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爱之心与现代管理的道德基础
1、仁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为了能够对社会、对组织进行和谐有效的管理，儒家、墨家、道教都提倡爱的思想，佛家也讲爱。儒家提倡“仁爱”，墨家提倡“兼爱”。儒、墨两家曾经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最有影响的两大学派，他们的仁爱思想对我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仁爱、兼爱、慈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教授指出：“兼爱是东方地区的共同思想。人与人相爱，又是慎到、田骈‘公而无党，易而无私’的基础。庄周一派的思想，总是以不屑之意待人，轻视绝俗，而自视甚高，使人与人相轻。商、韩一派总是以权术对人，使人与人相贼。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反对仁义。东方的儒墨谈仁义，主张人与人相爱。田、慎的‘还与众人同道’，必然要以兼爱为本。杨朱、墨翟都主张仁义，与老、庄、韩、商都不同。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兼爱可能是其重要的因素。”【注一】根据蒙文通的分析，在我国历史上有主张人与人相爱的和主张人与人相贼的两种文化倾向，但是，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深远的是“仁爱”的思想。根据《庄子•天下》篇的记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为惠施历物十事之一，可见，名家也是讲仁爱的。
第一、“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是孔子思想的主线。在《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说文》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即“仁”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范畴。人是社会化的生物，人不是孤立地生活，而是处相互合作、相互交往、相互联系之中的，所以人的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际之间的最基本关系。有人说，人最需要的是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早就看到了人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把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的研究上，提出了“仁”这个概念，把人从天命神学中解放出来，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础。
人与人之间相爱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仁”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恻隐之心”即是同情心、怜爱心。孟子强调“仁”的内涵是“爱人”。孟子还把仁爱之心称之为“不忍人之心”。在《大学》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中的“明德”和“至善”，讲的是使人的天赋的善良的美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讲的是“善”，讲的是“仁爱”。在《中庸》中不但用“诚”来代替“仁爱”、“善良”，还把“诚”这个范畴提高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它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周易》的乾坤之德亦是至善之德。“乾，元、亨、利、贞”。元，善也。亨，美也。利，利物也。贞，正也。天有善、美、利物、贞正之德。《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谓大哉天德之善，万物赖之而始生。坤卦的《彖辞》也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谓至哉地德之善，万物赖之以生长。天地之德是至仁至善的，天无私而覆，地无私而载。乾卦《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合也；贞者，事之干也”。即“元善”为“元、亨、利、贞”四德之首或统帅。“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君子实践了仁德，就能足以成为君长、成为管理者；“嘉会足以合礼”，君子有亨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君子利人（利物指利人）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有坚持正道之德足以办好事情。如果君子能实行“仁、礼、义、正”这四德，就合于天道了。坤卦的《彖辞》说：“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地之德施及于万物而没有边际。《象辞》还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必有好报。仁爱和善良也是《周易》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唐代韩愈说：“博爱之谓仁。”（《原道》）可见，“仁爱”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儒家认为，“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什么是“孝”和“悌”呢？《说文•老部》：“孝，善事奉父母者”；贾谊的《新书•道术》篇说：“敬爱兄长之谓悌”。善于事奉父母为孝，尊敬兄长为悌。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也是人性塑造、建立人性管理模式的开始。《吕氏春秋•孝行》也说，培养仁德要以孝为本，“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先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他还什么仁爱之心呢？所以，儒家认为，爱人要从要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去爱别人，正如孟子所说的“老（孝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怜爱）吾幼（小孩），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直指去爱物类。张载则进一步说：“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人是我们的同胞，万物是我们的朋友。爱人能够使社会生态得到平衡，爱物则造成自然生态的平衡。社会生态的平衡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条件。
第二、墨家的“兼爱”思想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生卒年代已不确考，大约是战国初期的人。墨子学说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其“兼爱”、“尚同”、“尚贤”、“非攻”、“非命”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中“兼爱”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墨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认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大夫之间的篡夺，人与人之间的相贼，都是不相爱的缘故。他说：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所以不顾一切地用全国的力量攻打别人的国；现在的大夫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注二】，不爱别人的家，所以不顾一切地用全家的力量，去抡夺别人的家；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的生命，不爱别人的生命，所以不顾一切地拚出自己的生命去杀害别人的生命。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就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他说：“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即是说，墨子认为，由于不兼爱而交相恶，所以产生出“野战”、“相篡”、“相贼”、“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调”、“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等邪恶、不公正的现象。如果“兼相爱”呢？就会出现与之完全相反的有局面。墨子强调说：如果把别人的国看成自己的国，把别人的家看成自己的家，把别人的身体看成自己的身体，那会出现“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毋使起者，以相爱生也。”所以墨子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因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同上）根据以上的论述，墨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由此可见，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对社会的管理，使社会达到和谐、协调、平衡、有序的状态，否则就无法对社会进行管理。墨子管理的目标是“兴天下之利，去天下之害”，人与人相爱则相利，人与人相恶则相害。“兼爱”思想是墨子管理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它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精华。
如何来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呢？墨子主张，首先要“一同天下之义”，规定一个统一的思想标准，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指出：“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正是，由于没有“一同之义”，没有统一的思想标准， 各个人以自己的意见，去反对别人的意见，故不能统一认识。其结果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即要用“兼爱”来统一人们思想，否则社会得不到治理。第二，“同义其上”，所谓“上”者，指国家的管理者、领导者，他们应该是“贤良、圣知、辩慧之人。”所以，应该“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凡上级肯定的，必须顺从之；上级不赞成的东西，就不要去作了。（以上均见《墨子•尚同中》）。第三，“得下之情”，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这是因为，“得下之情，则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墨子•尚同下》）了解民情的目的，在于了解民众中的善与恶，从而赏善罚恶。墨子用以区别善与非的标准是“兼相爱，交相利”这个根本的思想指导原则。
第三、道家的慈爱思想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他著有《道德经》一书。老子把儒家的“爱有差等”当作“私爱”而加反对，提倡无私之爱。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以下凡引《道德经》者只注明章节）宇宙万物是由道生出来的。道的本性是无私无欲的。“道”对于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第10章）“道”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而不以为自己尽了力，作了万物的首长而不去主宰它，“道”是没有欲望和偏私的。人也必须遵循“道”的规律，要“道法自然”而无私、无欲。在其本源意义上，人和天地一样乃为“道”所化生，既然人也是“道”化生者之一，因此人的自然本性也就必然是无私无欲的，无私无欲就是善，善就是慈爱。老子十分崇尚水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具有最高善德的人，有功劳而不争名争利，甘心居于卑下的地位，这就接近于“道”的无私无欲的本性。无私无欲而不争，不争则善；有私有欲必争，争则恶。所以，老子推崇“慈爱”，把它作为三宝之一。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67章）“慈爱”是老子的第一宝。可见，道家也是主张慈爱的。老子对儒家的仁、义、礼、智提出了批评，老子认为， 仁义等道德，非人性之本有，而是人为地强加的，违背了“道法自然”的规律；第二，批评儒家的仁义道德有不少的偏颇性，老子并不反对“仁”， 他所提倡的是无私爱的“天地之仁”和道家的“圣人之仁”。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5章）【注三】上面两个“不仁”中的“仁”是指儒家人为的私爱，“天地不仁”谓天地对宇宙无私爱，“圣人不仁”谓圣人对百姓无私爱，就象对待“刍狗”一样。天地之仁是无偏私地慈爱宇宙中的万物，圣人之仁是无偏私地慈爱所有的百姓。切不要从表面看到老子在批评儒家的仁义道德， 就以为道家反对仁爱。儒家的“仁爱”是主张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推恩”出去爱别人， 以至一切人；墨家的“兼爱”是无条件地讲人与人之间的“兼相爱”；道家的“慈爱”是从“道”的本质和规律中引伸出来的，强调无私之爱，是反归于“道”这个本源的爱。虽然儒、墨、道三家所讲的“爱”在立论根据和实现“爱”的方式上有不同，但它们都强调“爱”却是共同的。为此，韩非在分析老子思想时，也把“仁”解释为“爱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韩非子•解老》）韩非的解释是否合乎老子的原意呢？可以讨论，但他对“仁”这个概念的诠释却是十分正确的。
道教把老子的《道德经》作为其最基本的教义，以“道”作为它的最高信仰，认为太上老君或三清（玉清、太清、上清）都是“道”的化身。道教继承了道家的“慈爱”思想，同时也吸收了墨子的“兼爱”思想，后来道教还融合了儒家的伦理思想， 所以道教伦理具有浓厚的仁爱的色彩。道教把道家的慈爱思想转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切善事，信心奉行”等信条来渡化它的信徒。在实践上，道教根据道家的慈爱思想编写出劝善的经典，诸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经》、《孚佑帝君心经》等，作为它的信徒们行善立德的范本，强调“遏恶扬善”。道教在融合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后，提出了“为道者当先立功德。”道教思想家葛洪说：“欲求天仙者，要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还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抱朴子•对俗》）发挥了《太平经》“天道承负”的教义，宣扬了善恶报应，导人向善的思想。道教还教导它的信徒们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行。”“夫心起於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於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太上感应篇》）只要有善的动机，虽然还没有把这种动机变成善的行为，做出善事，吉神已经知道了；相反，如果你心有恶念，虽然还未做出恶事，而惩罚你的凶神已经跟随你了。这就是说作了善事，必有善报；作了恶事，必有恶报。道教还认为，人是行善还是行恶，最根本的是人的“心”，“天生万物，惟人最灵。匪人能灵，实是心灵。”因为“心为主宰”，是“一身之君”，即人的心灵、思想意识是主宰人的行为的，心善则为善事，心恶则为恶事。（《孚佑帝君心经》）若想要成仙，也务必要修德，“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太上感应篇》）总之，道教谆谆告诫信徒们，要行善积德，可见在道教的教义中充满着仁爱的、善良的思想。
第四、佛家的慈悲思想
佛教为古代印度差不多与孔子同时的释迦牟尼所创立。“佛”是“佛陀”的简称，意为“觉者”、“知者”。佛性，指佛陀的本性，也即是觉性或如来藏。如来是指以如实之道来达到觉悟。“如来藏”指一切众生都藏有本来清净之心，皆因被烦恼所隐藏而不见。所谓佛陀的本性，也即是慈悲之性。“慈悲”即是佛性。何谓“慈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大智度经》卷二十七），即“慈”为给予众生之快乐，“悲”为解除众生之痛苦。所谓“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无为心，无染着心，是空观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无杂乱心、无见取心，是无上菩提心，是当知如是等心。”（《大悲心陀罗尼经》）“慈悲”心就是没有被任何邪心、邪念污染的清净心、仁爱心和怜悯心。佛教认为，人人皆有本来清净之心，人人皆有慈悲之心，所以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佛教还把“慈悲”之心扩展到“四无量心”：即慈无量心，将给以众生安乐的慈心扩展到无量；悲无量心，将解除众生痛苦的悲心扩展到无量；喜无量心，将观想众生幸福而欢喜的喜心扩展到无量；舍无量心，将舍去自己一切献给众生的舍心扩展到无量，即把慈悲喜舍之善心尽量发挥出来。为此，佛教建立了深刻的、系统的、庞大的理论体系来论证由于“无明”而产生的妄念、邪见，由邪见而产生种种烦恼，因烦恼而掩盖了众生的本性；进而论证又怎样来消除烦恼，消除众生的种种偏执，而使众生的本性复显出来，使众生恢复到本心的状态，由此而进入极乐世界。佛教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它们的伦理观，佛教提倡十善，反对十恶。“十善”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秽语、不贪欲、不恚、不邪见。“十恶”指：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秽语、贪欲、恚、邪见。如何来区别善与恶呢？佛教提出了大致的四个标准：一对己对他都有利的是善，二对己不利对他人有利的是大善，三对己对他都不利的是恶，对己有利对他人不利的是大恶。如何导人行善去恶呢？佛教首先强调消除无明而使众生获得觉悟之后而自觉行善；同时，又提出因果报应论，宣扬行善者有善报，行恶者有恶报。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指出：在今世间作恶的人，到了阴朝地府之后，要受严厉的惩罚，来世必将转为畜牲。总之，佛教是想尽一切办法导人向善，劝人行善。
从上所述，儒家提倡仁爱，墨家提倡兼爱，道家提倡无私之爱，道教和佛教都极力宣扬行善积德，惩恶扬善。可见，在儒、释、道、墨诸家的思想中，都贯穿着“仁爱”的精神。儒、墨两家思想的主旨均在于治世，在于通过仁爱或兼爱的教化，使人性不断得到升华，从而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协调，达到安民利民和兴利除害、使社会达到治理的目的。佛道二教所宣扬的行善积德、去恶扬善的教义，也有升华和改造人性的作用，除了满足信徒们的精神心理需求之外，对社会的和谐、协调与治理也有积极的作用。从现代的人本主义管理学的角度看，仁爱思想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儒家的仁爱思想在管理中的意义
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在一个组织或者在一个企业中，人与人之间是相爱好？还是人与人相恶、相贼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肯定前者而不赞成后者。可是持有“左”的观点的、或者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们，认为儒家思想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是“一堆历史的垃圾”，是“现实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应该属于彻底打倒之列。至于他们的“仁爱”更是封建主义的，人与人之间哪有爱呢？有的只是阶级之间的仇恨、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相爱是不可能的，是不现实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他们看来还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仇视、相互倾扎而斗争的好。如果这样社会会得到安宁吗？社会会出现稳定吗？社会会协调吗？社会会得以进步和发展吗？当然不会的，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历史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明，秦始皇运用韩非的理论来治理国家，把人看成是利己的、邪恶的，于是用严酷的刑法、残暴的手段来实施对人民的统治，其结果短命而亡。汉朝初年，接受秦灭亡的经验教训，放弃法家的理论，采用黄老之学来治理国家。黄老指黄帝和老子。汉初黄老学派主张“清静无为”，提倡“无为而治”。在黄老学派中，虽然没有明讲仁爱治国，但它已经彻底否定了法家的那一套，其中已经蕴含着老子“慈爱”的思想。汉初思想家们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弃仁义”，“尚苛政”，“用刑太极”。不讲德治，不用仁义之道教化民众，只用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就会加深和激化业已存在的阶级矛盾，使之造成社会的巨烈震荡和冲突，产生公开的社会对抗。所以，陆贾、贾谊极力主张用儒家的“仁政德治”来管理国家。于是后来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在中国占据独尊的地位一千多年，是不是只有罪过而没一分功劳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占据一千多年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了。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管理不能没有道德的教化，当然也不能没有法制。在社会的有序化中，道德教育，人的素质的提高与法制建设、惩办罪犯之间，有一个“本”和“标”的问题。治“标”不治“本”，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只有在“治”本的基础上，同时又抓惩罚，才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只讲惩罚，不深入地施以教化，那是一种残暴。所以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在企业管理中，也要讲仁爱，同时也要施之以严格纪律约束。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管理者之间、职工之间都要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机制，都要有仁爱之心。这是一个企业内部和谐、有序的最基本的前提。当然也必须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谓制度就是规定许可作什么？不允许作什么？人的道德素质、人际之间的和谐可以使人们自觉地作许可作的事，不作不允许作的事情。如果只把职工当作管理的对象，只知道用惩罚、用鞭子来对付职工，既是不文明的，也是不凑效的。所以，儒家的仁爱思想在管理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是达到人际和谐，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前提条件，也是一个人发挥道德的自律内在机制。
第一、“仁爱”思想是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素质
日本十分重视用儒家的“仁爱”思想来培养管理干部。日本的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中国的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所谓“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学习《大学》、《论语》、《孟子》、《孝经》这四部儒家的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管理模式。他们认为，要培养“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须从《孝经》开始。每天早晨，全体学员集合，各自面向自己的家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经》：“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然后，每一个学员，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诵“五观之偈”，进行自身反省。其五偈为：一偈：“此膳耗费多少劳力”；二偈：“自己是否有享用此膳之功德”；三偈：“以清静寡欲为宗”；四偈：“作为健全身心之良药享用此膳”；五偈：“为走人之正道享用此膳”。松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人性，培养人的至善的仁德的。父母兄长是一个人首先接触的最亲近的人，父母对自己是最有恩德的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说明他已经没有仁德了，人性已经发生了异化，怎么能可以去爱别人呢？所以，松下电器公司始终抓住“孝者，德之本也”这一基本思想，来培养人的仁德，使之实现自己企业的有效管理，实现自己的企业理想。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所谓要具有“仁爱之心”，不只是讲怜悯之心、同情心、慈善心，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心、公正心、自律心和爱国心；管理者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傲视群众；不能只顾自己升官发财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缺乏责任心；更不能贪婪无厌鲸吞职工创造的财富，中饱私囊，这是邪恶的行为。无数的事实证明，那些充满邪恶观念而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是管理不好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私欲占据了他们的头脑，把私利放在前头，哪还有心思去经营管理好企业呢？这样的人，在职工心目中一点没有威信，他身上的邪恶和恶行发出臭气，他哪有那还有可能去组织职工，哪里还有资格去领导职工呢？一个企业的活力来源于正确的科学的组织领导，来源于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源于职工的道德自律，来源于管理者的威信和科学的管理。
成都恩威集团公司的总裁薛永新十分强调人生经营， 其目的就是讲管理者的道德素质的极端重要性。他用佛家的“四无量心”来修养自己的思想。所谓修“四无量心”就是培养“仁爱”之心。修“四无量心”就要排除“十恶八邪”，走“八正道”。“八邪”指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等。“八正道”指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薛永新先生认为：“高尚的品德像生命一样贵重。困为没有高尚的道德，宝贵的生命就很容易在人生的海洋中迷失、淹没、断送。人生离不开好的品德，就像生命离不开一颗好的心脏一样。高尚的品德，就是人生健强的心脏。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没有它，人生就完了。”【注四】“四无量心”是人生品德的核心部分。人有了“四无量心”就可以生起许多善念和做出许多善事来。可见，薛先生不只经营企业，还经营人生。人生经营好了，企业也就经营了。因此，薛先生在企业经营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仁爱思想也是企业职工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一个人有了仁爱之心，就会有自尊、自爱的人格，也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样，会对自己周围的事物和人，献出爱心。对自己的工作产生责任感，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自律心，会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为国家、为社会多做出自己的贡献。仁爱之心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都怀有仁爱之德，就能各自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奉献精神，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容易实现。人的行为的动力来自于意识到的自觉。纪律和规章制度是规一人的行为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也必须是被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之后，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管理过程中，外在的强制是必须的，但是，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为重要。
第二、仁爱思想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有效价值选择
不论是从事物质生产、还是从事产品销售的企业以及从运输的企业，都要为社会服务，为广大消费者服务。这里的所谓仁爱实质上是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否具有仁爱之德就看是否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那些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和个人，就是没有仁爱之德的表现。日本日产公司的“品不正在于心不良”的企业理念，道出问题的要害。产品不正是生产者内心邪恶所致。蒙、坑、拐、骗是缺德的表现，即使能够暂时获得一点利益，但是种下恶因。总会要受到公众谴责，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对于企业中一些有良知的人，会时时感到不安。在企业内部必定出现邪恶和内疚的阴影，影响职工的积极性。相反，有仁爱之心的企业，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它生产的优质产品或优质的服务，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并获得赞誉时，社会会给与它们优厚的回报，企业会感到无尚的光荣，企业里的职工也感到自豪。这种光荣感和自豪感，不仅是一种凝聚力，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企业价值的实现，也是职工人生价值的实现。企业的每一个职工都会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企业的价值和职工的价值、企业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达到了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是企业内在动力，也是职工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动力。
第三、仁爱思想是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
现代企业不是资本的堆积而是一个人的群体。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关系到一个企业内部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帮助、协作就能造就一个心情舒畅的、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在这样有环境下，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容易调动起来。相反，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怀疑、猜度，互不信任，以至互相拆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得很紧张，企业内部无凝聚力可言，一盘散沙似的企业是没有战斗力的。在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可能得到发挥。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主导的和谐的企业生态环境要由管理者来培植，首先管理者要发挥仁爱之心来关心和爱护自己的下级和员工。山东省东明县石化集团公司的管理经验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该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马利亭先生为自己制定了关心职工的“五必访”制度，即“职工生病时必访；闹家庭纠纷必访；思想沉闷时必访；外聘人员家属来厂时必访；职工家庭发生意外时必访。”他们的管理经验是强调以德服人，“行仁，以德服人，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管理，企业内部才会形成一种相互尊重、互相信任的风尚，管理者才能得到员工们的拥护，员工才会心悦诚服地服从管理的差遣，企业的潜力才会充分地被激发出来。”“以德服人，才能使企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注五】由于管理者行仁，实行以德服仁的管理，必然会形成一种人与人相爱的、互相关心的、相互协作的环境氛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矛盾减少到最大限度，这样企业的团结和凝聚力都加强了，就必然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仁爱”思想也是一个企业成为一流企业的重要条件
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先生1994年11月在《经济人》周刊上，发表题为《21世纪韩国的企业和道德性》的文章中指出：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因此说，树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尖端技术和改善企业体制更重要的事情。如果说财富和权力是幸福的表面，那道德性则是幸福的本质。文化生活的基础是道德，它决定生活的质量。道德不单是人类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道德还体现着真正生活的基础。现在，我们正体验着没有道德基础的物质丰富的严重的虚假现象。过分的个人主义，使上下之间，左右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那么，如何树立企业的道德性呢？他认为，应该宏扬传统文化。只有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道德性，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企业。洪一植先生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启发性，值得深思。换言之，我们的企业要想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企业，必须要宏扬我们民族文化中的道德性，其中基本的就是“仁爱”的思想。
总之，一个企业如果实现了管理干部之间、职工之间、干部与职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仁爱之德，这个企业对内就一定很有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协作力、向心力，对外就一定有很强的竞争力，也必然带来好的经济效益。
有人把管理中道德性和制度性建立起来，认为凡是讲道德的地方，就没有法制。甚至有人认为道德是虚伪的，人的一切行为完全受利益的驱使，因而人不可能有道德的自律性。在他们看来有奶就是娘，只有用利益、金钱的刺激才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唯一办法。如果利益刺激不能恒久，就用强制的手段，把所谓法制、强制性的他律管理绝对化，似乎法制、制度可以离开人的作用，离开人的道德性能够顺利实施。夸大道德自律的作用是片面的，同样脱离人的道德自觉而片面地夸大法制、制度的作用也失之偏颇。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人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离不开人的对于工作意义认识而产生的道德自觉。人是复杂的，在整个人群中，人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有自觉的人，也有不自觉的人，因此，管理中的强制性是完全必要的。他律必须要以自律为基础，任何强制性的他律，如果没有最基本的道德自律，是绝不会长久地发挥作用的
注释：
【注一】：蒙文通《古学甄微》第276页，1987年巴蜀书社出版。
【注二】：这里指的“家”，不是指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家庭的“家”，而是指卿、大夫受封的采邑。下面说的“家主”指卿、大夫。《大学》中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家”也是指卿、大夫的采邑，不是家庭的“家”。
【注三】：刍狗，用草扎成的狗。古人用它来祭祀神，扎成后用匣子装着，用花布盖上。祭祀时，祭祀者把它恭敬地摆放在神像的面前。祭完之后就扔掉，或者烧掉。
【注四】：《大道•无为》，第248页。
【注五】：见《厂长经理日报》1997年10月10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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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从事中国哲学、易学以及儒家管理理论的研究。历任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易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孔子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古籍规划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中华文化研究通讯》副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如果希望与作者交流请在评论处留言，感谢您阅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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