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诚信为本与现代管理的互信机制
诚信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遵从的一种基本道德，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如果没有诚信，不讲信用，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诚信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信”是儒家的五种基本道德之一
“信”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说文》解释：“信，诚也。”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在注疏《礼记•礼运》中的“讲信修睦”这句话时说：“信，无欺也。”“信”即是“诚”，“忠”即是“诚”，因此在“忠”和“信”都包含着“诚”。孔子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始终用“文、行、忠、信”四个方面的内容来教育他的学生，“信”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必须具备一种德行，他的学生子张向孔子请问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子张进一步请问具体内容，孔子解答说：“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可见孔子把“信”作为五德之一，并且认为，诚信就能得到任用，“信则人任焉”。孔子还提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是没有法在世上生活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也。大车无輗（ní），小车无軏（yuè），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譬如牛车没有套牛的横木，马车没有套马的横木，车子怎么可以行走呢？孔子把那些不讲信用的人称之为小人，是不与他进行交往的，“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其次，为政者、国家的管理者要取信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治理一个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要信实无欺。要使“民信之”（《论语•颜渊》），“不信民不从也。”（《左传•昭公七年》）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管理者必须先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后再去号召百姓，不然百姓会认为你在折磨他们。孔子还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管理者讲信用，你所管理下的人们没有敢不说真话的。可见，在儒家看来，诚信在人际交往和国家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周易》中的诚信
《周易》也讲诚信，乾卦《文言》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当代著名学者山东大学已故教授高享注释云：“庸，常也。庸由正中而来。正中者，无过，无不及，无偏、无邪也。正中之言乃庸言。”【注一】即正中之言是可信的。“闲，防也。”防止邪恶的侵入，保存其诚正之心。为了阐明诚信的重要价值，《周易》专门设了中孚卦来讲解诚信。中孚卦的卦辞说：“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中孚”即忠信也。“中”，忠的假借字，诚也。孚，信也。豚，小猪。“中孚豚鱼，吉”，是说人以忠信对待鬼神，用豚鱼薄物祭祀亦吉。或“中孚豚鱼，吉。”“谓忠信及于豚鱼等小动物，守其信不苟取，不苟予，则吉。贞，正也。利贞，谓忠信则能利人，能得正。”中孚彖辞说：“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中孚的卦象的兑下巽上，第三、四爻为阴，二、五爻为阳，二、五为上下两卦的中位，因此说“柔在内，而刚得中”。“说”同“悦”。巽，谦逊。象人有内柔顺、刚健而正、和悦、谦逊之德，这四德都归于诚信，为此则可以化邦、治理国家。《彖辞》继续解释说：“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所谓信及豚鱼，谓其人在取予之间，虽属豚鱼小物，亦守其信而不或爽。以政治言之，则是信守制度，一豚一鱼亦不妄取于民。云利贞者：利，利人也。贞，正也。此谓人有诚信之德，利人守正，乃应合天道也。”【注二】按照《周易》的解释，一个诚实守信用，做事情也是顺利的；即使过涉大河这样带有危险的事情，也会是吉利的；用之以治理国家，也会带来国泰民安的效果；“诚信”是合乎天道之法则的。
中孚卦的爻辞对此卦的诚信思想加以深入的阐述：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意解：“初”：指每一卦开始之爻。“九”：指阳爻。“虞”、“燕”：安也。卦虽诚信，开始不可轻信，若对方也是诚信之人，则吉；若有意外之事发生，即与不诚之人打交道，则不安，因此必须要有警惕性。
“九二：呜鹤在阴，其子和之，吾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意解：“九二”：阳爻处卦之第二位。“阴”与荫通，指树荫。“爵”，饮酒之器，这里指酒。“靡”（mi)：共也。九二与九五分别处于上下卦之中位，都为阳、为刚，象征诚心于中；二五又是对应位，有应和之象，就象鹤在树荫下呜叫，远处有小鹤应和一样。《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出于内心真诚的愿望。这表示找到了真诚的朋友，愿把自己的美酒拿出来，与你共饮。这表示交往双方，都必须要有诚信的共同愿望，才能产生共鸣的作用。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意解：六三阴爻处阳位，有盲目前进的倾向，但前有六四阻挡，同性相敌，势均力敌。想要击鼓进攻，又休止罢休；时而哭泣，时又高歌。这是犹豫不决之象。表示诚信必须坚定不移，否则不知所措。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意解：“望”：日月相对。“几望”将望而未望。“咎”：灾难。六四阴爻处阴位得正，最接近主要领导（九五），是主要领导手下地位最高的助手，用几乎是满月来比喻。六四与初九相应，如一对马。但六四却要与同类的初九断绝，向上追求九五，一对马失去匹配。这表示诚信应该选择对象，应该追随有作为的人物。
“九五：有孚孪如，无咎。”
意解：“孪如”：指二人携手，九五在上卦之中位，阳刚充实，有心中诚信的德性，又处于尊位，为孚的主体。同时，又与下卦之九二相应，象征诚信共进的同志。地位相当，因而无咎。表明彼此诚信，才能相得益彰，完成伟大的事业。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意解：“翰音”鸡的别名。上九阳刚，虽有诚信，但已达到诚信卦之顶点，未免自信过度，不服从九五的领导，孤高自傲，自呜得意。就象鸡没有高飞的本领，却要高飞，很快就坠落下来一样。这说明不可因自信而自傲，给自己带来不利。
中孚卦阐明了诚信的原则。诚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品德，它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团结，更可以积极进取，排除万难。但诚信不是不讲原则，应以朴实正义为先决条件。凡事开始时要小心，不可轻信，要明察对象。若怀疑就不信任，若信任就不怀疑，否则犹豫不定，贻误大事。诚信要选择那些感情能够相通，能够引起共鸣的，互相信任，才能发挥作用。同时应该明白，虚心为诚信之本，过度自信，脱离群众，就要失败。【注三】
第三、诚信的社会功能
儒家认为，“信”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管理者讲“信”，就具有亲合力，能团结人民，这样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管理者讲诚信，讲信用，任何法律制度都能得以顺利贯彻。信不只是在国家的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还是普遍的宇宙法则，“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闷。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天道、地道是讲信用，日月的东升西落，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四时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自然遵守诚信的法则。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必须要讲信用，君臣之间，官员与百姓之之间，朋友之间，工匠与受用者之间，都必须讲诚信。否则，社会就不安宁，就不会和谐。“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於身，乃通天地。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吕氏春秋•贵信》）用诚信来治理社会， 管理国家，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取得丰硕的成果。
汉代著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保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美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至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亡，岂不哀哉！”【注四】在司马迁看来，“信”是国君治理国家的“大宝”，用之以取信于民，以便保住国家的政权。如果国与国之间、上下之间、家庭中的亲属之间，都互相欺骗，那么，必然是各怀异心，互不信任，以甚分崩离析，国与国之间就可能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权就有可能不稳固，家道就绝不会昌盛。即是用欺骗带来一点点好处，但是，这点好处不能医治所带来的伤害，不能补救其所带来的损失，是十分可悲的。
根据《国语•晋语》的记载，战国时，晋国信守盟约而得到诸侯各国拥护的故事。公元前545年，晋楚会盟于宋国的都城商邱，约定停止战争。后来，楚国企图背约进攻晋国，击败晋军，杀死正卿赵武，以削弱晋国。文子问叔向，如何对付楚国的进攻。叔向说：“你何必忧患呢？忠是不可以侵暴的，信是不可以冒犯的，忠出于自己的心中，信是要亲身实行的，它的德是多么深远呀，它的根是多么坚固呀，所以，忠信是不可能受到损害的。现在，我们以忠与诸侯谋取和平，又以信来验证我们的忠。楚国也曾与诸侯约定的要停止战争的，现在，它若来进攻我国，就是自己违背了信，断绝了忠。丧失信用必失人心，绝弃忠诚无人听从，它有什么法子加害于我晋国呢？既然诸侯间结了盟，又不守信用，那各诸侯还有什么可望呢？如果楚国打败了我国，诸侯必定叛盟。”由此，叔向论定楚国不敢进攻晋国的，其结果果真如叔向所料。楚国之所以不敢进攻晋国，是惧怕晋国信守盟约而得诸侯各国之帮助。【注五】这是在晋楚争霸中，由于晋国信守盟约而得到的好处。
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去对待其臣属，而要信任他们。唐代贞观年间，有人上书奏请废弃邪佞的人，太宗对他说：“我所任命的人，都认为是贤人，你知道邪佞的人是谁？”那人回答说：“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邪佞的是谁。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够不威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陛下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佞的人。”太宗对封彝德说：“流水的清和浊，在于它水源如何。国君是国家政令发出者，好比水的源头，百姓象流水一样。国君自身搞欺骗，要想臣下办事下直，就象水源浑浊而要流水清澈一样是不可能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搞诡计诈骗，很鄙视他的人品。用这样的方法试探群臣，怎么能够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呢？”唐太宗拒绝了上书人的主张。唐代吴兢编《贞观政要》一书，对历史上的治国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证明“君之所保，在于诚信。”“夫君能尽礼，臣能竭忠，必在于外内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在矣！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贞观政要•论诚信第十七》）所以，“信，国之宝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信”是国家获得治理、安宁、协调的法宝。
法家也讲“信”，他们认为颁布的政令、法令必须执行，惩罚和奖赏也必须说了算数。当然，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基本上无诚信可言。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在他的变法的法令还未颁布之前，立三丈长的木竿于国都的南门，并发布告示说，谁能将这根木竿搬移到北门，奖励“十金”。但是，老百姓觉得奇怪，根本不相信，没有人去搬移。于是，商鞅再次发布告示说，谁能搬移至北门，奖赏“五十金”。这样，终于有一个将此木竿移至北门，商鞅立即奖以“五十金”，以此表明他说的话是守信用的。如果政令、法令不认真执行，失信于民，使百姓失去信任，是没有法子把国家治理好的。可见，“信”在能社会国家的治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诚信与欺诈的对立
也许有人不相信世上有“诚信”可言，只相信世上的不信任与欺骗，这样的人是不懂得诚信与欺诈、善良与邪恶的辩证法。诚信与欺骗、善良与邪恶是相对而存在的，它们又是互为前提的，诚信是对于欺诈而言的，善良是对于邪恶而言的。正是因为有欺诈才有诚信，有邪恶才有善良；相反亦是成立的。诚信与欺骗，善良与
邪恶总是相伴而行的，因而，诚信与欺骗，善良与邪恶总是不断地进行着斗争，不与欺骗、邪恶进行斗争，就没有诚信和善良的存在，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莫不是如此。在今天实行商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诚信与欺骗、善良与邪恶的斗争在其深度上更加激烈，在其范围上更加广泛。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看，不论那个民族都总是崇尚诚信和善良这样的美德，总是反对欺骗与邪恶，诚信和善良总是人类各个时期道德的主流，正不压邪的情况即是有也暂时的，局部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不能因为有欺骗、邪恶的存在，就否认诚信和善良这种美德的价值，人人都应该崇尚诚信和善良，时时向欺骗和邪恶作斗争，这样既是一个人美德的表现，也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平衡。这也是国家的治理、每一个具体部门的管理所必须的。
人类社会从采集经济到自然经济，再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经历几千年的历程。有商品就必然有市场，因此市场经济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的特征，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可跨越的阶段。现阶段世界上，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的，不是生产者生产什么消费者买什么，而是消费者需要什么生产者才生产什么。在自然条件下，生产者从事生产的目的主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只是把剩余的产品用于交换。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者，从事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产的，因而发展了市场，到了今天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而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殖；而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的原始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注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使人的利己心，贪婪的欲望得以充分的张扬，因而引起了对传统道德的巨烈冲突，出现了世界性的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为了挽救道德沦丧和公共行为准则的下降，人们在思考价值重构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的争论。新加坡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的五大原则：一是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二是国之本在家；三是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是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是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该和平共处，而且应该互补。这五项原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它与西方的“个人第一，社会第二”的价值是完全对立的，资本主义世界历来十分强调个人自由，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三大要素（其他两个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之一。但是，这种个人主义到现在发展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认为只有“我”对我自己才有价值。西方不少有识之士深刻认训到，极端个人主义严重地威胁着、瓦解着西方社会，但又找不到出路。亚洲国家为了减少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的侵蚀，提出了在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中，弘扬和重塑亚洲的价值。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传统的、封闭的产品经济向开放的商品市场过渡，并且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跨步。在这个过程中，原先传统的适应于自然经济的道德观和社会行为已经难以适应产品经济形态，在从产品经济又快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更是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新的道德观、价值观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传统的优秀的道德观、价值观遭到了全盘否定，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长驱直入，因而，在我国社会中，个人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使一些人道德堕落，丧失了理智和良心。他们只是“跟着感觉走”，于是社会上的欺骗、抢劫、杀人、盗窃、强奸、嫖娼、卖淫以至官场的贪污、行贿、受贿，各种腐败等等邪恶现象比比皆是。在商业活动中，也是如此。假酒、假药、假烟、各种假、冒、伤、劣产品，各种蒙、坑、拐、骗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是因为利欲的驱使，使人的贪婪的利己之心无限膨胀，使人丧失了作为人的本性，使人性发生了异化。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那样，“人如果没有美德， 人就成了动物中最邪恶、最残暴、色欲和食欲也是最大的动物。”【注七】任何社会不能离开道德，人一旦背离了社会的行为规范，就会变成禽兽。人的利己心，不受到节制，不受道德的约束，就会干出许多邪恶的行为出来。
那么，在今天“诚信”这种道德规范还有没有它的价值呢？我们认为是有的。便是，也许有人认为，现在来谈“诚信”太迂腐，太不合时宜；还有人认为，不管是蒙、坑、拐、骗，还是搞假、冒、伪、劣，只要能赚钱就行。这是十分错误的，极不道德的。“诚信”作为一种德行，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十分推崇的。第一，它是一个人立身处世之根本，一个人在社会上，与朋友相交、与上下左右相交、与同事相交、与亲属相交都不能缺少诚实和信用。一个既不诚实，又不讲信用的人，是一个缺德的人，将是一个孤家寡人，一个无所作为的人；第二，它也是一个企业、任何经济组织生存、存在、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重要条件之一，正如韩国的洪一道先生说的，道德是一个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条件，诚信是其中之一。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更是一企业生存发展之根本。靠欺骗是维持不了生存的。老百姓说：骗得过初一，骗不十五。欺骗一次就种下一个恶因，恶因必然会带来恶果，时候一到就必然要受到惩罚。一个企业务必要以诚信为本，这是企业良心之所在。在90年代初期，曾经有一种酒在成都的任何餐桌上、大小酒家的酒厨里，都有它的存在，它真相垄断了成都酒的消费市场，但是，在1993年后，它消失了，直到现在也没踪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酒厂的经营者得丧失了企业良心，用酒精勾兑的劣质酒来欺骗消费者，他们背离了以诚信的经营宗旨，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三，诚信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必须遵守的道德指导原则。一个不守信用的、失信于民的政府是不能代表人民的，它早晚是要垮台的。历史上这样事例是很多的。因而，古代思想家十分强调为政者“得民心”的极端重要性。为要得民心，务必要忠诚地为公民服务，守信用，严格履行政府的职责，忠实兑现政府各种承诺，不能失信于民。得民心，取信于民者，得天下。因此。诚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仍然有它重要的价值，而那些人性异化者、极端个人主义者、抑或道德觉悟低下者，企图用卑劣的、邪恶的手段非法谋取不义之财，而背离了人类最起码的人伦道德－－诚信之道。诚信是善，欺骗是恶，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崇尚善良，排除邪恶，使社会成为真正的人间世道。
古今中外都有许多被人们传为佳话的诚实守信的故事，唐代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中所记载的宋清就是一例：宋清是长安药市上一个卖药的人。他积储了很多好药，不论是从山区，还是从水泽边来的人，都到宋清那里买药。长安的医生用宋清的药配方，很容易销售，都很赞扬宋清。生病生疮的人，也都乐意买宋清的药，希望疾病能早日痊愈，宋清乐於响应。没有钱的人，写张欠约就把卖药给他，结果债卷堆积如山，他从不去收债；不写欠约的，也卖药给他。年终，估计不能还欠账的，他就把欠债卷烧掉，从此再也不说某人欠债的事。市人都笑他，说他痴傻，或说他“有道”吧。对此宋清说：“卖药盈利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没有什么“道”；说我傻，就错了。我积蓄药材四十来年，所烧毁的债卷有一百多。从人员说有当大官的，从地域说数州郡皆有。那些俸禄高的人，前来馈赠的也不少。虽然有一些人不能立即还债，赊账未还而死了的人也不计其数，但不防碍我的富裕。我之取利从远处、大处着想，岂能以小市民的眼光看问题！一文钱收不回来，就暴跳如雷，大骂欠债者。用这样的方法求利，不是太浅薄狭隘了吗！我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痴傻的人。”宋清以诚信获得大利，又不妄为，始终坚持诚信之道而不废弃，最后终于发财了。求药者越多，他供应就越广。即是对被罢了官或沉沦的人、贫穷潦倒的亲戚朋友，也不怠慢他们，照样给予他们药。这些人一旦再次掌了权或者发达了，都对宋清予以十分优厚报偿。这个故事说明，宋清用仁爱、善良、诚实之心做药生意，最后获得了大利。这是一个以诚信生利，以诚信取利的生动故事。
既然在客观上存在着诚信和欺骗的对立，我们一方面要树立诚信立业、诚信经营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了儒家的“智”德。何谓“智”呢？“是非之心”曰“智”，即是能够判别善与恶、是与非、正与邪、正确与错误的道德意识或理性能力。儒家的“智”是五德或“三达德”之一，说明儒家是十分重视“智德”的，所以，我们在经营管理中，在营销活动中坚持诚信为本时，不能忘记用智慧来识别邪恶与欺骗。诚信的对立面就是欺骗，欺骗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坚决反对“蠢猪似”的仁义道德。由于利欲的驱使，欺骗的行为在国内有，在国际的商务活动中同样有，甚至有奸狡的欺骗，也有赤裸裸的欺骗。外国有老奸巨滑的奸商，有骗子，有缺德者，务必要有聪颖的头脑，要有锐敏眼光来识别各种各样的骗子。我们有的企业受骗，或由于当事人受了外商的贿赂，吃了外商的油头；或由于不懂技术；或由于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或由于没有责任心；或由于上述情况兼而有之。为了不至于受外商的欺骗，在与外商进行经济交往时，应该持以公心，要使用懂技术的人才，要多作调查研究。应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尽快的聪明起来，成熟起来。
三、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根本
由于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发展，人性的复归，人的价值在整个社会中的提升以及市场的激烈竞争，诚信在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深刻认识到，诚信不但是个人立业之本，更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之根本。“诚信”在管理中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对被管理者，下级对上级，员工与员工之间要建立信任机制
如果企业内部上下之间，左右之间，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同床异梦，企业就没有凝聚力。只有建立了充分的相互之间的信任机制，才能团结一致。团结就是力量，上下左右之间都互相信任，互相尊重，是力量的泉源。特别是领导之间的诚信合作，团结一致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叫做窝里斗。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两个日本是条龙，说明日本人很讲相互之间的信任、协作与团结。而中国人则是相反，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条虫，说明有些中国人内部之间不信任，不团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是说明建立在相
互信任基础之上的团结合作而引起的质变。诚信在企业管理以及一切管理中是绝对必要的。
在管理中建立起信任机制，其前提是对人的尊重，在于对人性做出什么样的假设。如果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有上进心，有奉献精神，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求，就有建立信任机制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是唯利是图的，是懒惰的，那就没有可能建立起信任机制。在五十年代，由于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尊重，在政治上获得了国家主人的地位，在工厂里，工人成了企业的主人，工人参与管理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管理人员和工人们的热情和创造精神得到了空前的高扬，在这样的气氛下，企业中获得了上下信任的机制。建立在信任机制上的管理，应该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六十年代火热的阶级斗争的中，人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受到了威胁，信任机制受到了破坏。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管理学中人性的复归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世界上不少学者和企业都竞相探索管理中信任机制问题，我国也有企业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之上，对我国传统管理的人本主义的诚信思想进行升华，不断探索建立信任机制的问题。有人把尊重职工作为人本管理的十大关系之一。如江苏华星集团公司认识到“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他们从尊重职工出发，在管理思想和观念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建立信任机制的“三大新观念”，即分层管理观念；实效管理观念；无旁观者的观念。“分层管理观念：明确每个部门、每个层次、每个人的责任、权利与利益，实行逐级管理，逐级负责，逐级考核，逐级奖罚。一级抓一级，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每个人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自己解决，创造性地工作，不轻易上交矛盾。”“实效管理观念：华星既注重规范的统一，又不强求一律，只要能取得实效就行”，对别人、他域的经验如果不合符华星的实际，就不为所动。“无旁观者的观念：华星人认为，每位员工既是责任者，又是管理者，管理绝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体职工的事，在管理中没有旁观者。” 【注八】所谓“真善美”，其“真”应该是指管理过程是否合乎它的客观规律性；其“善”应该是指管理中的道德性，包含仁爱思想，包含对职工的尊重和信任；其“美”应该是指管理过程中的和谐与协调性以及生产环境的美化等。信任机制的建立能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而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创造更多的企业利润。
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是雇佣劳动者，管理人员对职工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时要对职工进行收身，这种不信任、不尊重工人的情况，在我国的一些合资企业或私营企业也出现过。为了防止某些人的手脚不干净，一是进行教育，二是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通过工人道德自觉的提高来防范一些不道德的行为的发生。强制收身的办法是极不文明的，是对大多数员工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因而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随着社会的文明化的发展，在西方的管理理论中，重视建立信任机制，强调“信任比监督好”。德国曼弗雷德•马丁和加比•波尔纳等在其所著《重塑管理形象－－渐进式管理，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一书中，在对传统的管理进行了批评之后，对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有五个，其中第三个因素就是强调“信任机制”。他说：“采取监督的手段最容易挫伤职工的积极性。信任比监督好上千百倍。的确，我们需要检查工作成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检查是别人检查还是自我检查？原则上，员工有能力进自处我检查，条件是要有一个信任机制。”“一个信任机制运行的基本条件是要规定明确的合作规则”，为了能够更好的合作，规定具有约束力的合作规则是必要的。其次，对待犯错误者不应该采取责备的态度，要认识到人无完人，与人共事，犯错误是难免的。曼•马丁等认为，建立信任机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必须制定一套建立在有远见的合作战略基础上的、简明而有约束力的办事规则；上级应把自己当作员工的导师和支持者，而不应以监察员自居，也不要吹毛求疵，或自命不凡；应把错误当作学习的机会，而不是作为个人失败来对等；领导应对自己的个性和长处要有信心，这是他信任员工的基础；冲突就是挑战，是改变现状的机会，解决冲突是所有领导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内部培训时，自我组织、自我激励和自我检查占有重要的地位；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次性的斗争，而是每一天的任务。”【注九】他们认为，建立信任机制是一个企业获得健康的、愉快的工作环境的重要条件，是获得突出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
以诚信为基础的管理是一个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战胜竞争对手，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的管理办法。国外有的公司推行顾客、产品（服务）、雇员三者一体的经营方法，认为顾客对企业、对产品的诚信是以雇员的诚信服务为中介的。因为，有些公司的顾客是通过雇员与公司发生联系的，顾客通过长期在公司服务的雇员与公司建立了基于信任和期望的结合力，一旦那些雇员离开了公司，这种结合力就不存在，失去了顾客与公司建立诚信机制的纽带。为要留住顾客必须选择最有利的雇员类型，一定要发现和留住雇员中那些勤于学习、工作效率高并与顾客建立了信任关系的雇员。为了保持公司与顾客的诚信机制，保留住那些与顾客建立了诚信关系的雇员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企业要怎样才能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建立一种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诚信机制”呢？第一，必须要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由此，在企业中不要忘记职工是企业的主体，他们是企业财富和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因而应该真正贯彻人本主义的管理原则；第二，要以“仁爱”之心、平等的态度对待职工，尊重职工，关心职工。所谓尊重职工是指要尊重职工的人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只是分工的不同，对企业承担的责任不同，没有人格上的尊卑贵贱之分；还应该尊重职工对企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尊重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尊重并支持职工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做出的一切努力。要关心职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甚至要关心职工的家庭生活。平易近人，把自己作为企业职工中的一员，和下属、工人建立起感情。 管理者对职工献出爱心，尊敬职工，职工必然报之以“爱”和“敬”，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必须要使管理工作富有人情味，这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诚信机制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爱心，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职工的疾苦，是难以建立起诚信机制的。第三，要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企业、为国家、为社会谋利益。管理者必须要“身正”。按照儒家的说法，只有“身正”，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说，只有身正才能把管理工作搞好。只有身正才能做到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只有身正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取得职工们的充分信任和向心力。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统一起来，把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使每个职工都获得成就感、自豪感和归宿感，建立起以厂为家的情感。这样，企业内部的诚信机制就容易建立起来。
福建光华汽车配件厂是一家民营企业，厂长陈忠文建立起了“情感管理”机制，他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的一个道理是管理者要有诚信”。他在内部的管理中，提出了取信于员工的六条原则：一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保证员工的工资按时发放，从不拖欠；二是坚持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三是为员工提供基本的生活设施；四是坚持遵守国家的法纪法律；五是多劳多得；六是为员建设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体育设施。这六条取信于员工的原则是“情感管理的核心”。
第二，要建立企业与用户、消费者的诚信机制
常言说，诚招天下客，以诚信为本，“信以导利”，强调的是“诚”和“信”二字。一个人没有信誉，不能在世上立身处世，同样一个企业没有信誉，也不能得到发展。诚信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任何企业或商家都必须要研究市场需求，研究消费的新变化，研究适应新形势下的营销策略。不论从战备上，还是从战术上看，企业和商家都应该以优良产品质量（或服务），诚挚的售后服务来赢得消费者，赢得市场。只有信以导利才是恒久的商业之道。信以生利，这是生财、发财的秘诀。一个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你的产品是否赢得了消费者信信任。要使消费者信任你的产品，那就必须是质量可靠的，优良的。那么如何来鉴定产品的质量呢？美国对此提出了八个尺度：其一、选择性。根据不同类别层次的顾客需求，对产品进行不同档次的类型的开发和生产，让顾客有更广泛的选择，亦即质量的灵活性；其二、耐久性。产品不值得修理的经济作用量；其三、美学性。质量好的产品体现了协调与和谐，声音、嗅觉、感受、触觉等方面给人以舒适清新的感受，同时产品应针对不同的人展示出不同的美；其四、功能性。可以用量来表现的操作特征；其五、可靠性。越是耐用的消费品越是要可靠。一个产品如果在维修上花费很多，就要考虑可靠性；其六、服务性。产品易于修理，维修人员能胜任，对顾客有礼貌，体现速度效率；其七、符合性。符合通常标准和有关法规；其八、声誉性。人们历来崇尚有声誉的公司，追求名牌产品。声誉和名牌是产品质量好的显著标志。这八个尺度，是真正站在用户的立场上，考虑用户能得到哪些真正好处而提出来的。【注十】这八个尺度既包括了产品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又包括了售后服务的内容。产品的质量问题是一个是否贯彻以诚信为本的关键问题。
任何一个质量不合格或低劣的产品，就不具有使用价值，是一堆没有用的废料，有的劣质产品，不但没有使用价值，而且还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的或生命的威胁。如劣质的燃器具，可能引起火灾；劣质有电器可能触电而危及生命；发霉的、变质的、不卫生的食品以及不符合国家医药标准生产的药品，都会给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带来危害。所有的一切假、冒、伪、劣产品都是不法之徒或利欲薰心者，欺偏消费者的恶劣行为，是这些人丧失了善德而变得邪恶的表现。一个企业即是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要讲质量的可靠性，使这个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得以顺利的实现。我曾经在成都市场上买了一台南方某省生产的收录机，外观设计都不错，但是质量低劣，一放就绞磁带，绞坏了好几盘磁带，到商店去换了一台还是这样，最后只得要求出退货，好在商店的服务还不错，让我退了。后来我买了一台北京一个企业生产的，名为“PHILIPS”的收录机，它再也没有出毛病，并且外观、音质、音色都不错。当我买到南方的那台录音机不断出毛病时，心里感到十分气愤，并且意识到又受偏了；当买到了“PHILIPS”这样的收录机时，心里十分安慰，并且不停的向朋友们推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都会遇到许多这样的故事。一个企业要以诚信为本，最关键的是要生产优质的、质量合格的产品，把好产品质量关。一个真正做到以诚信为本的企业，必然是誉满天下的企业，必然的蒸蒸日上的企业。
一个优秀的、有道德的、有战略头脑的企业家，他一定是把他的精力用在产品的技术开发、产品质量的提高、完善售后服务体系以及市场的开拓等问题上，而绝不是放在搞蒙、坑、假、骗等歪门邪道上。我国著名的康佳电器集团公司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名牌产品“康佳”受到用户的信赖，为了贯彻“质量第一，信誉为本”企业营销战略，他们创造了“全员、全企业、全过程、全系统、全天候”的五全质量保证体系。“全员”是指对于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包括人员自身的素质，人人都要依一定的标准按规定来承担质量监控的任务，上至经理下至员工无一例外，全民“皆兵”都应视差错为大敌，优质高效地做好本职工作， 承担自监的义务。“全企业”是指企业内部的任何部门、单位都应以刨优剔次为己任，杜绝不良产品的出现。“全过程”是指质量管理工作不应在产品生产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形成漏洞和真空，质量控制应该时时掌握在员工的有效监控范围之内。“全系统”是指ＱＣ工作应该在康佳所有公司，包括子公司、分公司、营销部、驻外机构等全集团内实施。“全天候”是指无时无刻毫不间断地保证质量监控工作的实施。五全质量保证体系就像一个魔罩把康佳的全体人员、所有活动、每个生产环节，时刻都罩在全面质量工作这个罩子里。
康佳除了用“五全”来保证它的“质量第一”之外，还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来实现它的“信誉为本”的承诺。为了实现这一承诺，康佳着重抓服务人员的培训，提高服务者的素质。培训的内容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以“顾客就是上帝”为内容的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其次是对康佳电子产品快速诊断与处理的专业维修技能培训；最后是对维修人员进行服务规范的教育和协作沟通能力的指导。有了高素质的服务人员，“康佳产品遍四方，售后服务到府上”就容易实现。在全国大中城市设立38个常驻机构，建立了480个维修点，联合了3000多个联保单位，即使网络点不能覆盖的地方，也派人巡回上门服务。做到产品卖到哪里，服务就跟到哪里，品牌效应就延伸到哪里。【注十一】
企业形象传播要素之一的广告，根据美国心理家的研究，它必须具备五大要素：即新颖、自然、轻松、真实、浓烈，其中“真实”是最重要的。广告的真实性是传播企业诚信机制的内在根据。有的广告传播虚假信息，以误导和欺骗消费者，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当然传播虚假信息的广告总会被识破的。只有真实的、诚信为基础的广告，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才能给企业带来恒久的效益。任何欺骗都是不会长久的。有一年，美国的水果商布朗的苹果园遭受到冰雹和风霜的袭击，苹果上斑痕累累。这样，一年来的辛苦可能付之东流。布朗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于是，在报纸上登出了斑痕累累的苹果的照片，并附一则广告：“唯我的苹果生产在高山地带，那里有变化无常的天气，时而艳阳满天，时而冰雹降临，以至苹果都有累累斑痕，吃起来别有滋味”。结果，这则广告取得了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广告的真实性，布朗没有采取欺骗的手段来编造虚假的故事，他直接把真实的情况告了诉消费者，其结果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这种实事求是的，以真诚赢得消费者信任的营销方法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美国的ＡＭＷＡＹ（安利）公司是一家国际著名的直销公司，“信守际诺”是它的经营理念，也是它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顾客的承诺是：“通过与直销员的合作关系，致力于提供顾客个人化的亲切服务及发展高品质的产品，并遵守‘安利顾客满意保证’”；它对产品的承诺是：“以深入的研究开发和严格的质量控制，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产品。”ＡＭＷＡＹ公司“信守承诺，不但塑造了安利的企业形象，而且也奠定了安利事业发展的良机。安利公司对它的300万直销员信守承诺，直销员又对他们的亲朋好友信守承诺。自安利成立以来的38年间，正是这种相互之间信守承诺的创意实践在直销业界产生了无比的威力，并保证了安利稳居直销业之翘楚地位。”信守承诺使ＡＭＷＡＹ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它的直销员和产品遍布全世界。【注十二】
说到底，一个企业是否真诚地实行诚信机制，有一个“企业良心”的问题。什么是“良心”？指合乎道德的善良之心。“良心”这个概念由孟子首先提出来，朱熹注释说：“良心者，本然之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四书章句集注》）所谓“本然之心”是指没有邪恶的道德之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良心是社会的道德义务，是道德主体的内心深处中，以自律准则的形式所形成的道德自律能力。根据中国经济文化研究院蒲心文教授的研究，企业良心是一种群体意识，是企业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道德观念，是企业外部的责任与义务转化为企业全体成员内心的道德要求。企业良心是一种职业良心，它在企业管理的决策、调控、评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在决策之前，良心是决策中心，起着选择和指令的作用，使企业行为符合企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一次陕西一家制药厂从北京购买了一批PAS-na原料药，由于启封后没有及时使用，放掉了保证产品稳定的氮气，致使部分原料表面变色。北京制药厂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主动协助对方妥善处理。这是良心的抉择作用。二、在行为过程中，良心充当道德导向，对企业的行为方向起着调节和控制的作用。对符合道德要求的思想和行为加以鼓励和支持，对不符合道德的观念和行为加以调整和制止。如北京制药厂片剂车间生产痢特灵片时，检验员发现部分药片有微弱的暗影。这本来是不十分明显的问题，但他们出于对人民健康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良心，促使他们宁可承担经济损失，而将3万药片全部返工。其三、在行为之后，良心是内在法庭，对企业的行为起审查和评价的作用。企业行为符合道德要求，良心上的满足会使人们感到欣慰；企业行为不符合道德要求，良心上的责备会使人们感到悔恨和不安。【注十三】可见，企业良心是企业行为的内在道德机制，它是是否能真正贯彻“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自律能力，因而，它在管理的道德性之中起作重要的作用。
第三、企业与企业、公司与公司之间也必须要建立起诚信机制
“信以导利”、“信以生利”仍然必须是企业、公司之间相互遵循有原则。企业以及一切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一般都采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这种经济合同是从总合同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合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而出现的，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完善起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经济合同制度对于调整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一切经济组织之间进行经济联系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经济合同是一种现代的契约形态，它在我国古代叫做“契”、“判书”、“质剂”、“卷”。根据《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有责（同债）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判书”即是契约。“判”：半分而合者。凡契约都有两份，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各持一份，相合者方能有效。凡有债务纠纷的，必须要有契约，然后才于以受理。据《周礼•天官•小宰》的记载载：“听买卖以质剂”，处理买卖之间的经济关系要以质剂为依据。“质剂”，即买卖双方签订的卷书。《周礼•地官•司市》亦载有：“以质剂结信而止讼”。贾公彦《疏》云：“质剂，谓卷书。恐民失信有所违负，故为卷书结之，使有信也。民之狱讼，本由无信，既结信则无讼，故云止讼。”《周礼•地官•质人》还说：“凡买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凡货物的买卖，以卷书作为凭证，像奴婢牛马等大宗买卖用长卷，兵器珍异等小宗买卖用短卷。可见，“质剂”为卷书契约之类的东西。再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叫他的食客冯（马+灌去点水，音欢）到薛地去为他收债，冯到薛后，“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酝酒，买肥羊，召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卷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卷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卷而烧之。”这里的“卷”或“卷书”就是借贷契约，债权人是孟尝君，债务人是薛人中的借钱者。可见，契约在我国古代有相当完备的形态。今天的经济合同就是由古代的债务契约、买卖契约等经济关系契约的发展完善而来的。
所谓经济合同，是各法人之间或是法人与个体经营户、专业户以及农户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经济合同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转移财产的经济合同：它包括购销合同、供用电合同、借款合同、财产租赁合同；二类是完成工作的经济合同：它包括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三类是提供劳务的经济合同：它包括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四类是其他经济合同：它包括科技协作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等等。在购销合同中，又包含有：供应合同、采购合同、预购合同、购销结合合同、协作合同、调剂合同等等。此外，还有涉外的各种经济合同。如何来履行这些经济合同呢？在任何经济合同的法律关系中，都存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的一方叫权利主体，承担义务的一方叫义务主体。即是说，在义务主体实现对权利主体的承诺时，采用道德的约束机制还是采用法律的强制呢？义务主体向权利主体履行合同规定的承诺，不只是法律的责任，更是道德的义务。义务主体自觉地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信守合同，是一切经济组织实现以诚信为本的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塑造优秀企业形象的内容之一。在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这两者之间，履行道德义务更为重要。不履行合同诉诸法律那应该是不得而已为之的事情。不信守合同的企业的是不讲道德的企业。如果合同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得合同不能执行或不能全部执行，那应该即时向对方说明情况，与对方商量解决的办法，不要使对方受到经济损失。
契约有口头的和书面的两种，凡复杂的契约和经济合同都采用书面的形式。不论采用什么形式订立契约或合同，都要坚持以诚信为本，信守合同，忠实履行。从前，有一个不信守口头约定，借钱不还的故事。某甲向某乙借了钱，约定归还的日期。等到归还的日期都过了，某甲还不归还某乙的钱。于是，某乙去向某甲要钱。某甲说，我没有借你的钱，还你什么钱呢？某乙申辩说，你某时，在什么地方借我的钱。某甲说：当时借钱的我，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我没有借你钱。某乙听了以后，火了，两人争吵起来。某乙打了某甲几巴掌。某甲说，你打了我，我要去告你。某乙说，我不怕你告我，因为刚才的我，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这是一个笑话，也是一个诡辩。在哲学上，某甲否定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变化之中的，佛教说“诸行无常”，但是任何事物在它没发生根本的质变之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仍然还它自身。某甲企图通过否定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来赖账，不信守先前达成的约定，因而也是不道德的。
相传，古希腊著名的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和他的学生爱瓦特尔之间签订了一个合同。内容是：爱瓦特尔向普罗泰哥拉学习诉讼，先只付一半的学费，余下的一半到爱瓦特尔结业后，第一次受理案件获胜时付清。但是，爱瓦特尔结业后，长时间没有替人打官司，所以余下的一半学费迟迟未付。于是，普罗泰哥拉决定向法院起诉。普罗泰哥拉推理说：如果我的官司打赢了，根据法庭的判决，你就应该付给我学费。如果我的官司打输了，那么根据我们的合同，你也应该付给我学费。我的官司或者赢了，或者输了，你都得付给我学费。可是，爱瓦特尔则做出相反的推理，他说：如果我的官司打赢了，那么根据法庭的判决，我就不应该付给你学费。如果我打输了，那么根据我们之间的合同，我也不应该付给你学费。我的官司或者打赢了，或者打输了，我都不应该付给你学费。据说，当时难倒了法官，无法做出判决。这是一个二难推理。爱瓦特尔钻了合同漏洞的空子。但是，无论怎样说，爱瓦特尔不信守合同是不对的。讲信用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更应该是如此。
虽然经济合同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是，履行合同更主要的是“诚信”。 只有“诚”和“至诚”，才能有“信”和“信用”。没有“诚”就没有“信”。“诚”是本，“信”是用。一个企业不讲诚信，它将不可能成功和有成就，所以《中庸》说：“不诚无物”。不实行至诚之道，将一事无成。因此，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自律和他律的问题。是自觉意地识到履行合同是一种道德义务？还是一种法律强制呢？这中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别，如果意识到是一种道德义务，那么义务主体必然是能够自觉地、自律地来履行合同，而且还可能把它履行得很好；如果把履行合同看成是一种法律强制，那义务主体很可能采取消极的、不严肃的态度、不负责任的态度，最后等到法院来作裁决；或者可能，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存在不诚心履行合同，作为欺骗对方钱财的一种手段，如果是这他怎么可能讲诚信呢？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常有出现的。这种搞欺骗的所谓“企业”要么它本身就是非法的，要吗它也离垮台不远了。“诚信”是履行合同的道德基础，是一个企业致胜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法宝。
只有“诚”才能有“信”，也只有“诚信”，才能获得信誉。“信誉”是诚信的表现，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同样信誉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一个获得社会广泛信誉的企业，一个获得消费者满意的企业是不可战胜的企业。信誉是经过多年辛勤培养的结果，如果一旦不讲诚信，则多年培养起来的信誉，将丧于一旦。一个企业的信誉包括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信誉、企业之间的信誉、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誉，信誉是无形的宝贵财富。所以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十分重视企业的信誉，他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时，信誉可说非常重要。信誉可说是无形的力量，无形的财富。但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久的日子里不犯错误，经过实际行为的积累，才能逐渐得来的。然而。这般辛苦建立的信誉要丧失却很决速。如果在过去，就算犯了小小的错误，由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信誉，不见得立刻使信誉扫地。然而，今天的情报能在刹那间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小小的错误也会造成致命伤。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注十四】松下幸之助讲到信誉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和商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更是如此。信誉以诚信为本，坚持以诚信为本就能获得好的信誉，这也是企业获得成功的根本。
注释：
【注一】：高享：《周易大传今注》第63页，1979年齐鲁书社出版。
【注二】：同上书，第477、第478、第479页。
【注三】：参见贾志岱、张毅著：《易经与当代企业家》第318--321页，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四】：转引自董书诚编著：《中国帝王术》第129页，1992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注五】：《国语•晋语•晋平公》。
【注六】：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见《厂长经理日报》1994年10月29日第三版。
【注七】：美国莫特马•阿德勒等：《西方思想宝库》第7页，1991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注八】：韦桂华：《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江苏华星集团公司现场管理的启示》，《厂长经理日报》1996年11月15日。
【注九】：曼•马丁等：《重塑企业形象》第101页、102页，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注十】：见《企业文明》1997年第2期第44页。
【注十一】：以上有关康佳资料均见李麟所撰：《康佳：一个中国名牌的崛起》，载于《厂长经理日报》1997年9月25日第12版。
【注十二】：李权时等编：《成功之路－－安利直销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第51页、第55页，1997年改革出版社出版。
【注十三】：蒲心文：《企业良心》，见《厂长经理日报》。
【注十四】：松下幸之助：《金言》1994年12月21日，转引自方尔加：《将帅型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论松下幸之助的企业家素质》，1994年群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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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从事中国哲学、易学以及儒家管理理论的研究。历任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易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孔子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古籍规划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中华文化研究通讯》副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如果希望与作者交流请在评论处留言，感谢您阅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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