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因革损益与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探索
继承、革新、创造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继承，没有继承就不能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的继承。孔子提出来的“因革损益”就包含着继承（因）、革新（革）、扬弃（损）和创新（益），创新就是不断增加新的东西，扬弃、减少过时的、个别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任何文化都是在因革损益的过程中发展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科学也必然是这样，因此，要发展当今的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同样需要困革损益的过程。我们应该从儒家的“德治”思想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我国的管理科学，只有扬弃旧的东西，创造出新的东西，才能有所发展。
一、儒家学说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
研究儒家管理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为建立、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服务。长期以来，对儒家思想进行阶级分析，认为儒家思想是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是为“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服务的，因而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言。在今天，仍然有人一说起儒家思想就愤愤然地把现实生活中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官僚特权、以权谋私、结党营私、权权交易等腐败行为都归罪于是儒家思想的作祟。这种左的观点不利于科学地、辩证地评价儒家思想，从而不利于弘扬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但是，为了创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必须要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管理思想采取因革损益的态度和方法，加以继承和弘扬。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学者不顾“左”的思想的干挠和非难，开展对儒管理思想的研究，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建立、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1997年12月上旬，香港城市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组织召开了“97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为大会提供了《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一文，拙文对儒家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性本善的管理模式，是儒家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把人从宗天神学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在宇宙中，在社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从此以后，儒家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劳心者”，“尽伦尽制”的圣人是管理者，“劳力者”或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人是被管理者。根据人在宇宙和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儒家做出了人性本善的假设。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儒家管理思想的人本主义性质。孟子认为，人具有先天的“善端”，即善的萌芽，人的善端表现出来就有善心和善德。人所具有的这种善德是人从事一切有利于社会行为的内在依据。表面看来，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他们只是出发点不同，孟子从善的愿望出发，荀子从人的生理欲望出发，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人都具有善心和善德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儒家重视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强调道德在管理的有序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儒家对管理理论的第二条贡献。“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儒家独具特色的管理方法。儒家认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的中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人的本性又是善的，所以，对人的管理不能采取野蛮的、暴力的、强制的手段，而应该是文明的，按人性本有的本质规定确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手段。“道之以德”是符合人性本善的管理手段。所谓“德”包含有“仁义”、“孝悌”、“忠恕”、“诚信”、“礼仪”等。“仁爱”是德的核心。通过道德的教育来使保持着仁爱之心，培养人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使之内化为“良心”，从而使人获得对为社会作贡献的道德自律性，使之成为人们从事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立德、立功、立言”是儒家十分推崇的价值观。“立德”就是要克制私欲，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价值观。“立功”就是把立德所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外化为实际的社会功效，即在社会的实践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加上立言，称这“三不朽”。“三不朽”的价值观，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在中国历史上使不少人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为人类的文明做出杰出成就。儒家运用道德的内控功能和自律功能，把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行为经过调节，导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实现其管理的功能。
作为儒学文化核心的“仁爱”思想，在管理中有它的重要功能：一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二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有效价值选择；三是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四是成为一流企业的重要条件。义利合一是工商管理经营活动的根本指导原则。 正确处理好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对于一个企业是否获得成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儒家推崇“见利思义”，主张“义以导利”、“义以生利”，反对“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不道德的经营管理行为。提倡以诚信为本。同样“礼仪”在管理中也有它的重要功能：一是它的正身和自律的功能；二是它的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功能；三是和为贵的功能；四是传递企业信息和传播企业形象的功能。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激烈，管理的道德性成为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
（三）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管理理论体系，是儒家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三个贡献。儒家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识别、选拔、任用和考核等，建立了一套完整人才管理体系。儒家的用人之道重视德才兼备，它主张用发展教育的方法来培养人才，所以有一套十分科学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它重视人才的识别，认为认识人是很难的问题，因为人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物；任用人才时，人的德行最为重要，要“量才授职”，“因能授官”，使其发挥其自己的长处。从今天国际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各个国家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首要战略来看，儒家丰富的人才学理论对当今管理人才的开发，必将是一份宝贵的管理学财富。
（四）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是儒家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三个贡献。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和合是宇宙共生共存的普遍规律。社会生态和合平衡的核心是人际和谐。“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学基础。人皆有自尊心，自爱、自尊、自重，同时也爱他，尊重他人，他人也就会尊重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有互敬互爱，才能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上下和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合，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和合，企业与社会的和合，是社会生态平衡基本条件。物质生活的满足，利益分配上的均平、公正是人际和谐的经济基础。用“中道”的来认识和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人际和谐的方法论。社会生态的平衡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五）以“阴阳互补”的方法论为指导，提出了“刚柔相济”的、“宽严结合”的领导原则，是儒学对管理理论做出的第五个贡献。儒家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阴与阳，刚与柔，宽与严，君与臣，天与地，尊与卑等，都是对立中的同一，是相互依存而互补的。由此，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上级与下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差别只是相对的，它们处在同一的互补的状态之中。因此，管理者在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实施管理的最佳方法是全面的、中道和合的、“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这样的领导方法，容易上下沟通，容易化解矛盾，实现有效的管理
（六）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是儒学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五个贡献。儒家始终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管理的目标，把“善政”、“仁政”、“王道”、“大同”社会作为其政治理想，把企图营建一个祥和、协调、均平、公正的社会作为其努力的方向。在儒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治理想中，始终贯彻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孔子的富民安人的管理目标，企图通过德政，其中包括德治、均富和教育等方法来达到。孟子的管理目标是“保民”、“仁民”、“养民”，他企图通过“仁政”、“制民之产”、教育来实现。荀子的管理目标是“求治去乱”，进而实现王道政治。他企图通过“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三个环节来达到。儒家富民安人的管理目标是他们的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也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色，它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对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反思
“为政以德”，“道之以德”，即所谓“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经济基础和独特的社会文明背景。一般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褒扬“法治”而贬抑“德治”。说什么“德治”是“人治”，认定无章法可循，弊端无穷；“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中国古代的“法治”亦是“人治”。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人，人是社会一切活动的主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也离不开人，法是由人制订的，法要人去贯彻执行，法要人去遵守。人的素质、教育和文明程度是现代法制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实现有序化的前提。儒家“德治”是人类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建设现代管理文明的过程中，应当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爱人”、“贵民”、“重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达成了一个共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来的思想家、为政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儒家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因此要“敬人”、“爱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我们应该在国家的治理中、在每一个具体单位、组织或者企业的管理中，认真吸取儒家的民本思想，正确认识人民、职工在国家、在企业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人民仍然是历史的主体和主宰，是我国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的决定力量。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目标和措施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政策和措施，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并且就会自觉的去实行它，去实现它，相反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一定要失败。人民是国家的主体，职工是企业的主体，这也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一个政权，如果它忘记了人民的利益，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它一定要垮台；一个企业，如果它忘记了职工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也绝不会获得成功的。所以，不论是在国家治理中，或是在企业管理中都要继承和吸收儒家的民本思想，这样对国家、对企业都是大有益处的。
儒家“德治”渊源于我国上古社会中的氏族公社内部管理原则，周公强调“敬德保民”是儒家“德治”的雏型，孔子发展了周公的思想使之成为系统的“德治”理论。所谓“德治”就是把氏族内部亲情管理原则推广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中去，因此，“德治”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孝悌”，其次是“爱人”，再其次是“忠恕”。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国家管理中去的方法就是教化，使之应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家管理方式。“德治”反对用残酷的刑罚、暴掠的手段来统治百姓；对犯罪者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改恶从善，改过自新。为此，我们应该在管理中认真研究、吸收和借鉴儒家“德治”管理中的亲密原则，即“爱人”、“敬人”、“忠恕”。今天，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人的觉悟有了很的提高，人的价值追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强制式、强迫式的管理已经越来越不能凑效了，并且还会挫伤员工的积极性，只有实行以人为本的文明管理才能合乎时代的要求。那就是要怜爱职工、尊敬职工、相信职工，通过教育，提高职工的觉悟，使他们自觉地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自律式的管理放在首位；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为了管理的有序和利于职工积极性的发挥；管理者权威的发挥不只是光靠行政权力，更重要的靠个人的人格影响力；上下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都要相互尊敬、相互关心、相互协作。通过互敬互爱的教育，培育一个和谐的管理环境和和谐的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这样更有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管理目标的实现。
儒家“德治”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育，肯定教育是治国安民之本。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大的优点，最基本的特点。我们应该吸收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每一个企业或者管理单位，不要把教育只看成是社会、国家的事情，而应该看成自己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企业都应该针对自己企业发展的需要，对自己的管理人员和职工进行再教育或技术培训，一个有长远规划、有雄心的企业尤其应该如此，不少国外的大企业都是如此。在国内，有的企业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企业虽然想到了，但是，力不从心；或者有的企业目光短视，只顾应付目前的局面，没有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国的企业要发展，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站有一席之地，人才是关键，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儒家重视教育，使其我国灿烂的文化连绵不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不能因为我们民族以后落后了，就因此而否定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的辉煌成就。教育是国家发展之本，也是企业发展之本，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真理。
儒家“德治”管理把“富民”“安人”作为它十分明确的管理目标。“养民”、“惠民”、“富民”、“富国”是儒家始终一贯追求的目标。民富国强，人民安居乐业，就能天下“太和”，万国咸宁，最终就能实现“安人”的目的。我们在管理中应该吸收儒家的“富民”思想。民富国强是一条铁的历史规律。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富民强国。党的富民政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引导全国走人民致富之路，今天国泰民安是党的富民政策的结果。在企业管理中，也应该贯彻“富民”政策。企业的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和一切经营活动都要以“富民”为目标，这是每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根本指导原则，方向正了，企业就能获得发展。企业为国家的富民做出了贡献，企业定会得丰厚的回报，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职工的收入和福利也会随之而提高。富民强国可以说是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根本目的。所以，儒家的富民思想对于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还可以从儒家“德治”中发掘和吸收许多有教益的管理原则，如诚信的原则、和谐的原则等等，这里不作赘述。以上所述的儒家“德治”的管理思想中的有益原则，都可以吸收过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营养，把现代管理理论与民族优秀的管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我国现代的管理科学。
在吸收儒家“德治”思想的有益管理原则时，也必须反思“德治”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有人说，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重德轻力、重德轻智、重德轻利的倾向，我赞成这样的看法。
儒家“德治”思想的第一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力，即重内在的道德修养而轻视向外力的奋争。儒家虽然也讲“勇”，但是这个“勇”不是勇于奋斗、勇于抗争、勇于向外求索、勇于向自然进军，而是强调战胜私欲、克制自己的那种属于道德范畴的“勇”；在《周易•易传》中虽然也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但这不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和核心。儒家的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强调内心修养。对人实行道德教化是对的，进行内心修养也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走向反面。内修的功夫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一心向内求索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境地。我们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叫做“与世无争”，这句话作为纯道德的修养，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就使得我们中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的勇气，但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不能与世无争，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无争，不去竞争就一事无成。内蒙古包头市的邓成和先生为了41,65元钱的长途电话费，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去争“一个公正”、争一个消费者的权利、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惜与官方的邮电局和当地的法院抗争，受到社会普遍好评。邓成和先生的行为，表明他已经从传统的观念中走了出来，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忽视外部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有忽视法制的倾向，虽然也讲“齐之以礼”，虽然在先秦时期“礼外无法”，在一定的场合下，“礼”即是“法”，但是“礼”不等于就是“法”，儒家讲的“礼”多偏重于“德”的方面，所谓“礼治”更多的是“德治”的补充。因而影响了国家的法制建设。在对企业管理中，解放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学习苏联的管理模式，加上当时的历史环境，重在加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教育，比较忽视“硬管理”，因而不重视学习、借鉴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使得我们国家的管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使得我国现在的管理一时还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儒家“德治”的第二个局限性是，重德轻智。儒家也讲“智”，但是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智”。西方的“智”，重在探索宇宙的秘密，探索物质的结构，探索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探索物质运动的规律，因此较早地发展了物理学、数学、力学，发展了自然科学，发展了工具理性，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利用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把东方先进文明的民族抛在了后面。儒家的“智”重在探索人伦关系，探索天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用于区别善与恶的心知能力，因而儒家的“智”是一种道德理性。由于儒家的“智”引导人们去探索人伦关系，因而忽视了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致使我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的历史阶段，没有能够进入近代科学的水平，造成生产力的落后。今天，我们应该从儒家的局限性中走出来，把探索人伦道德与探索自然奥秘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
儒家“德治”的第三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利。儒家讲“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义以导利”，这些思想任何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义”与“利”是人所必须具备的两种追求，如果只求“义”不讲“利”，人就无法生存；如果只求“利”不讲“义”，就不成其为人。人要生存就要讲“利”，就需要物质利益作为基础；同时，人之成为人还要讲“义”，还要讲道德。道德是人的本质规定，人没有了道德就异化为禽兽。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是“义与利”的统一。因此，在“义”与“利”之间有一个度，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后世儒者把这种辩证关系割裂开来，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宣称什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甚至把追求利益的合理行为看是不道德的可耻的，使之走到了荒谬的程度。把“以义取利”的正确的价值观变成如此荒谬，是不合乎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原意的。但是，先秦儒家却有重德轻利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才导致后来的荒谬。也可能正是儒家重德轻利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的管理中把精神鼓励当作唯一的手段，把物质刺激当成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现在，我们应该从儒家的“重德轻利”中走出来，回到科学的正确的轨道上去。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管理中，既要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又要反对重德轻利的倾向和“见利忘义”错误。为此，要用辩方法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西方管理理论，不是从人的道德自觉出发，而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用满足人的需要来刺激人的积极性，行为主义的管理就是这样。人的道德自觉和各种需求并不是矛盾的。把人的道德教育和物质需求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精神鼓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才是科学的、合乎人性的管理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激励方法。
以上是我们对儒家“德治”局限性的初走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还有不少的局限性，这是合乎逻辑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如果说儒家的管理思想是合乎现代管理的，完全科学的，那是不合乎逻辑的；当我们在分析儒家“德治”管理的历史局限时，不能陷入全盘否定儒家管理思想的片面性。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分析和评价儒家的管理思想，继承和弘扬其精华才是正确的方法。这种继承与弘扬不只是在学术探讨中，更重要是在管理的实践中，去总结、去革新、去创造、去检验，走建立中国特色管理之路。
总之，任何管理不能不讲道德性，不能没有自律与自觉，没有道德自律的管理就不成其为管理，但是又不能把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绝对化、唯一化。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建立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与民族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道德选择、道德行为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当然，一个民族的道德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制约和指导人们的行为。道德作为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是人类所特有的，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人类社会的文明、理性、和谐、协调、有序，道德起着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人的意识和行为没有道德的规范，人就会变成禽兽。作为现代管理，一方面不能忽视管理的道德性，不能忽视对人的道德素质的教育和提高，不能忽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硬管理”，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任何管理所必须的。因此，把自律管理和他律管理结合起来，才合乎时代的要求。
三、为创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而探索
认真学习、正确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把它和我国传统的管理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和理论工作者们的共同的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确立，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我国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吸收的过程，更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为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才能适应科学技术和管理实践的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的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即是说，在学习外国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时候，不能照搬，必须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吸取其优点和长处，然后加以提炼创新，创立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1、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现代管理学，要善于学习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
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于我们来说，还不熟悉，还处在必然王国的阶段，因此学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我们必须要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学习美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学习日本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学习西方的，也学习东方的管理经验；学习“硬管理”，也学习“软管理”；学习美国的企业文化，也要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总之，我们要学习现代的一切管理理论、方法和手段。有人把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归为四个方面：即人本复归，产权管理，风险规避，企业文化。这些东西也是应该学习的。我们应该站在最新发展阶段的至高点上，学习一切新的东西，也不要回避泰勒的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学派以及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把它运用到不同环境，不同层次的管理工作上去，加以总结和提高。要全方位的开放性的学习。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西方管理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到人际关系学派以及所谓的丛林学派，它们运用现代科学的发展，诸如电子计算机、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决策科学、运筹学、控制论以及现代心理学，使得管理科学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西方两百多年来的工业企业的管理经验中，积累了很多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很好的学习。在西方管理学中，诸如人本管理、重视人物质的和社会的需求、刚柔相济的领导方式、决策过程、管理过程的民主化，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特别是在西方管理中的重视制度建设、劳动效率、经济效益的提高、质量管理、严格的财务核算、资源的合理使用、成本管理、无形资产管理以及企业形象管理等等，更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没有效益的管理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在我国，目前有许多企业的劳动纪律很差、效益非常低的情况下，加强硬管理，学习西方管理中的制度建设、质量管理、效率效益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原材料的管理尤为必要。管理是一门科学，特别是现代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各种要素紧密结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是变动不居的、多变的，只有用严格的、科学的、面向市场的动态的管理，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才能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实践证明，我国的现实管理不能凭简单的经验进行静态似的管理，因此，学习现代的管理与实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是极为重要的。
在学习问题上，毛泽东曾经教导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所谓“拿来主义”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对凡是人类创造一切有价值的、有益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一切外域文化都要认真的进行学习和吸收；二是拿来的目的是要“为我所用”，不只是为了拿来而拿来。要“为我所用”，就不能照搬，必须要消化、创新与发展，“食洋不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前途的。为此，在学习西方管理理论这个问题上，也必须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之”，不拒绝西方一切有价值的管理理论；“审问之”，要详细认真地求教；“慎思之”，要严肃慎重地思考；“明辨之”，要辩证地分析，摈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笃行之”，要将其精华与实际相结合，切实地加以实行。在这个“五之”的过程中包含着学习、审视、分析、吸收和实行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是最为重要的，毛泽东曾经教导说，读书是学习，使用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实践。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就一定可以创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2、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管理理论的基石之上。
在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管理思想宝库中，除了儒家的管理思想之外，还有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商家的管理思想。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以“道法自然”，“无为而不为”的柔性管理为特征。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强的事物很快要走向反面。意思是说，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墨家的管理思想强调“兼爱”、“尚同”、“尚贤”，同时还赞成劳动过程分工的合理性，提出“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在用人问题上的显著特征是，强调“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不分贫富、贵贱、门第，只要有才干，就可以提拔和任用。强调“利”和“力”是墨子管理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子强调“交相利”，“义者，利也”，“万民被其大利”；“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民无食，不可为事”。墨子强调“非命”，认定人生在世要竞力而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要与命运、自然进行抗争。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自然争战就能求得生存。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运用，是获得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商家的管理思想也十分丰富，如春秋时期计然、范蠡的预测思想和“积著之理”等，计然根据谷物丰歉的自然规律，来预测一切商品行情的变化。计然提出“积著之理，备完物，无息币”，“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供求关系，供过于求价格低时就买入，求过于供时价格高就卖出。范蠡先为越国大夫、上将军，帮助越国灭掉吴国之后，到山东定陶经商。他在经商中运用上述经营理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成了当时很有名的商人。白圭是战国时的大商人，他“乐观时变”， 根据年岁丰歉和商品供求规律的预测，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的商业经营原则，当年岁丰收谷多价贱时，出售丝漆大量收购谷物；待蚕丝大量上市时，则购进帛、絮而出售低价收购的谷物。这样他每年的利润达百分之百。因此，白圭在当时被尊称为“治生之祖”。（同上）可见，在上述思想中，已经包含有商品市场管理、预测与决策等理论。另外还有如管子、吕不韦等诸子的思想中管理思想也十分丰富。
其次，还有极丰富的专业管理思想，诸如行政管理、农业管理、水利管理、工商管理、货币管理、财政管理、盐政管理、人口管理等等。
我们民族的管理思想，还深透在一些重要的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如《周易》、《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以及《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著名小说之中。我国近代的实业家以及洋务派的著作中，也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有价值的管理思想。还应该正确地、全面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管理实践与经验。
以上所述的全部管理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应该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只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并且在实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在继承和弘扬民族管理精华的过程中，还要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从实践上看，日本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用事实证明了，儒家思想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不仅如此，他们还创造了具有儒家特色的日本企业文化，在经济管理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理论上看，历史上的任何管理理论与实践，有管理的特殊性，也存在有管理的一般性，即任何管理都具有它的共性和个性，个性的东西是暂时的、历史的，而共性的东西却是具有长久性的和有普遍意义的。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中，它的精华就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一切管理过程；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上看，也必须继承和弘扬民族的管理文化。管理是一种文化，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最高成就。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必须是适合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企业管理，因此继承传统文化是势在必然，也是世界各企业文化建设的趋势。因此，只有肃清对传统文化的“左”的影响，只有端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才能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3、创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必须要在学习、实践的基础上创新。
所谓“创新”就是发展，就是创造别人没有而又能指导我们管理实践的东西。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只有创新，因为没有现存的东西供我们搬用。美国的管理传统，重理性分析，重严格管理，具有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我们不能照搬；日本的管理，重情感，重人际关系的微妙性，有浓厚的家族色彩，我们也不能照搬。我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道德观，有自己的价值理想，有自己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要使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适合自己的社会实际和实践，只有创新。
要创新，首先要认真学习，学习现代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学习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和管理理论，总结自己的成功与教训。只有正确深认识自己，才能更好认识别人；深刻认识了别人，也才能更深刻的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和短处，就无法学习别国的经验。因为学习，首先要进行比较和鉴别，比较和鉴别的参照系十分重要，只有选准了参照系，即认准自己民族管理的长处和短处，才好吸取别人的长处。
在学习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能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也不能认为现代的一切，我国古已有之；更不能浅尝辄止，不认真的分析、鉴别，就用出选择和判断。在学习现代管理理论和先进经验方面，我们作得很不够，还处在自发的、零散的、肤浅的、无组织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美国人学习日本管理经验那样，下苦功夫，有组织的，自觉的、系统的、深入的学习。
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然后总结自己的长处和优点，把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长处综合起来，新的东西就出来了。如美国人创立的Ｚ理论就是这样。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强调道德性，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强调利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等等，这也是我国传统管理理论的所强调的原则。对我们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必须进行现代化的诠释，才能全合乎实践的需要。
在这个过程中，决不能忽视“硬管理”，这是我们管理的弱项，必须花大力气去学习。诸如计划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以及统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价值工程、市场预测、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等。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优秀的东西与现代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把“软管理”与“硬管理”结合起来，不断的进行实践、总结、实践，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来，这是我们研究研究古代管理思想和研究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所要追求的目标。
在学习现代管理理论、继承弘扬传统优秀管理文化、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实践。理论研究与探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理论的探索不行，不在实践中去应用、探索和总结更是不行。把现代管理的理论与民族优秀管理文化，根据时代的需求，以现实的价值观为标准，经过分析、提炼、归纳和总结之后，用之于我们的管理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实践为标准进行修正， 凡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就应该加以肯定，加以发展。学习－－探索－－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经过这个连续的、反复不断的过程，对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儒学博大精深，它的管理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古代是没有与之相比的。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理论的实践中，一方面要深入学习现代管理的理论，再一方面，更是要深入对儒家管理的本质、精华、结构体系及其局限性进行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排除“左”的非难，从粗糙到精细、从不完备到完备、从不科学到科学、从零星到系统，坚持不懈，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定能获得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 参阅陈德述：《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游汉明主编：《97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夏文化之管理理念》，第92－105页，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华人管理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会前在撰写拙文时，由于会议限制每一篇论文在12000字以内，故只好删去第五部分，今将其要点添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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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从事中国哲学、易学以及儒家管理理论的研究。历任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易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孔子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古籍规划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中华文化研究通讯》副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如果希望与作者交流请在评论处留言，感谢您阅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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