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强迷思 规模大就是好的逻辑还成立吗?
五百强迷思
本届财富论坛在北京结束，中国破纪录三次被选为主办地点，有超过70家全球五百强企业首席执行官参与。
与其问为何财富论坛第三次选择中国，不如问中国为何对财富论坛捧场。在中国目前讲求“强强合作”和“做大做强”的价值观主导下，任何形式的五百强排名，从全球到单一国家，都有吸引力。这种逻辑很简单，规模大就是好，就是强。
大，就一定好吗？在今年论坛中，索尼董事长出井伸之也到北京出席，他领导的公司一直名列全球五百强，但近两年却是20年来最黯淡的时候，营收停滞且获利大幅衰退。
要了解为何规模不等同经营绩效，就要追溯最初《财富》杂志制作五百强榜单的背景。每一本成功的财经杂志，都对应到一个时代的变动。
以美国为例，1929年股市大崩盘，引发经济萧条，从企业领导人到个别工作者，都对突然而来的变化不知所措，对即将发生的未来惶恐不安，整个社会急需解释，《商业周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ｅｅｋ）就在这种背景下问世，以报道总体经济和企业活动为主轴。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民众厌倦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感，找工作都以进大企业为主，求取安定，这种集体渴望使得人才和资源都往大企业集中，而以报道大企业为主的《财富》杂志应运而生，以企业规模做排名的“财富五百强”跟着水到渠成。
30年后，美国已出现富可敌国的大企业，比如ＡＴ＆Ｔ和ＩＢＭ，在大型组织当道下，每个人都内化为其中一员，有清楚工作执掌，接受命令完成任务是重点，质疑或打破成规是不被允许的，称为“组织人”（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
在多数人都是“组织人”的上世纪70年代，企业规模的确等同实力，但也就到此为止。拒绝接受被组织内化的年轻人，以创业开启历史，包括1975年在西雅图成立微软的比尔·盖茨，以及1977年在硅谷发明苹果二号计算机的史蒂夫·乔布斯，用行动挑战大企业。同一时间，美国政府则苦思如何对付企业过大垄断市场妨碍竞争，并在1980年代将ＡＴ＆Ｔ一拆为八，同时把ＩＢＭ列为下一个强制拆分的观察名单上。
同样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接手美国荣耀，美国政府原先考虑拆分的大企业，一家一家碰到问题，知名管理作家汤姆·彼得斯在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一书，以挖掘美国大企业成功故事为主，却在出版四年后成为最大反讽，书中企业陆续出现问题。
日本企业以规模战胜美国企业，全盛时期全球前十大银行有七家来自日本，但美国企业以规模等同竞争力、盲目扩充的苦果，日本在1990年代也尝到，经济衰退13年。
我在1997年于日本横滨听竞争理论大师迈克尔·波特对日韩大企业主管演讲，提到亚洲企业都有规模迷信，以为大就是好，拼命扩张，对手有什么自己也要做什么，使得彼此愈来愈像，缺少差异化使得获利空间高度压缩，愈大愈辛苦。这场演讲结束后三个月，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企业过去不重经营效益的结果，一次买单。
另一方面，在整个1990年代，通用汽车一直雄踞美国五百强榜首，但它始终困扰不断，影响力远不如微软、英特尔和思科等获利成长更快的科技业。进入21世纪，微软、英特尔和思科也显疲态，Ｇｏｏｇｌｅ、ｅＢａｙ和Ｊｕｎｉｐｅｒ等公司又蹿起接棒。
究其原因，规模已不等同实力，规模要大就要时间积累，但时间也是企业最大杀手，许多惰性和官僚问题都会随时间积累，这也是每隔十年有关“组织再造”和“流程重新设计”的书就会热卖的原因。美国超过百年历史而仍有竞争力的企业屈指可数，通用电器、可口可乐和康宁（Ｃｏｒｎｉｎｇ）是其中之三。
并不是企业老就一定会消失，或者企业新就一定能存活下来，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康宁的历史超过150年，以制作瓷餐具出名，在美国等于是餐具代名词，如同提到Ｃｏｋｅ代表可乐，提到Ｘｅｒｏｘ代表复印一样。但康宁在几年前大胆把餐具部门卖掉，转而投资成长机会更大的玻璃基板（用于液晶面板）和光纤，为自己找到新的出路，但这种例子很少。
昨天的大企业，很可能在今天出问题，今天的小企业，却有机会长成明天的大企业。提供一个环境，辅以机制和诱因，让创新在其中孕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远比把赌注押在大企业要更有胜算。
美国占有全球五百强企业最多席次，但是美国中小企业占整体企业的比例，达到97％，以大商社著名的日本也类似，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中小企业提供社会大多数的就业机会，却远不及大企业受重视。
我曾去过以色列和芬兰采访，两个国家人口都少于700万。以色列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全球五百强，但没有人忽视它的创新实力。芬兰倾全国之力成就诺基亚，国民都骄傲，但是诺基亚一家公司股价市值占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的四成，只要它一波动，芬兰经济跟着波动，这是他们极力想避免的问题。
当创新力取代规模，成为衡量企业实力指针时，接下来要做的，是研究创新力如何被量化，像规模一样可以被排名，以及创新的机制如何建立，成果如何变现，如何鼓励勇于创新的个人和团队。最起码，创新者的财富可以被量化，陈天桥、黄光裕和丁磊这批中国首富们，可都不是来自五百强企业。
[网络]
本届财富论坛在北京结束，中国破纪录三次被选为主办地点，有超过70家全球五百强企业首席执行官参与。
与其问为何财富论坛第三次选择中国，不如问中国为何对财富论坛捧场。在中国目前讲求“强强合作”和“做大做强”的价值观主导下，任何形式的五百强排名，从全球到单一国家，都有吸引力。这种逻辑很简单，规模大就是好，就是强。
大，就一定好吗？在今年论坛中，索尼董事长出井伸之也到北京出席，他领导的公司一直名列全球五百强，但近两年却是20年来最黯淡的时候，营收停滞且获利大幅衰退。
要了解为何规模不等同经营绩效，就要追溯最初《财富》杂志制作五百强榜单的背景。每一本成功的财经杂志，都对应到一个时代的变动。
以美国为例，1929年股市大崩盘，引发经济萧条，从企业领导人到个别工作者，都对突然而来的变化不知所措，对即将发生的未来惶恐不安，整个社会急需解释，《商业周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ｅｅｋ）就在这种背景下问世，以报道总体经济和企业活动为主轴。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民众厌倦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感，找工作都以进大企业为主，求取安定，这种集体渴望使得人才和资源都往大企业集中，而以报道大企业为主的《财富》杂志应运而生，以企业规模做排名的“财富五百强”跟着水到渠成。
30年后，美国已出现富可敌国的大企业，比如ＡＴ＆Ｔ和ＩＢＭ，在大型组织当道下，每个人都内化为其中一员，有清楚工作执掌，接受命令完成任务是重点，质疑或打破成规是不被允许的，称为“组织人”（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
在多数人都是“组织人”的上世纪70年代，企业规模的确等同实力，但也就到此为止。拒绝接受被组织内化的年轻人，以创业开启历史，包括1975年在西雅图成立微软的比尔·盖茨，以及1977年在硅谷发明苹果二号计算机的史蒂夫·乔布斯，用行动挑战大企业。同一时间，美国政府则苦思如何对付企业过大垄断市场妨碍竞争，并在1980年代将ＡＴ＆Ｔ一拆为八，同时把ＩＢＭ列为下一个强制拆分的观察名单上。
同样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接手美国荣耀，美国政府原先考虑拆分的大企业，一家一家碰到问题，知名管理作家汤姆·彼得斯在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一书，以挖掘美国大企业成功故事为主，却在出版四年后成为最大反讽，书中企业陆续出现问题。
日本企业以规模战胜美国企业，全盛时期全球前十大银行有七家来自日本，但美国企业以规模等同竞争力、盲目扩充的苦果，日本在1990年代也尝到，经济衰退13年。
我在1997年于日本横滨听竞争理论大师迈克尔·波特对日韩大企业主管演讲，提到亚洲企业都有规模迷信，以为大就是好，拼命扩张，对手有什么自己也要做什么，使得彼此愈来愈像，缺少差异化使得获利空间高度压缩，愈大愈辛苦。这场演讲结束后三个月，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企业过去不重经营效益的结果，一次买单。
另一方面，在整个1990年代，通用汽车一直雄踞美国五百强榜首，但它始终困扰不断，影响力远不如微软、英特尔和思科等获利成长更快的科技业。进入21世纪，微软、英特尔和思科也显疲态，Ｇｏｏｇｌｅ、ｅＢａｙ和Ｊｕｎｉｐｅｒ等公司又蹿起接棒。
究其原因，规模已不等同实力，规模要大就要时间积累，但时间也是企业最大杀手，许多惰性和官僚问题都会随时间积累，这也是每隔十年有关“组织再造”和“流程重新设计”的书就会热卖的原因。美国超过百年历史而仍有竞争力的企业屈指可数，通用电器、可口可乐和康宁（Ｃｏｒｎｉｎｇ）是其中之三。
并不是企业老就一定会消失，或者企业新就一定能存活下来，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康宁的历史超过150年，以制作瓷餐具出名，在美国等于是餐具代名词，如同提到Ｃｏｋｅ代表可乐，提到Ｘｅｒｏｘ代表复印一样。但康宁在几年前大胆把餐具部门卖掉，转而投资成长机会更大的玻璃基板（用于液晶面板）和光纤，为自己找到新的出路，但这种例子很少。
昨天的大企业，很可能在今天出问题，今天的小企业，却有机会长成明天的大企业。提供一个环境，辅以机制和诱因，让创新在其中孕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远比把赌注押在大企业要更有胜算。
美国占有全球五百强企业最多席次，但是美国中小企业占整体企业的比例，达到97％，以大商社著名的日本也类似，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中小企业提供社会大多数的就业机会，却远不及大企业受重视。
我曾去过以色列和芬兰采访，两个国家人口都少于700万。以色列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全球五百强，但没有人忽视它的创新实力。芬兰倾全国之力成就诺基亚，国民都骄傲，但是诺基亚一家公司股价市值占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的四成，只要它一波动，芬兰经济跟着波动，这是他们极力想避免的问题。
当创新力取代规模，成为衡量企业实力指针时，接下来要做的，是研究创新力如何被量化，像规模一样可以被排名，以及创新的机制如何建立，成果如何变现，如何鼓励勇于创新的个人和团队。最起码，创新者的财富可以被量化，陈天桥、黄光裕和丁磊这批中国首富们，可都不是来自五百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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