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变高考的根子在哪里？
针对部分地方高校变成考研基地的现象，许纪霖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一文(10月19日)。此文一经发表，便在世纪沙龙等网站上引起激烈的争论；为了回应争论中的批评观点，许纪霖又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一文(10月25日)。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关于这场争论，我个人认为，许纪霖所要讨论的显然不是“如何评价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这样的问题，而毋宁是在“考研变高考、地方高校变考研基地”的过程中，部分地方高校的大多数学生为什么在接受大学四年本科教育以后都变成了考研机器？而这种现象又是由什么生产机制导致的？
许纪霖在引述了阎云祥的研究后指出：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过来说，只要等级社会一天不改变，在社会公平的压力之下，应试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为支配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实际上，许纪霖所真正反对的乃是把“改变命运”这样的非学术因素强加到研究生教育上来，因为它所依凭的应试制度会摧残人才、摧残中国人的智慧，并将进一步拉大中国与世界在知识创新能力上的差距。许纪霖侧重学术发展而对应试教育所做的体制性追究，从方向上看是比较有道理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观点还没有能够真正探及中国高校应试制度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在我看来，对中国高校应试制度这种选择的认识，可能必须从下述三个角度出发加以认识，因为惟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中国高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正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在一定的意义上确实是与中国当下的就业状况联系在一切的，但我认为，中国高校应试制度最为根本的意义在于在当下的中国，它是除了政治血缘关系以外惟一正当、合法和体面地分发利益“角斗场门票”的机制。中国高校应试制度兑现这种“门票”的路径就是众所周知的硕士、博士甚或博士后(这居然在中国也成了学历)各种等级的学历。惟有通过那种形式平等的分数考试并争夺到各种等级的“门票”，才有可能进入到基本上等级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角斗场”——至于在这些“角斗场”中能够瓜分到何种利益或瓜分到多少利益，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学历等级的高低在影响学生可能获得利益多少的同时，使得学历本身也转变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教育利益”，而这种“教育利益”的一个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种“投资性”的利益，而它的回报就是我在上文所说的那种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与此同时，那些掌控各种等级学历颁发权或授予权的机构及其人员就成了这种“教育利益”的支配者，他们由此产生出来的权力便是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决定谁有资格来进行这种“投资”。这种认识的有效性在于：它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并不是完全为了学问的学生拼命(比如忍受着那种无甚意义的“复习”或举债交纳巨额学费)争夺这些“门票”，同时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不得不在高校人才的选拔上确立应试制度——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主持考试者是否会“开后门”的一种担忧。另一方面，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学生以外的各色人等也要通过各种手段来谋取那些等级更高的“门票”。
其次，上文所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是在中国当下的地区差距、层级不同等结构性因素中实现其“利益布局”的，而中国高校应试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等级的“门票”，则是以这种“利益布局”为基础性支撑的。当然，在中国当下的地区差距、层级不同等结构性因素中，最不容我们忽视的乃是贫富悬殊现象。众所周知，这些结构性因素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因此我们也无需简单地把某些问题归结于这些层级或等级不具有“尊严”。
我之所以要强调“利益布局”赖以为凭的中国当下的地区差距、层级不同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最为重要的贫富悬殊现象，根本目的是要指出中国高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并不是一种自足性的安排，而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安排的一种依附性的安排——它实际上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安排的一种回应。
据此我认为，对于中国高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由此产生的各种侵损中国教育质量的措施以及在实质上践踏学生“精神生命”的做法，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要负责任。进一步言，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乃是相关政策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政策以及支配这些政策的理念做更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