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的终结——节选自张羿《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
1、“现代性”概念
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世界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世界。
然而，作为对古典世界的一次伟大否定，作为一个历史神话，现代性仍然主宰着世界。
按照英国当代思想家和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二十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参阅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16页）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现代性更是与全球化成为并驾齐驱的高速列车。然而现代性盲目的增长癖，却使得全球化成为一种危险的事物。全球化之所以会进一步拉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造成新的贫穷甚至新的殖民，乃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尚完全没有摆脱它的增长癖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剥削本质。而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现代性在经济领域扩张的开始。
2、对现代神话的基本描述
现代性之所以在西方率先诞生，并使得西方世界赢得了二十世纪的霸权，与西方文明的基石——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明是一种高度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文明，它在哲学上的根源是柏拉图主客二分化的形而上学。柏拉图的理念论，使世界对象化，并为近代主体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近代主体哲学的代表人物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思想，与其同时代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者，高举人的大纛，将人置于宇宙的核心，并使西方开始了它掠夺和征服自然的文明征程。笛卡尔哲学及其所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直接导致了近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并使人类社会迈入现代——一个拜物主义、一个技术主义的，同时又以现世享乐为人生最高目的的疯狂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最高峰以核武器的出现为标志。这种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敲响了现代文明的丧钟。
现代——人类数千年历史上最短暂，就其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而言也是最辉煌的时代。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人类证实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它同时恰恰也暴露了人类的软弱。当战争机器足以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当高度发达的工业造成自然环境的恶化，以至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时候，现代性已经成为一头穷凶极恶的多角怪兽。
现代技术文明在空前地提高人类生产力的同时，却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应有的幸福。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在现实生活中的破产，这在资本主义早期，就已经被揭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指出，机器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因为机器大生产富裕了少数人，而让更多的人陷入了贫穷。这些少数的富人利用赚来的财富扩大再生产，吞并更多的人所创造的财富。因为建立在机器使用上的工厂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不良性格的塑造者，工厂制度伴随着竞争，助长了贪婪。欧文所揭示的早期资本主义或早期现代性，与华盛顿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里夫金在《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一书中所揭示的晚期资本主义或晚期现代性，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里夫金指出，随着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人会丧失工作，包括大多数工人，甚至还有为数众多的白领和科技工作者。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今天这个看起来正走向更高的繁荣阶段的社会的现实。即使没有“9.11”的冲击，美国经济也已经欲振乏力。包括日本和欧洲在内的众多发达国家，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压力。在中国，尽管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新一轮技术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城市工人将丧失工作，工业本身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而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尚等待工业化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可以说，随着技术革命频率的加快，大多数当代中国农民将永远无法追赶上时代的列车。……
然而，这一系列事实还仅仅是现代世界的的表面症候。我们之所以说现代是一个行将终结的历史神话，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只能从现代性或现代精神的本身去挖掘。
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教授认为：现代精神开始于一种二元论的，超自然的精神，结束于一种虚假的精神性或反精神。由于现代性本身所存在的痼疾，它的没落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现代性始自后封建的欧洲，而鼎盛于北美---即以美国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晚期资本主义。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现代性的没落就是西方的没落。当然，这里所说的没落，并不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性的高度发达，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因而在超越现代性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发达国家将工厂移至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将污染转嫁到这些国家的做法，本身却又在重演现代性的噩梦。同时，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精神柱石，现代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化和霸权系统。超越现代性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促使我们必须对现代性的本质进行刨根究底式的探究。
3、现代性的八个向度与现代神话的破灭
那么，现代性到底具有那些向度？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超越现代性？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一书的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中，对后现代精神作了透彻的分析。在大卫·格里芬看来，我们之所以要超越现代性，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以下精神向度：
二元论与现代神话的破灭。二元论是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哲学思想导致了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自然架空，把自然完全放在一个任意宰割的位置上，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核心特征之一。正是由于现代性的这种特征，人类在20 世纪完全丧失了作为大地守护者，以及作为大地果实接受者的自然本质。在征服，掠夺自然的过程中，人的欲望也空前膨胀。今天，人类已尝到了这种恶果。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警示人类，如果不调整人对自然的态度，扼制人对自然的掠夺，人类历史必终结于现代性，文明将无以为继。因此，超越二元论和人本主义已成为21世纪人类的历史使命。
个人主义与现代神话的破灭。从哲学上说，个人主义意味着否认人本身与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笛卡尔对实体的定义简洁地表达了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按照笛卡尔的定义，实体是无须凭借任何事物只需凭借自身就成为自己的东西。尽管个人主义也不得不承认个人的一些关系，如个人与生身父母的关系，但他们只把这种关系当作一种例外。因而基本上割裂了人与自然、历史、及与神圣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现代性这种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重大转变，造成了现代世界个人与社会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危机，还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个人主义社会中，人丧失了基本的爱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冷漠、缺乏真诚，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不择手段，人蜕变为欲望的机器。这种状况在现代性的泛滥之地——现代都市中，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进步神话”与现代神话的破灭。奥古斯特·孔德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宗教时期、形而上学时期和科学时期三个阶段。这是一种在当今西方知识分子圈中依然十分流行的划分方法，它体现出现代性与时间的独特的关系。现代主义对时间的这种划分，表达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同时隐含着对“进步神话”的迷信。现代性以“启蒙”的面孔出现于历史舞台，通过对原始的和中世纪的“迷信”加以诋毁来树立自身形象，然而却不幸陷入另一种迷信。现代主义实际上是混淆了“进步”与“发展”这两个概念。“发展”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进步”则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双重意义。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社会进步。恰恰相反，如果象现代性那样，将社会进步完全依赖于技术理性，不惜以牺牲环境和健康的人文精神为代价的话，则经济发展不仅不会带来进步，反而最终会导致历史的倒退。
未来主义与现代神话的破灭。这是一种完全从对将来的关系中寻找现在意义的倾向。未来主义割裂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对历史采取一种遗忘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沉醉于对新颖性的追求。这种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使人类成为盲目的斗士，使人类历史沦为一场充满刺激然而却毫无意义的黑暗游戏。
世俗主义与现代神话的破灭。这通常被看作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色。大卫·格里芬指出，现代社会的世俗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狂热的衰落，它仅仅意味着宗教狂热已从一种对象转移到了另一种对象。现代世界的宗教已沦为世俗主义的准宗教，如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唯美主义、核能崇拜甚至体育崇拜等等。世俗主义也暗含着人本主义，即人类妄自尊大，把理性仅仅限定为工具理性，忽视了人文理性对人类存在的重要意义。
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与现代神话的破灭。这种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早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为这种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尽管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能够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利益，但在市场上允许不受道德约束地追求自我利益，却是在明目张胆地使罪恶合理化。这正是在高度现代化、高度市场化的地区，社会愈来愈缺少友爱，道德日益败坏的根源所在。
晚期现代社会中的“自恋人格”与现代神话的破灭。这是对早期现代性中未来主义的矫枉过正。在未来主义的驱使下，人们割裂了与过去的任何联系，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未来，为了今后的生计，为了子女和后代而努力，甚至为了把世界改变得更加美好，为了建立“地球上的天堂”而不惜一切代价。人们确信未来将更加美好，因而不仅把过去抛在脑后，把现在的生活也忘记了。由于这种极端的未来主义所导致的当下生活意义的缺失，人们对未来主义产生了厌倦。于是，在晚期现代性中，人们与未来的肯定性关系也消失了，变成了只关心当前满足的“自恋人格”。这是个人主义最可怕的结果，这表明人们不再顾及后代的利益，表明人们在环境污染与核危机，在现代经济—技术—军事体系下，已丧失了传宗接代的信心。当人们同时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和传统的信仰时，就会陷入及时享乐的境地。这正是晚期现代社会种种病态人格诞生的温床。
单面的男性精神与现代神话的破灭。这并不是说，现代性是大男子主义和父权制的发明者。但是，现代性的确更突出了大男子主义和父权制，尽管现代社会的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现代性对父权制的强化，表现在现代军事机器和其他破坏性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危险性；现代社会的竞争也比任何时代都更激烈。这种单面的男性精神促成了人们对强权的崇拜，助长了人们的征服欲，导致了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更加紧张的对立关系。
这一系列事实，均表明现代性已走入穷途末路。人类若不能在未来的时间中，尽快克服现代技术主义的弊端，就无法真正走出社会危机，甚至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因此，美国学者乔·霍兰德说：“我提议把20世纪末定位为现代世界的历史终结。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终结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