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人物”中的小人物
青年农民高正落选了。180余万张选票，依旧没能让他感受重庆农妇熊德明此前一年的光荣，领取到中央电视台2004年度经济人物之社会公益奖。但高正还是成了名人，同样由央视操盘的“中国法治人物评选”，让他这个不能完整背诵一条法律条文的小人物，为2004年大结局的谢幕鞠了一个躬。
2004年，各种名目的年度人物评选陡然间多了起来，小人物也更多地进入媒体视野。最早发现中国艾滋病高危区的湖北医生桂希恩，成了至少5家媒体年度人物评选的候选人：央视“2004感动中国人物”；人民网“十大风云人物”；新华社“2004年：人物中国”；《南方周末》“2004年度人物”；千龙网“2004年度新闻人物脸谱”。
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的合理性，在于民本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大行其道。就个体而言，走上大舞台的小人物，实在有着太多的偶然间的戏剧性。如果没有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没有高正的名噪一时。换句话说，没有中国高层领导人非制度性的“批示”，没有“批示”之后中国奶粉市场的全面整肃，高正断不会成为公众人物，即便他的维权努力感天动地，也难以掀起大的浪花。到上访的人群中看看，像高正一样勇敢无畏执著的人还少么？
同样的道理，没有温家宝总理的关注，一位丈夫还有2000余元工资没有讨回的农妇，怎么会成为2003年央视的年度人物呢？与其说熊德明引发了中国清理民工欠薪的风暴，还不如说总理的决心改变了一切。对于央视这样的媒体，将社会公益奖颁给职责所系的总理当然不妥，可是颁给熊德明就合适吗？事实上，她跟总理实话实说，并没有“为了公共利益”的考量。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授予了三个女性小人物：联邦调查局的小公务员Coleen Rowley，她在2002年5月向联邦调查局局长提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联邦调查局并未重视她早先对穆萨维的怀疑，以至丧失有可能避免“9·11”事件发生的机会；安然公司副总裁Sherron Watkins，2001年她曾给安然董事会主席写信，警告公司的会计方法存在问题，美国国会在事后针对安然公司的调查中发现了这封信；还有一个是Cynthia Cooper，世界通讯公司的内部审计师，最早发现世通公司将近40亿美元假账。据称，她们都是各自家庭的“脊梁”，前两位的丈夫还是“全职先生”，她们在敌意下做出的正确选择，有可能让她们失去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然而，她们还是揭示了政府机构与大公司中的弊病，卫护着公众的生命与财产。所以，《时代》用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和《人民公敌》中的一句台词，阐述了她们的评选理由：“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社会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
一再强调美国精神的《时代》认为，她们从举发公共机构和自己所在公司弊病的三个女性小人物身上，看到了美国的勇气——她们没有私利，她们甘冒个人风险，只是基于专业理念，出于对职责的忠诚。比较之下，有着美国血统的桂希恩医生真的和这三位女性异常地接近。将近4年前，我在采访中国艾滋病村落——文楼村之后，电话联络了不求闻达但尽医德的桂希恩。我们都不会想到他能在2004年成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变换之间，大抵要从2004年中国领导人对艾滋病的态度中，才能找寻到真正的缘由。
不以美国人为参照，仅仅对照桂希恩，我们发现，无论是熊德明还是高正，抑或举报省委书记的郭光允，他们的行为与宝马彩票案中的小人物刘亮一样，都在于个人利益受损。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起初的着眼点，都不是为了公众和国家的福利。当然我们不必也不该要求他们都是“大写的人”，但我们一定要求我们的媒体能够客观地还原这一切，我们不能把一个大结局的出现，归功于小人物的“觉醒”、“正气”。我们对美德表示欢迎，可是美德不该是他们成为年度人物的关键理由。
话说到这里，就牵涉到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央视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最近两年一直在变化，今年他们添加了责任一项。坚持什么样的标准，是各家媒体的自由，然而，评选绝非嘉奖，道德不应该成为笼统的标准，影响力才是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毕竟，年度人物的评选和“杰出青年”的评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年度人物”也不应该是道德楷模。
来年，或者来年的来年，我期待着看到道德并不高尚但影响力巨大的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期待着媒体在报道当选年度人物的小人物时，不再一个劲地从他或她的身上发现道德的力量，期待着某个媒体在申述一个小人物当选理由时说：选择他，不代表我们赞赏他。
[网络]
2004年，各种名目的年度人物评选陡然间多了起来，小人物也更多地进入媒体视野。最早发现中国艾滋病高危区的湖北医生桂希恩，成了至少5家媒体年度人物评选的候选人：央视“2004感动中国人物”；人民网“十大风云人物”；新华社“2004年：人物中国”；《南方周末》“2004年度人物”；千龙网“2004年度新闻人物脸谱”。
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的合理性，在于民本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大行其道。就个体而言，走上大舞台的小人物，实在有着太多的偶然间的戏剧性。如果没有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没有高正的名噪一时。换句话说，没有中国高层领导人非制度性的“批示”，没有“批示”之后中国奶粉市场的全面整肃，高正断不会成为公众人物，即便他的维权努力感天动地，也难以掀起大的浪花。到上访的人群中看看，像高正一样勇敢无畏执著的人还少么？
同样的道理，没有温家宝总理的关注，一位丈夫还有2000余元工资没有讨回的农妇，怎么会成为2003年央视的年度人物呢？与其说熊德明引发了中国清理民工欠薪的风暴，还不如说总理的决心改变了一切。对于央视这样的媒体，将社会公益奖颁给职责所系的总理当然不妥，可是颁给熊德明就合适吗？事实上，她跟总理实话实说，并没有“为了公共利益”的考量。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授予了三个女性小人物：联邦调查局的小公务员Coleen Rowley，她在2002年5月向联邦调查局局长提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联邦调查局并未重视她早先对穆萨维的怀疑，以至丧失有可能避免“9·11”事件发生的机会；安然公司副总裁Sherron Watkins，2001年她曾给安然董事会主席写信，警告公司的会计方法存在问题，美国国会在事后针对安然公司的调查中发现了这封信；还有一个是Cynthia Cooper，世界通讯公司的内部审计师，最早发现世通公司将近40亿美元假账。据称，她们都是各自家庭的“脊梁”，前两位的丈夫还是“全职先生”，她们在敌意下做出的正确选择，有可能让她们失去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然而，她们还是揭示了政府机构与大公司中的弊病，卫护着公众的生命与财产。所以，《时代》用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和《人民公敌》中的一句台词，阐述了她们的评选理由：“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社会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
一再强调美国精神的《时代》认为，她们从举发公共机构和自己所在公司弊病的三个女性小人物身上，看到了美国的勇气——她们没有私利，她们甘冒个人风险，只是基于专业理念，出于对职责的忠诚。比较之下，有着美国血统的桂希恩医生真的和这三位女性异常地接近。将近4年前，我在采访中国艾滋病村落——文楼村之后，电话联络了不求闻达但尽医德的桂希恩。我们都不会想到他能在2004年成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变换之间，大抵要从2004年中国领导人对艾滋病的态度中，才能找寻到真正的缘由。
不以美国人为参照，仅仅对照桂希恩，我们发现，无论是熊德明还是高正，抑或举报省委书记的郭光允，他们的行为与宝马彩票案中的小人物刘亮一样，都在于个人利益受损。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起初的着眼点，都不是为了公众和国家的福利。当然我们不必也不该要求他们都是“大写的人”，但我们一定要求我们的媒体能够客观地还原这一切，我们不能把一个大结局的出现，归功于小人物的“觉醒”、“正气”。我们对美德表示欢迎，可是美德不该是他们成为年度人物的关键理由。
话说到这里，就牵涉到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央视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最近两年一直在变化，今年他们添加了责任一项。坚持什么样的标准，是各家媒体的自由，然而，评选绝非嘉奖，道德不应该成为笼统的标准，影响力才是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毕竟，年度人物的评选和“杰出青年”的评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年度人物”也不应该是道德楷模。
来年，或者来年的来年，我期待着看到道德并不高尚但影响力巨大的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期待着媒体在报道当选年度人物的小人物时，不再一个劲地从他或她的身上发现道德的力量，期待着某个媒体在申述一个小人物当选理由时说：选择他，不代表我们赞赏他。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