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谈放松管制和利率产品创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先放开利率。
从上个世纪1990年前后以来，中国银行业已经展开了长达10多年的IT建设竞赛。目前，中国的金融IT水平还不是最高，但对它的理解，可以说已达到了最高境界，即先进的IT技术可以推动金融产品和金融制度的创新，但决不可能替代它们。经验和教训也都已证明：金融IT这条腿走得越快，金融产品那条腿就必须跟得更紧，而它们之间的协调正是有赖于先进的金融制度。
10年来，中国的银行业经历了深刻的渠道变革，目前又开始切入产品变革。国内银行在经营渠道、柜面业务处理、数据大集中甚至于网络银行方面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取得了足以让国外同行感到钦佩的成绩。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产品体系还比较初级。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是因为没有经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经历过的放开管制，或者称金融自由化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放松管制”，而不用“深化改革”、“WTO”或是“与国际接轨”，是因为放松管制不是发生在一两个国家，它是过去10年、20年间在整个西方银行界，包括我们亚洲银行界都已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没有必要重走国外在放松管制时所走过的弯路。
其实，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早在1979年就启动了。从1979～1993年为第一轮改革，突破了高度集中型的金融机构体系，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并形成了由专业银行、投资信托类金融机构和信用合作社等组成的多元化体系。这一轮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和金融企业的分离，后期也带有明显的放松管制意图。
然而，中国在90年代初尝到了放松金融管制的苦果。由于缺乏有序的监管，没有后台约束，大量金融企业偏离自己的主业，靠混业经营来盲目扩张。结果，非但混业不成功，还造成一些混乱，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风险，迫使政府在1994年推开了第二轮金融改革。这次改革的内容包括：组建政策性银行，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完成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推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确立银行与信托、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1997年，混业经营被政府强行叫停。从此，放松管制在国内成了超敏感话题。
俗话说：“10年河东，10年河西。”然而在网络时代，变化已不再是以10年来计。何况从叫停混业经营至今，已过去了5年，把黑发人头发谈白了的中国加入WTO，在一年前也有了圆满结果，如今再来探讨放松管制，应该说是时候了。
然而，仅仅抓住适当的时机还不够，还要寻找稳步放松管制的途径。其实，“魔鬼就在细节之中”。同理，放松管制的途径也不是一个或几个宏观决策，而是一系列巧妙的细节设计。例如，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不能扭转券商“躺在床上数钱”的局面，但当今年5月1日放开交易费率之后，成功引发了证券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促进整个市场监管迅速与国际接轨。这一做法或许值得银行借鉴。
从全球实践来看，利率是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关键要素，也是藏着“魔鬼”的细节。在如今这样一个开放的金融环境中，不了解利率的变化，银行便难以盈利，甚至无法生存。在国外我们看到，目前是由利率市场最后打穿它的现金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而我国银行现在传统的柜面业务、非柜面业务等对产品的定义，与国外的产品有很多本质不同。更进一步来看，是否具备将单一产品创新变为产品工厂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在检测一个银行对利率产品的理解有多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谈放松管制和利率产品创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放开利率。
例如，本人的工资存放在一家外资银行。但我并不将工资放在工资账户，而是存入按揭账户，以冲抵我按揭贷款的本息。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缩短我偿还贷款的周期，若以按揭30年计，我仅靠这一着就能提前4～5年还清贷款本息；二是可以提高账户使用的灵活性，既可以用于日常支付，也可以转账，还可以享受信用卡的透支功能。
这是一个典型的账户连接产品，前提不一定是利率浮动，只要各账户之间的利率可以挂钩对接就行了。这看似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向下辐射，关系到一个银行的存亡；向上辐射，直接触动了宏观金融管制政策的走向。
长期以来，在中国只要谈到放松管制，银行业一直有个误区，那就是强调宏观的篱笆效应。其实，放松管制并不是一个纯宏观概念。如果从微观层次去理解，放松管制的根本在于：缩短金融产品开发的周期，重复使用以前开发的功能，使原来就一项需求进行的开发变成一种综合性的开发。
如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不低，足以产生对大量利率产品的需求，这是宏观突破的必然性；而且，现在有了先进的IT技术，银行完全可以在微观层面尽可能地提前做出风险管理设计，这又成为宏观突破的可行性。
说到可行性，倒是应该庆幸，国内在走到金融产品创新之前，先是完成了银行电子化覆盖，后又建立了网上银行，开展了网上支付，这些都为数据进行区域集中甚至大集中做好了技术上的铺垫。而利率产品创新的前提，正是集中的经营体制和集中的组织管理模式。但越是在这种可能突破、又顾虑重重的时刻，银行越应关注那些藏着“魔鬼”的细节。
从上个世纪1990年前后以来，中国银行业已经展开了长达10多年的IT建设竞赛。目前，中国的金融IT水平还不是最高，但对它的理解，可以说已达到了最高境界，即先进的IT技术可以推动金融产品和金融制度的创新，但决不可能替代它们。经验和教训也都已证明：金融IT这条腿走得越快，金融产品那条腿就必须跟得更紧，而它们之间的协调正是有赖于先进的金融制度。
10年来，中国的银行业经历了深刻的渠道变革，目前又开始切入产品变革。国内银行在经营渠道、柜面业务处理、数据大集中甚至于网络银行方面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取得了足以让国外同行感到钦佩的成绩。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产品体系还比较初级。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是因为没有经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经历过的放开管制，或者称金融自由化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放松管制”，而不用“深化改革”、“WTO”或是“与国际接轨”，是因为放松管制不是发生在一两个国家，它是过去10年、20年间在整个西方银行界，包括我们亚洲银行界都已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没有必要重走国外在放松管制时所走过的弯路。
其实，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早在1979年就启动了。从1979～1993年为第一轮改革，突破了高度集中型的金融机构体系，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并形成了由专业银行、投资信托类金融机构和信用合作社等组成的多元化体系。这一轮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和金融企业的分离，后期也带有明显的放松管制意图。
然而，中国在90年代初尝到了放松金融管制的苦果。由于缺乏有序的监管，没有后台约束，大量金融企业偏离自己的主业，靠混业经营来盲目扩张。结果，非但混业不成功，还造成一些混乱，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风险，迫使政府在1994年推开了第二轮金融改革。这次改革的内容包括：组建政策性银行，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完成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推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确立银行与信托、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1997年，混业经营被政府强行叫停。从此，放松管制在国内成了超敏感话题。
俗话说：“10年河东，10年河西。”然而在网络时代，变化已不再是以10年来计。何况从叫停混业经营至今，已过去了5年，把黑发人头发谈白了的中国加入WTO，在一年前也有了圆满结果，如今再来探讨放松管制，应该说是时候了。
然而，仅仅抓住适当的时机还不够，还要寻找稳步放松管制的途径。其实，“魔鬼就在细节之中”。同理，放松管制的途径也不是一个或几个宏观决策，而是一系列巧妙的细节设计。例如，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不能扭转券商“躺在床上数钱”的局面，但当今年5月1日放开交易费率之后，成功引发了证券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促进整个市场监管迅速与国际接轨。这一做法或许值得银行借鉴。
从全球实践来看，利率是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关键要素，也是藏着“魔鬼”的细节。在如今这样一个开放的金融环境中，不了解利率的变化，银行便难以盈利，甚至无法生存。在国外我们看到，目前是由利率市场最后打穿它的现金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而我国银行现在传统的柜面业务、非柜面业务等对产品的定义，与国外的产品有很多本质不同。更进一步来看，是否具备将单一产品创新变为产品工厂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在检测一个银行对利率产品的理解有多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谈放松管制和利率产品创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放开利率。
例如，本人的工资存放在一家外资银行。但我并不将工资放在工资账户，而是存入按揭账户，以冲抵我按揭贷款的本息。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缩短我偿还贷款的周期，若以按揭30年计，我仅靠这一着就能提前4～5年还清贷款本息；二是可以提高账户使用的灵活性，既可以用于日常支付，也可以转账，还可以享受信用卡的透支功能。
这是一个典型的账户连接产品，前提不一定是利率浮动，只要各账户之间的利率可以挂钩对接就行了。这看似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向下辐射，关系到一个银行的存亡；向上辐射，直接触动了宏观金融管制政策的走向。
长期以来，在中国只要谈到放松管制，银行业一直有个误区，那就是强调宏观的篱笆效应。其实，放松管制并不是一个纯宏观概念。如果从微观层次去理解，放松管制的根本在于：缩短金融产品开发的周期，重复使用以前开发的功能，使原来就一项需求进行的开发变成一种综合性的开发。
如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不低，足以产生对大量利率产品的需求，这是宏观突破的必然性；而且，现在有了先进的IT技术，银行完全可以在微观层面尽可能地提前做出风险管理设计，这又成为宏观突破的可行性。
说到可行性，倒是应该庆幸，国内在走到金融产品创新之前，先是完成了银行电子化覆盖，后又建立了网上银行，开展了网上支付，这些都为数据进行区域集中甚至大集中做好了技术上的铺垫。而利率产品创新的前提，正是集中的经营体制和集中的组织管理模式。但越是在这种可能突破、又顾虑重重的时刻，银行越应关注那些藏着“魔鬼”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