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为效率而改革的陷阱
不管怎么样，过去若干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存在某些失误的，对于这一事实，那些曾经设计过产权改革方案、并为其辩护的经济学家，也并不否认。而这些失误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不能不说，经济学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某种责任。他们今天依然在谈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交易先于产权”，或者空洞地讨论民营体制的优越性。当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取向本身，就赋予了效率以至高无上的价值。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决策者、经济学界、企业家都以为，只要民营化就行，只要给国有资产找到自然人所有者就行，至于至关重要的程序是否公正，则在其次。
然而，事实证明，在缺乏一个法治的治理框架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经济效率，肯定是危险的。同样，过分强调产权改革的效率，以只争朝夕的心态，不顾基本的程序公正，一味追求民营化的结果本身，必然使该过程呈现出种种扭曲现象。
没有人怀疑，英国私有化过程中会有官员与商人合谋侵吞国有资产的事。然而，在中国则相反，从普通民众到可以塑造人们观念、影响人们情感的人文知识分子，没有谁十分确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是公道的，人们对其充满了疑惑甚至不满。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对于一项公共政策的后果而言，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此一社会心理事实，足以令明智的决策者和学者三思。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发现，这个时代被经济学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笼罩二十多年之久，是一场灾难。当我们进入一个效率优先、经济学主宰人们心灵的时代的时候，既没有法律之治，人们的心灵也刚刚经历最严重的冲击而陷入信仰、道德的真空，因而，权力与金钱赤裸裸地成为我们时代的偶像。
尤其是权力借助于商业法则在扭曲的市场中大显身手，因而，创造财富成了一种特权而非普遍的自由，财富的积累，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财富的转移为基调的。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并未惠及所有人。相反，一部分却为经济繁荣付出了代价，比如下岗工人，被征地的农民，被拆迁的市民。这严重地冒犯了人们的正义感，而信奉效率原则的经济学家却普遍地将这视为一种可以容忍的代价。
但经济繁荣从来不能自动地导致人们的安全感、对秩序的认同感。经济学家总是喜欢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以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下的人们，会为了摆脱贫穷而牺牲公道（公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而将效率摆在优先位置。决策者一度也以此为依据制定种种政策。然而，公道常在人心，而且，它在人的价值排序中的位置，向来是最为靠前的。贫穷的人们，对于公道、公平的追求，同样是强烈的，甚至可能更敏感。事实上，他们已经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于公道的渴望、以及对于公道丧失的绝望，而在这些极端的事态背后，则是弥漫于某些弱势和边缘群体中的怨恨心理。
不幸的是，那些讲究理性的经济学家和官员却经常忽视这一点。国有股减持引发的股市大讨论、本次围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展开的大讨论，则提醒这些经济学家和官员注意当下的民情：经济是否增长，并不是这样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公道。人们更关注的是，那些有可能导致财富再分配的公共政策，是否合乎天理人情，合乎人们的正义感。
因此，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需要改变关于改革的思维模式。改革本身是否合乎经济学的逻辑、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政策制定的过程本身是否合乎程序正义。也就是说，应当更多地从是否合宪、是否合乎法治原则的角度来考虑政策选项，而不仅仅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看，该政策是否必要，是否合理。在某种极端的情形下，从效率角度看确有必要的改革政策，假如它无法获得程序上的正当性，有悖于人们普遍的正义感，则放弃它可能比坚持它更为明智。
归根到底，需要把改革措施当成公共政策来考虑，既然是公共政策，则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当然应当关注其公共性。公共性所排斥的，就是政府固执自己的偏好——比如经济效率，而罔顾人民的正义感。事实上，经济效率如何，对于一项改革方案来说，或许本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在考虑一项改革措施时，我们恐怕更多地应考虑它是否有助于限制政府权力，是否有助于使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天平更为平衡，是否有助于社会秩序向着正义方向演进。
有人说，中国已经告别经济学的时代，进入法学的时代。确实，近两年来，权利、宪政话语，正在替代经济、效率话语。然而，后者的过度膨胀，已经使“改革”一词丧失了魅力，为前者的展开制造了某些重大障碍。既化解前者所带来的怨恨心理，又展开新的制度建构事业，其间火候的拿捏及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