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全球人才创造力赤字
经常有人议论美国国内预算和对外贸易“双赤字”给全球带来的不稳定效应。然而，美国还存在着或许更令人头痛的第三个赤字。我将这一赤字称作人才赤字，它不仅会影响美国，也会影响到英国、德国、日本和其它传统经济大国。
几十年来，这些经济大国一直认为，在全球超过1.5亿创造型人才(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艺术家、音乐家和艺人，以及法律、金融和医学等领域的知识型专才)的流动中，它们成为净受益者是理所当然的。在发达国家，创造型人才占劳动力总量的30%至40%。在美国，这一群体的薪资收入占全国薪资收入的50%，相当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薪资收入之和。
人才赤字问题的两大根本原因
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能力满足不了自身需求，实际上一直在从其它地区借用人才来推动其增长和繁荣。人才赤字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全球现有的创造型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正步入老年，将要退休。其次，在关键科技领域，发达国家未能培养出所需人才。
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统计，超过40%的科学和工程人才将在未来10年左右退休。美国50%以上的计算机科学家和近四分之一的科学及工程人员来自海外。90年代，中国和印度企业家在硅谷创办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占总数近三分之一。这些企业创造了200亿美元销售额和7万个就业岗位。
长期以来，全球人才流动造就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这些人才中有Google联合创办人、生于莫斯科的瑟奇•布林(Sergey Brin)，Hotmail联合创办人、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长大，后移民美国的沙比尔•巴迪亚(Sabeer Bhatia)。此外，还有生于台湾的雅虎(Yahoo)创办人杨致远，生于法国的eBay创办人皮埃尔•欧米迪亚(Pierre Omidyar)，以及开放源代码软件天才、芬兰人李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他们仅是推动全球经济变革的移民大军中的寥寥数人。
在创新时代，争取和培养顶级人才来应对人才赤字问题的能力，其重要性将超越在就业、技术和投资领域的竞争。美国似乎已忘记了自己在吸引人才方面的核心优势；美国对移民的限制和美国社会宽容度的不断下降，似乎意味着它正在退出全球竞争和文化舞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竞争加剧。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吸引移民最积极
从瑞典到西班牙，从加拿大到新西兰，各国都在加大吸引人才的力度(包括高科技工作者、电影制作人、已有建树的科学家、乃至有发展前途的研究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争取有才能的移民方面特别积极。这两个国家在外国出生的居民比例(分别为22%和18%)均超过美国。海外学生在这两个国家乃至其它几个国家学生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超出他们在美国所占比例。台湾、韩国、印度和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留住顶级人才并吸引海外侨民回国，它们的措施包括增加在科学和创造方面的投入、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许多传统经济大国，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正在滋生排外情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几乎依赖移民填补职位空缺。这些职位空缺不仅存在于低端职业，也存在于软件、信息技术、生物科技、艺术、娱乐乃至体育等重要的高技能职业。
经济大国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中获得成功，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在大力招收海外学生和引进高技能人才的同时，必须增加教育投资，培养和利用创造型人才。法律和社会习俗中存在的歧视(无论是针对特定宗教信仰、族裔、年龄还是性取向)必须被根除，以便集思广益，让众人为当地的经济生态系统出谋划策。
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政界人士和企业领袖们必须制定出具体的策略，让人们清楚了解自己如何获益于全球创造型经济。只有做到这一点，发达国家才能克服其国内日益加剧的排外情绪。如果发达国家无法适应这一趋势，将导致其产业受损，经济停滞不前，社会产生分裂。到那时，这些国家要操心的，就远远不只是人才赤字问题了。
本文作者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政策学教授。他的著作有《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和《创造型人才的流失》(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