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寻找最具投资魅力之地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在向亚洲和中国转移，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将为中国区域竞争力的整体提升提供一次难得的契机。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磨练，目前我国已经实际上形成了自然和政策性的四大经济区域，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从存量(2002年全国GDP)上看，目前四大经济区域实力大小的先后顺序是：
东部6.25万亿元、中部2.52万亿元、西部1.83万亿元和东北1.16万亿元；而发展水平(人均GDP)的先后顺序是：东部14205元／人、东北10841元／人、中部6545元／人和西部5335元／人等。
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战略决策，并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呼应。温家宝在其东北之行中，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并将政策目标概括为“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20个字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前不久，著名跨国公司英特尔选择在西部重镇成都投资设厂，此举表明中国西部城市竞争力的明显提升。与此同时，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西进”数量的增多，将使东西互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各个地区能不能在新一轮发展热潮中确立科学的战略定位，顺应产业转移的大势，通过招商引资确立各自的竞争优势？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西岸城市的竞争有腹地市场广阔、商务成本低、国家经济强劲增长等许多比较和竞争优势，但在软环境方面劣势十分明显。
因此，中国城市应实施“市场换要素”的全球整体竞争战略，实施跨国定位，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加快产业转型，并成为区域经济的领头雁。
谁是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或竞争力的城市和地区？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都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其评估的角度不同，结论并不完全相同；本刊记者也分别去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等处进行实地采访调研。排名或是调研都未必能准确说明各区域竞争优势和投资环境的差异，但无疑也有些最基本的判断：就某一区域而言，区域竞争力更多地体现为要素配置集中的这个区域内城市的竞争力，而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区域内市场主体(企业)的竞争力，这是我们试图破解中国区域竞争力的一个推断。
如果说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根本还是提升企业竞争力，那么种种迹象表明，企业在区域经济整合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大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市场扩张有力地推动了地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经济联合。
企业所依托的资源优势和市场要素如何获得？这将是考验企业发展和政府管理的双重命题。区域竞争力的培育，需要政府构建一个公平、开放、竞争的投资平台，真正从管理走向服务，这正是政府管理的精髓。
竞争定位：概念大比拼之惑
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正席卷全国，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来进行区域竞争是各地首选的战略定位。这种热潮甚至使“城市规划师”不仅成为一个时髦职业，而且是猎头公司推荐的国内急需的尖端职业。
获得诱人并且科学的区域战略规划并不容易，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使中国各城市陷入全方位的竞争之中，在争夺产业、技术、资金、贸易方面展开激烈的角逐。能否从宏观角度综合考虑区位、资源、人力等多种因素，寻找到适合本地区的发展之路，对各地来说至关重要。
定位、规划、模式，一如互联网热潮时的创业者手持“绝妙的商业计划书”，政府官员们怀揣各自区域的宏伟蓝图，踏上火热的招商之路。
中心、基地、都市
11月15日，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对媒体透露，一家新的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将落户天津。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中日韩三国开始组建“以赢利为目的”的“东北亚银行”，总部也计划设在天津。
上述消息预示着，有前央行行长戴相龙主政，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的雄心越来越清晰。这也意味着上海、北京、深圳、重庆、沈阳、武汉等中国定位于“金融中心”的城市又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对“金融中心”的偏好反映了国内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竞争日趋白热化。大都市在高科技产业、高级人才、金融中心、国际会展等领域激烈争锋的同时，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间也在激烈地较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每个城市的战略规划中，都有许多雄心勃勃的定位，都有冲动将自己打造成各种各样的“中心”、“基地”、“大都市”。
区域经济发展要有足够大的空间，招商引资需要足够诱人的概念，各地的自我规划和包装因此无可厚非。但将这些“中心”、“基地”放在一起看，不外乎“制造基地”、“加工基地”、“高科技基地”、“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等耳熟能详的字眼。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各地自然争相将自己打造为制造和加工基地；东亚国家普遍采用“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也使在从汉城到新加坡的太平洋西岸，城市普遍实施跨国定位，争做国际化大都市。
城市间的定位之争因此不可避免。比如，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国内制造业逐步向西部转移，西部地区相关中心城市都不约而同地提出振兴制造业的发展口号，比如重庆提出“振兴制造业”；西安提出“工业振兴计划”等。
天时、地利、人和
概念的比拼暴露了区域竞争定位的简单化，重招牌，不重操作；重形象，不重实际。制造业受青睐，则大家要“工业强省”；环保问题得到重视，则“生态立省”；社会关注信用建设，则要打造“信用××”。甚至有时一地的区域定位竟能因地方官员的喜好或专长而变来变去。
能否成功实现美好的定位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从区域布局——地利的角度看，中国已形成了珠三角和上海、江苏为主的由外商直接投资驱动的外向型加工产业群，浙江形成了民营资本特色的产业集群，京津唐则依托密集的国家科技资源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
从世界和中国的产业转移——天时来看，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世界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为中国成为制造基地提供了契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认为，目前世界产业转移重点转向了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中国东北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望成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胡春力研究员也对记者说：“世界产业转移浪潮将极大帮助东北国有企业摆脱目前的困难局面。”
而“人和”可能是困扰许多地方长官的一大难题：有没有丰富适合特定产业的人力资源？有没有真正符合服务型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有没有带动产业发展的企业家领袖？在这个问题上，刚刚从国企老总转型为海南代省长的卫留成深有体会。11月初，卫留成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公开面对媒体，感慨当地的“执行力”不够，创新的事没人想，想好的事没人做，人力资源的素质确有差距。
以海南的支柱产业旅游为例，海南的旅游酒店等硬件设施已经不差，但游客仍抱怨“服务员不专业”，旅游业软件方面有欠缺——这无疑拖了海南成为旅游“基地”或“中心”的后腿。
优势转移：产业空心化之忧
在最近一次的上海工业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韩正明确指出：“要花大力气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他强调说，强大的制造业是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的有力支持。
上海应该避免制造业的空心化并可选择不同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模式。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一是支撑出口的产业已显示出疲软态势，二是制造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的情况且越来越严重，三是引进外资的额度令人尴尬不已。
珠三角同样面临着产业转移的难题，摩根士丹利近期对珠三角进行投资考察发现：珠三角的制造厂商正向邻近省份转移生产基地，这样可以降低50%的劳动力成本。今后几年，这种趋势将成为减缓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把工业化进程扩大到中国内地省份。
西进，西进
对东部省份来说，产业转移是忧，但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则是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认为，东部地区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原来支撑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正在面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而有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的要求。相应地，与之毗邻的中西部地区则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产品的条件，也具有接纳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能力和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地转移是区域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应该看成是东西互动的一种方式。
浙商，粤商顺应产业转移的潮流，选择了主动西进战略，向西部和中部省份转移生产基地。浙江大学有关部门对浙江105家样本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浙江企业的产业区域转移，或意愿性产业区域转移的区域分布以中西部地区的选择率为最高，上海第二，浙江省内的中心城市第五。
浙商西进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建筑业、纺织、服装、皮革、饮料、电气机械和塑料制造业等方面。浙江大学产业转移研究专家陈建军博士认为，通过对外投资，促进了对外投资地区的产业升级，同时也促进了投资对象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西部已形成规模实力的大企业正在“东扩”。几年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把投资公司放在了上海，为了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新希望集团同时又把地产、商业、金融等部分产业的管理中心放在上海。
“得长三角者得天下”似乎已成为西部民营资本在这个地区投资的重要理由。“从市场、技术、人力和金融等要素考虑，长三角非常有竞争力。”上海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袁小明对记者说，这有利于长三角的产业升级。
升级，升级
东部沿海的比较优势有了新变化，因此不得不面对产业空心化之后的产业升级。在前不久召开的2003年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上，与会专家对记者说，轻纺、消费类电子等产业已趋成熟的珠三角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选择。
珠三角地区面临着一个香港曾经面临的问题：随着周边以及国内其它地区的开放，劳动密集型工业以及附着其上的资本，势必朝着低成本地区流出，形成区域内产业的空心化。
“过去以土地、劳动力价格低廉为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模式，在支撑珠三角第一轮发展后已显得动力不足，如果没有新的吸引力，资本就会流到内陆省份。”中山大学王珺教授对记者说。
“在经济规模达到一定基础之后，广东产业升级的下一步，就是大力增加研发投入在整个区域经济中的比重，才能从研发拉动的收入中获得可持续增长的收益。比如向中国的其它省份进行专利授权和知识转移等。”ABB集团执行副总裁包利华对记者说。
虽然上海已成为国内综合经济实力和综合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但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政策体制合力不够等问题已成为上海市发展的主要瓶颈。
为此，围绕构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创新体系和新型企业体系，上海市正在建设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的基础学科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进一步培育具有上海领先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建设有上海独特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招商策略：引资新模式之变
“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这是中国政府先后做出的战略决策。随著全国各地相互竞争发展，现已愈加清晰的是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已不能再依赖曾促进沿海城市发展的经济战略。
虽然处处有难念的经：西部基础设施落后，东北背负国有企业的历史负担，东部沿海则面临产业升级，但更多地招商依然是各自共同的心愿。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吸引投资的新途径，因为从监管角度而言，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取消各项地区性优惠政策，政策手段的减少已经使各地无法再采用曾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特区模式。
内与外
虽然在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城市里不乏英特尔、通用、安盟保险这样的著名跨国公司的身影，但真正响应“西部开发”政策的外资公司还没有形成规模。有关分析师表示，西部地区不要奢望成为沿海地区那样成为外资的乐园。而在东北，沈阳以北同样很难见到跨国公司的足迹。
国务院西部办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赵艾向记者介绍，目前用于西部大开发的资金主要有如下渠道：首先是国家财政预算资金和国债资金；其次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再者是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
据了解，从200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到2002年底，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开发约27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有1/3以上用于西部开发。然而国家在西部投资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国内民间资金和外商投资并没有大规模地相应跟进，2002年西部12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20亿美元。
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易小光说：“由于相比之下，到重庆的外资较少(1年仅3亿多美元)，重庆加大了对国内资本的引进力度，截至9月份，已经引进内资50多亿元。”
西部一定程度上靠中央财政的支持来弥补投资的不足，东北也希望能借振兴之机获得资金支持，但中央已经表态支持有限。
因此，对东北和西部地区来说，如何激发本地人的创业热情，挖掘本地的投资潜力，进而尽可能地借国内产业转移之机吸引内资已成当务之急。
软与硬
沿海特区招商的经验是提供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便利的基础设施，实际上这些因素在西部和东北等地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