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台小姐口述：男人和钱
南国今报记者/洪静
胡艳，女，26岁，高中学历，贵州凯里人，坐台小姐。
19岁那年，胡艳考上了大学，由于家境贫寒，她不得不辍学打工。起初，她遭人欺骗误入歧途而失身，后来，她为享受生活而出卖自己。没有尊严地活着，人生如同行尸走肉。
胡艳曾担心记者不会见她，因为她是个“肮脏下贱”的人。
“世上没有贵贱之分的人，只有贵贱之分的人格。”记者回答。
刹那间，胡艳说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自从入行以来，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她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我们不过是一些会行走的‘垃圾’而已。”那天下午，记者约她见面。胡艳说，她属于黑暗，白天见不得人。
她把约会时间定在上周三晚9时。
在她“工作”的柳州某夜总会，胡艳要了一小包间。她把灯光调得很暗，但依旧不难看出，她清秀的瓜子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粉底，白得毫无生气，两只眼睛涂着蓝眼圈，看上去仿佛被人打了两拳，显得又青又黑。
胡艳拉了拉身上粉色的吊带裙，声音有些沙哑：“这是那些男人喜欢的装束，我必须投其所好。”她的世界没有自己，只有男人和钞票。
家贫梦灭
19岁那年夏末，胡艳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跑到村里那条小溪前，呆呆地坐了半夜。
家里实在无力供她继续求学了。
父亲的氟骨病越来越严重，已经无法直立行走。哥哥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把打工挣到的钱全数交出，供她和弟弟读书。他已经结婚成家，很快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天晚上，胡艳把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点点撕碎，抛进溪水。看着一生的梦想付诸流水，她哭了。
几天后，胡艳背起行李，告别故乡，踏上了到广东打工之路。
她进了东莞一家工厂。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包吃包住，月工资600元。
老板矮矮胖胖的，在他眼里，工人们就是奴隶。他们被关在不通风的厂房里，整日劳作。一天两餐，吃的像猪潲，青菜煮成黄菜，没有一点油星。晚上二三十人一间房，打地铺睡在地板上。
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胡艳突然晕倒在厂房里。
次日，胡艳去上班时，被叫到办公室，老板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两百元：“这里的工作不太适合你，你不用来了。”胡艳接过信封，木然地走上街头。连续一个多星期，她都没有找到工作。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20多元了。
那天，她看见一家发廊招工，便推门而入。
老板娘徐娘半老，朝她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还用手在她身上摸了摸，仿佛市场上买猪肉一般。然后提了一串问题，学历？年龄？婚姻？是不是处女？胡艳最后得到了那份工作。
上班第一天，老板娘拿出“工作服”--一件红色吊带裙给她。
胡艳扭捏半天才肯换上。
发廊100多平米，隔成了好多个包间。除理发师外，竟有十来个服务员小姐。她们的工作似乎很轻松，白天客人稀少，小姐们可以随便睡觉，聊天。
晚上9时过后，发廊才开始迎来一天的繁华。
“阿美--有客来了。阿香--动作快点！”老板娘尖细的嗓音在发廊此起彼伏。
客人一来，大都进了包间，随后关上门。
胡艳和另一个新来的小姐呆在厅堂，无所事事，看电视打发时间。
她心中隐约不安，觉得那些来客和小姐们都很诡秘。那一个个包间里，肯定隐藏某种不可告人的东西。
那晚，胡艳一宿不眠。
歧路失身
一个星期过去了。那天晚上，胡艳坐在厅堂里，百无聊赖地对着镜子发呆。她那张脸太瘦了，嘴巴稍大了一点，五官中较为满意的是那双眼睛，眸子很黑很亮，仿佛两粒匍匐。
“哟--龙老板，今天怎么有空了？”老板娘一脸媚笑。
胡艳从镜子里看到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男人，腆着啤酒肚，横着走了进来。粗短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黄灿灿的金项链。
“龙老板看中谁了？我们这来了两位新人……”老板娘继续媚笑。
“哦。”龙老板的目光像探照灯，最后照到了胡艳身上。
老板娘把他拉到一角，用当地话交谈起来。胡艳听不懂，感觉他们在谈论自己，觉得心慌莫名。
“小妹，龙老板看中你了，你去包间替他洗洗头吧。”老板娘的声音变得很温柔。
胡艳起身，腿脚微微发抖。走进包房，里面很暗，其间设有一个简单的冲洗台，一张靠背椅子和一张小床。
胡艳刚进来，龙老板便扣上了门。
“直接帮我按摩，不用洗头了。”龙老板脱去外套，四脚朝天躺到床上。
胡艳伸出手，刚刚碰到龙老板的脸，便被对方抓住，拖到床上。
“不要这样，龙老板。”胡艳躲闪着。
“不要这样，那又怎样？你以为我真的来洗头的？”龙老板用力撕开她身上的吊带。
“不要！不要！”胡艳哭喊着挣扎起来。
“看来真的很新鲜！”龙老板饿狼一样扑上她……那天晚上，胡艳一直哭泣不止。同房的阿颜很生气：“哭什么哭！你以为这发廊真的是洗头的地方？幼稚！到处都一样！有本事你就别来这种地方找饭吃！”那天，胡艳的梦里充满了恐惧。她一会儿变成了兔子，一会变成了羊羔，身后追赶着一群虎豹。
她感到自己被生生地撕开了身子，鲜血喷涌。
次日，她双眼红肿找到老板娘，准备辞工。
“哈哈！小妹，我正要找你呢。”老板娘见到她，笑得脸上的白粉直往下掉。
胡艳愤怒地看了她一眼，正想开口骂她，老板娘突然把她拉向包间，从口袋掏出一叠钞票，塞进她手里：“这2000元是龙老板的心意，收下吧。”“你为什么骗我？”胡艳两眼冒火。
“哟，小妹，话可不能这样说呀，不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么？你现在不做还不得及呀。”老娘板轻蔑地扫了她的一眼。
胡艳捏住那些钱，一时哑口无言。
后来，她从阿颜那儿得知，老板娘那次在她身上至少挣了3000元。
沉迷欢场
胡艳如同一脚踩进了沼泽，再也爬不起来。
她觉得即使爬起来，也一身是泥，索性让自己变成了一摊烂泥。
胡艳慢慢入行，渐渐学会了在不同的男人面前撒娇发嗲，讨他们欢心。学会了喝酒抽烟，让自己看上去更像那么一回事。
在那家发廊，胡艳每月收入两三千元。跟同行相比，收入算低，但跟厂里工人相比，无疑高出了好几倍。
半年后，她和阿颜一起偷偷离开了那家发廊，到了东莞一家夜总会。
男男女女，灯红酒绿，夜总会汇聚成欲望的海。
不管外面气温怎样，小姐们躲在空调室里，永远是盛夏的打扮，背带裙、小背心、牛仔短裤、高跟凉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白肉。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鲜艳的口红，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容。
和所有的小姐一样，胡艳不再矜持，争着用肉体和尊严去换取钱。
和男人在一起，她什么也不想，只想着钞票像蝴蝶一样在身边漫天飞舞。
夜总会的收入比发廊高出许多。如果做得好，回头客多，奖励就越高。遇到大方的客人，一次得到的小费就有上千元。月收入少则一万，多则三四万。
一些男人把夜总会当作虚荣和欲望的舞台。
胡艳遇到过一个男人，50来岁，一副大老板派头。那人一到夜总会，就叫嚷要包下整个场子的小姐。
妈咪让他先拿出2万元来。他毫不含糊，从包里摸出两沓厚厚的百元大钞，扔垃圾似的扔给了妈咪。
那晚，20多个小姐围着那个男人，喝酒，唱歌。小姐们频频劝酒，有的用杯子，有的用嘴巴，男人高兴得直想发羊癫疯，很快醉成了一团烂泥。
众小姐一哄而散，趁机做别人的生意去了。胡艳觉得累，单独留了下来。守着那男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喝茶。
男人醒来时，只看见胡艳一个人，迷惑不解：“其他人呢？”“你醉了，她们回去睡觉了。”胡艳打着呵欠。
男人问她为什么不走，她淡淡地回答，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陪陪他。男人猛地抱紧她：“够义气，咱不能亏待你。”随即从包里摸出一沓钞票塞给她。
过后，胡艳数了数，一共5000元。
胡艳给家里寄了不少钱，父亲治病，弟弟上学，都是用她的钱。她给自己买高档时装，买名牌化妆品，买上千元一双的皮鞋。
但她只能属于黑暗。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时，她就拉下厚厚的窗帘，开始睡觉。
堕落黑暗胡艳不断地更换场所，在酒吧、夜总会进进出出。
除阿颜外，她再无人交往。干她们这一行，很少有朋友，很少付出真情。
阿颜是四川人，16岁就入行了，已经做了8年。她率性，敢做敢为。胡艳很喜欢她，从发廊跑出来后，她们一直形影不离。
“你想过将来嫁人吗？”一天，胡艳问她。
“我们这些人没有将来。”阿颜的内心很消极，家人知道她做了这一行后，不让她回去，觉得很丢人。
“如果，你面前有两个男人，一个有钱，但只想玩玩你。而另一个很穷，却对你真心实意。你会选择谁呢？”曾经有人问过胡艳这个问题，她不知如何作答。
“我宁愿跟一个有钱的男人去镜中花水中月，哪怕他是个坏男人。也决不会和一个没钱的男人去长相厮守，海枯石烂。”阿颜回答得很干脆。
胡艳觉得很迷茫。上中学时，她曾经憧憬过爱情，浪漫，美好。而今一切成梦，灰飞烟灭。
做小姐最怕得病，性病，艾滋病直接威胁她们的生存和生命。她们只能靠自我防范，可有些男人为一时之快，拒绝合作。看在钱的份上，她们只好赌一把。
阿颜赌输了。2003年早春时节，她开始持续低烧，咳嗽不止。到医院检查，HIV呈阳性。
阿颜不相信自己得了艾滋病，她歇斯底里，绝望之极。
胡艳一直战战兢兢地守着她。
几天后的中午，她出去买东西，回来时，远远地看见110及120的车停在宿舍前，楼下围着一堆看热闹的人。
“阿颜——”胡艳头皮发麻，冲了过去。
果然是阿颜出事了！她从6楼跳下。耻辱、艾滋病、恐怖霎时消失了，阿颜化成了一股轻烟，消失滚滚红尘。
阿颜的遭遇，给了胡艳沉重一击，她仿佛看到自己的明天。
她决定金盆洗手，淡出欢场。几天后，她收拾行装，离开了东莞。她去过深圳、广州、海南等地，希望找一份工作，过正常人的日子，结果很失败。
去年5月，她辗转来到柳州。
曾到餐馆打过工，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不足500元。
她生活不下去，终于忍不住重操旧业。
胡艳又回到了黑暗中。
采访手记：
命运由两种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决定了一个人命运的大方向，而性格则将其命运的悲喜引向更深层次。软弱的人会将悲剧演绎得更加悲哀，坚强的人则可能改写命运。对于胡艳，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的遭遇既是她本人的悲哀，更让我们发出净化社会环境的呼喊。
责任编辑：王丽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