放的精神状态。今天的普通人，信息来自一种叫作媒体的东西。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敢承认，当代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弱势是，我们的媒体还有一些红线，这种红线阻挡了信息的流动，窒息了思想的活跃，窒息了人的创新能力。我们的文化由于这种原因在走向衰落。所以，与其发出振聋发聩的文化宣言，不如更实在一点，少一点红线，少一点禁忌，喊一声“思想无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