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德主刑辅的人性管理模式
作为六经或十三经之首的《周易》，是儒家极为重要的经典，其思想主旨必然与儒家思想的主旨是一致的。与其说儒家是人本哲学、伦理哲学，还不如说它是治理或管理国家的学说，“儒言治世”，《周易》也有着十分丰富的治理或管理国家的理论。儒家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十分重视对人性的研究，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直到宋明理学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学说，其根本主旨都在于如何认识人性，从而能更有效地治理国家。换句话说，探索人性的目的是为建立“治理模式”服务的。《周易》被列为儒家元典的首位，运用于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也必然有其对人性的认定作为其基础。
一、《周易•易传》对人性的认定
《周易•易传》没有直接谈到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但是它蕴含丰富的关于人性善的理论。
第一，《周易•易传》的“天人合一”学说，为人性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从根本上讲，《周易》是天、地、人三才统一的学说，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并立，人道为其中心，即是以人为天地中心的“天人合一”之道。《乾卦•文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覆地载，天地、日月、四时之德是无私的，人与它们合其德自然也是无私的了。人无自私自利之心，其人性必然是善的。按荀子的说法，人性之所以恶是因为人“好利多欲”，于是引起争斗，致使人性变恶了。既然人与天地合德而无自私之心，人性就没有邪恶而为善了。
第二，《乾卦》的卦德元、亨、利、贞是认定人性本善的依据。
“元，善也。亨，美也。利，利物也。贞，正也。”乾卦四德是善的具体内容。“元”不只是“善”，还为“善之长”，是统率“善”的。这里的“元”犹是孔子的“仁”，“仁”也是起统率作用的诸德之首。来知德解释说：“元，大也，始也。即在人之仁也。仁义礼智，皆善也。但仁则善端初发，义礼智，皆所从出，故为善之长。” 《周易》中“元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乾卦•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为天。伟大呀，天的元善之德，宇宙万物依赖它而有开始，这种无私的“乾元”也是人类生命之始。由于“乾元”起统率的作用，其他诸德也是善的。所以，《乾卦•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亨”是嘉美的会和；利是合于义之利，不是损人利己之利，是利物利他之利；贞，正也。行为合于善德而利于干事。乾元之德是如此，那坤元之德呢？《坤卦•彖辞》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元”，纯阴之气，是构成地的重要元素。万物依赖它而生存。地德之善达到了极至，它承载了万物，并且把它的善德普及于万物。宇宙万物秉受阴阳之气而开始，而生存，而发展。人秉受天地之气的精华而为万物之灵，按照《周易》的理论，人秉受天地之德的善，而人性就为善也。
第三，《周易》认定人性为善，同时还强调道德修养，其目的是防止邪恶的侵袭，以保持善的本性。
《乾卦•文言》强调：君子要“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作为国家的治理者，首先要修德，是为了“闲邪存其诚”，不要使邪恶的观念和思想来破坏了人的善的本性，人的善性是在不断的与外界的邪恶进行斗争才能得以保存。国家的治理者如何“以成德行”呢，那就是要“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不但要修养德行，还要学习历史文化知识；把学习来的知识加以审问明辨，吸收正确有用的东西；用宽阔的胸怀居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即要尽业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用仁爱之心行事，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为了能使国家的治理者更好的修德，《周易》在元善之德的统率下，对若干的基本德行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周易•系辞下》说：“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践履，实行之谓也。道德，不实行，也就没有意义。还谓“履，礼也。”人们的道德观念，必须通过“礼”来表现，没有礼貌的人能说他有道德吗？《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所以，德要以礼为基础。“履，和而至”，“履以和行。”和而不争，按礼的规定行事，就能达到最终的目的。“谦”卦的卦象是山在地下，其意义“就下也。”执德必须要谦恭，骄傲必失德。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失德又失民，失民就失去民心。所以，“谦”是行德的手柄。“谦，尊而光”，“谦以制礼。”人有谦让之德，就能受人尊敬而光大其事业。谦在于循礼而行，受礼的制约。“复”的卦象是震下坤上，表示阴极而阳复生，一阳生于下。意味返归善道，人性本善，但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能产生邪念。人一旦有了邪恶的观念或行为，一定要有道德的自觉才能复归于善。《周易》没有把人性绝对化，而看成是有重塑性的。这种重塑性是符合社会实际的。任何人只有不断的复归于善，才能有善德。所以，“复”是道德的根本。“复，小而辨于物”，“复以自知。”要善于辨别小的善与恶，要自觉排除邪恶，复归于善道。
“恒”卦的卦象是下巽上震，上下两卦的同位爻皆是刚柔相应的，刚柔相应是宇宙恒久的法则，故名曰“恒”也。《周易》认为，君子应该固守德行，像宇宙不易之法则一样，所以说“恒，德之固也。”“恒，杂而不厌”，“恒以一德”。要善于从善恶相杂中区分出善与恶来，要长期如一的坚守其善德而不厌倦。“损”卦为下兑上艮，艮为山，为阳，为善，兑为泽，为阴，为恶。《损卦•彖传》“损下益上，其道乃行。”《周易》认为，修德的根本任务是减损邪恶的观念与错误的行为，所以“损”为德之修也。“损，先难而后易”，“损以远害”。要自己减损不善的行为，开始时有困难，一旦受益得到了好处，就会自觉去减损不善，这时就容易了。减损了不善，就不会遭致祸害了。“益”卦的卦象是震下巽上，震为雷，为阳；巽为风，为阴。“德之裕也”，就是修德要增益与扩充善的观念和德行。《益卦•象传》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也如孔子所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者也” 一样。“益，长裕而设”，“益以兴利。”广泛施益于他人，使德裕有实效而不致于是虚设；长久施善德于人，于己于人皆有大利。
“困”卦的卦象是泽中无水，泽中的一切有生命之物，皆处于困境之中；水在泽下，水被泽所困。象征着事物处于危难之时。人处于困难的时候是对其是否有德行的一种考验，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正是这个意思。作为有德行的君子，在困难的时候也不能做出违背了善德的行为。所以说，“困，德之辨也。“困，穷而通”，“困以寡怨”。当处于困危之时，能固守其善德，是一定会有亨通的时候的，这样也不会遭来任何怨恨。“井”，水井之象，有“井养无穷”的意思。井供养无穷，没有自私自利之意，修德也应该这样。高亨认为：“地当疑作施，形似而误。”“井以水养人，似人以德施人，故《井》为德之施。” “井，居其所而迁”，“井以辨义。”井居在固定的场所，而井水却迁移以养人，比喻人居于某个社会位置，就应该施恩德于人。井水养人，是利人利他的善行，这是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呀。“巽”为风，风行地上，所向披靡，有顺从命令之意。“制”，制度也。人人都遵守道德的规范和制度，就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一样，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制约了。“巽，称而隐”，“巽以行权。”“称”，发扬。“隐”，隐藏。人应该发扬善的德行，而要隐藏因扬善而可能产生的倨傲的弊端。
《周易》对以上九卦的详细解释，说明《周易》对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视，这是以人性本善为其前提的，也是为人性本善为基础的治国理论服务的。
第四，“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周易》认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治理者，必须具备元、亨、利、贞。由于元德为善之长，因而元德十分重要。仁者，爱人。仁为元德的核心内容。治理者具有仁爱的品德并实行仁德，就可以统治、领导别人。“体仁足以长人”这是《周易》对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为了实行仁德，要通过修德来防止和摈弃邪恶，保持仁诚之心；还要“善世而不伐”，有善德、善行和善绩于世，而不要居功自傲，居功自是，就会失去民众的拥护；要使自己的品德博大而影响广泛，使之教化民众，德化民风民俗，这样民众就自然会接受你的管理、治理。
《乾卦》上九爻辞说：“上九：亢龙有悔。”《文言》解释“亢龙有悔”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还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仁要受礼的制约的，仁是中正之德。《周易》十分强调“中道”、“中和”，物极必反，物壮则老，任何事物发展到了极点都会走向反面。上九达到了极致，有走向相反方向而背离仁德的趋势，必有悔吝的事情发生。《坤卦》的六五爻辞说：“六五：黄裳元吉。”六五为坤卦上卦的中位，“黄”为中色，故大吉。《乾卦》九五爻辞说：“飞龙在天”，《文言》解释说：“上治也。”九五为中位，为君位，象征国君以中正之仁德，实行宽柔相济的中和之政策，临民而治理国家。“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君子如果背离了中正之德，走向了极端，不但不能达到“长人”、治理好国家的效果，还有可能带来无穷的灾难。“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熹解释说：“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 ，即以中和之仁德治天下。来知德解释说：“元者，仁也。即体仁以长人也。言人君体乾之元，用乾之九，至诚恻怛之爱，常流行于刚果严肃之中，则张弛有则，宽猛得宜，不刚不柔，敷政优优而天下治矣。” 用元善至诚恻怛的仁爱之德，用宽猛得宜的政策，就能达到齐家、治理、平天下的目的了。
二、《周易•易传》管理国家的策略与方法
古今中外的任何治理国家的学说，特别是现代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无不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其形上基础的。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学说之所以具有它的先进性、完整性和系统性，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形上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基于不同学说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或假定，因而有不同的治理理论模式。孔子、孟子、荀子、老子以及韩非子的治国模式不同，全在于他们对人性认识的不同。荀子的“性恶善伪”论提出“隆礼重法”的人性治理模式，韩非子的“性恶论”论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周易》的治国模式不同于孔子、孟子，老子，更不同于韩非子，而接近于荀子，而且是主张以德为主导的德与法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但仍然是“德治型”的国家治理学说；同时其理论根于《周易》自身的象数与义理相统一的特点，在其理论形态上与诸家的治国理论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周易》治国理念的一大特点。
《周易》治国理念有一个明确的现实的价值取向，就趋吉避凶，就利避害；另一个更高的价值追求是“万国咸宁”的和谐社会。因此，它的治国理论和方法都是以此为准绳的。《易传》大量讲了治国的理论，“利”与“不利”，“吉”与“凶”是问题的核心。“吉”都是“利”。“悔”、“吝”、“凶”皆不利。《周易》把“吉”分为：“吉”、“大吉”、“元吉”，“吉无不利也。”《周易》的这一治国理论与孔孟过分强调“德”而有些忽视“利”的倾向，有着显著的优点。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或者社会，都不能不讲“利”，“利”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只不过《周易》讲的“利”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利物利人”之利，是合于义之利。
根据《周易》对人性的认定和以上的价值追求，《周易》的治国方法或策略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 国君治国，贤臣辅佐。
任何一种管理学说都有明确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的社会分工。《周易》强调治国的主体是：天子、大君、国君、王、后、公、侯、君子；被治理的客体是：臣、民、小人等。国家管理的重要事务是：教民、观民、育民；处理民众中的讼狱之事，重点在防患于未然；治理军队，进行正义的战争；分封诸侯，开国承家；从而使得万邦协合，天下安宁。
国君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朝廷的冢宰、六卿以及他们所统率的臣属和各级政府的官员来实施的。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也是治理国家的主体。为了治理国家，国君必须尊贤、选贤和用贤。为此，《周易》把“尚贤”作为国家管理的大事来对待。《大畜卦•彖辞》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高亨说“大畜之上卦为艮，下卦为乾。艮为山，为阳卦，为刚，象才德高大之贤人。乾为天，象朝廷。然则大畜之卦是刚卦在乾卦之上，是为‘刚上’，象贤人在朝廷之上，是为国君‘尚贤’也。”“国君尚贤，乃用人得其正也；又是健而正，则行事得其正也。” 《周易》肯定“尚贤”是治理国家的“大正”之事。国君不只应该“尚贤”，还应该“养贤”。《颐卦•彖传》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天地养万物得天地之正，圣人颐养贤人和天下臣民，是合乎治理国家的规律的。
第二， 神道设教，以德育民。
《尔雅•释诂下》：“神，治也”。邢昺疏：“神，治理也。”“神道设教”，即以治理国家的道理来建立学校，设立教育的内容，对民众进行教育。《观卦•彖辞》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而天下服矣。”“观”，观察、审视也。在上的国君普遍观察天地之道，而天地的神秘之道，使四时运行有序，由是以治国之道来设教，天下百姓皆悦服。《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观卦的卦体为下坤上巽，坤为地，巽为风，其卦象为风行地上，比喻道德之教化，象风一样遍行各地。国君要省察和巡视全国各地，体察民情，“下观而化”，推行道德的教化。
“德治”依赖道德的教化功能，社会规范依赖于道德的自律，所以儒家十分重视教育，认为建立国家，统治和治理人民，教育是第一位的事情。孔子认为，“孝悌”是仁学根本，主张用“孝悌”之道来教育人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只要具有了“孝悌”的德行，就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这就可以使社会趋于稳定。孟子亦主张用“孝悌”来进行德教，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荀子与孔孟不同，他主张用“礼”与“法”来教育民众。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还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悌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 礼教属于德教的范围。其次荀子还主张“法教”，他认为，“法者，治之端也。” 有礼无法，有德无法，社会得不到治理。“隆礼重法”，德法并用，才是治理社会的有效方法。
按照《周易》自身的逻辑，必然是要用“君国临民”之道，即用治理国家之道来教育人民。其中最重要的是用“元、亨、利、贞”四德来教育民众。治理者是治理国家的主体，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更为重要。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国家的治理者首要的是要“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勿从。”就是说，国家的管理者必须具备“中正”的德行。《师卦•卦辞》说：“贞，丈人吉，无咎。”《彖辞》解释说：丈人指国君。师，众也。 “贞，正也。能以从正，可以王也。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治）天下，而民从之。” 众人皆正，国君无咎而可以成就王业。师卦的卦体为下坎上坤，九二为阳，为臣为民；六五为阴，为君。六五与九二居中，刚柔相应，所以说“刚中而应”，象征国君和臣民都具有中正之德。下卦坎为险，上卦坤为顺，“行险而顺”，象征顺应客观形势，按国家的礼法办事，即使有险难之事，也会是顺利的。也就是说，用中正之德和顺应形势去治理国家，而民众就会服从的，这样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第三， 明察刑罚，修正法律。
《噬嗑卦•象辞》说：“电雷，噬嗑。先王以明罚勑（音lāi）法。”噬嗑卦的卦体是下震上离，震为雷，离为明。离表示明察，雷威严，令人恐惧，象征刑罚。高亨教授解释说：“先王观此卦象，从而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然欲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必须玩味法律条文，知其利弊，正如口含食物，咀嚼以知其味。” 《彖辞》说：“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泽注》引《程氏易传》解释说：“六五以柔居中，为用柔得中之义。上行，谓居中位。虽不当位，谓以柔居五为不当。而利於用狱者，治狱之道，全刚则伤於严暴，过柔则失於宽纵。五为用狱之主，以柔处刚而得中，得用狱之宜也。”程氏的注释很得《周易》真谛，刚柔得中是《周易》的根本旨趣。《豫卦•彖辞》还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万民服。”刑罚清明是合乎天道运行规律的，因而会得到民众支持和拥护的。
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汉书•梁统传》：“上言曰：‘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民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 可见孔子也是主张刚柔得中的。孔子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作为两种对立的治国主张，说明他是反对滥用刑罚的。孟子也是主张“省刑罚”的。他认为。如果为政者使百姓饥寒交迫而犯罪，然后去惩治他们，是不人道的“罔民”之道，“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荀子虽然“重法”，但他也是反对滥用刑罚的，主张“刑当罪”，“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他一方面反对“不教而诛”，如此“则刑繁而邪不胜”；另一方面也反对“教而不诛”，如此“则奸民不惩。” 由此可见，主张刑罚得中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共同特点。
《周易》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刑法、刑具等方面的内容。“刑法有天、劓、刖、宫、校、杖；刑具有桎梏、系、徽、校、株木；还有作为暴力工具的监狱、丛棘。” 这些内容，只是《周易》实录了当时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周易》崇尚刑罚。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周易》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刑罚得中。若不如此，则与《周易》的乾坤之德对立，也与《周易》的基本方法论相对立。
第四，容民畜众，保民无疆。
《临卦•象辞》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民无穷，容保民无疆。”“容保民”，表示包容、关心、保护、爱护民众。临卦的卦的体是下兑上坤，坤为地，兑为泽，其卦象为泽上有地。地包容泽，象征国君包容民众，保护民众。就是说，国家的治理者要“爱民。”其次，还应该“养民”，《师卦•象辞》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畜”，养也。“畜众”即养民也。还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治国者“养万民”，使万民的生存得到保障，这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再次，要“富民”。《系辞传上》：“富有之谓大业”，“富民”是国家治理者的根本任务。要“富有”：①要树立崇尚“富贵”的思想。《系辞传上》：“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追求富贵是崇高的，备造物品（商品）供人使用，是大利天下的。②要发展农业生产。《无妄卦六二•象传》强调要“耕获”，“不耕获，未富也。”不从事生产，创造财富，肯定是不能“富有”的。《周易》强调“耕获”，发展生产而获得“富有”是完全正确的。③要促进商品的流通和交换。《系辞传下》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肯定了商品流通、商品交换和商品市场的社会价值。市场的形成是四大社会分工之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也是促进国家和个人“富有”的重要手段之一。汉代桓宽指出：“古之立国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其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 商品不断的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民众在市场的导引下不倦地创造财富，民众就会“富有”起来。④要学会“理财”。《系辞传下》说：“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理财”是管理好财物；“正辞”是指财物的用度要有正当的说法，正当的理由。“禁民为非”，禁止民众铺张浪费和不合理的开支。这才是“理财”的最合宜的方法。⑤尚象制器，以利民用。民众为了发展生产，向自然索取财富，必须要有生产工具。《周易》倡导工具的发明、革新和创造。《系辞传下》指出：圣人为了治理国家，发明宫室、衣裳、棺椁和丧礼，使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发明罔罟，以利于捕获野兽和打鱼；发明耜（音zhuó，锹也）耒（音lei，犁也），以利于耕作；发明木梆，以御防盗贼；发明杵臼，以利于加工稻谷；发明弧矢，以利狩猎和战争。发明牛马驾的车子，以利于交通；发明商品市场，以利于货物的交换；发明文字，沟通和传递信息，利于对国家的治理。这些发明的宗旨都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利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是大有利于民生事业的。
“爱民、富民、利民”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以德治国”的重要内容。《周易》强调“保民无疆”，强调树立致用观念，发展生产。通过商品交换和理财管理来达到“富民”，特别是强调通过商品交换来“富民”，是十分有价值的治国理念。
第五， 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谦卦•象辞》说：“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音póu）多益寡，称物平施。”“裒”，高亨按：裒借为捊(音fu)。“捊”，引取也。“称”，衡量。“君子观此卦象，从而捊取其财物多者以益其财寡和无财者，称量其财物之多寡，以定其公平之施予。” 《谦卦•彖辞》也是以“裒多益寡”的精神来解释“谦，亨”的：“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这说明“裒多益寡”是合乎天道、地道、神道和人道的。《益卦•彖辞》说：“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高亨说：“其义有二：⑴减轻赋税之剥削，君之财物收入减少，民之财物保有稍加，是为损上益下，则民悦无疆矣；⑵减轻压迫，君上以谦卑之态度，听取民众之意见，是为自上下下，则其道大大光明矣。” 《周易》主张用“裒多益寡”，“损上益下”的办法来分配社会财富，以免造成贫富的更大悬殊。贫富悬殊过大是造成社会动乱、社会不安定的经济根源。
在阶级社会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儒家从来反对这种“不平”的社会现象。孔子主张“均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不担忧财富的多寡，只担忧财富分配的不均。分配均平就没有极贫穷的人，这样社会就会安定了。孟子也反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不人道现象。所以，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使黎民百姓衣食饱温，“不饥不寒。”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历史上连年不断的农民战争，就是因为统治者经济剥削过重，劳役负担过重而使民众无法生存下去的革命行动。凡是有理智的治国者都应该看到“不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恶果。
《周易》主张“裒多益寡，损上益下，称物平施”，除了根源于它的人性理论和德治主张之外，还与它的思想方法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来“贫”和“富”是对矛盾，用均平的办法来协调这对矛盾，使之处在平衡状态之中，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贫富悬殊过大，使对立的两极达到了尖锐的程度，物极必反，就会走向反面了。这种两极对立的极端状态，违背了《周易》主张阴阳协调平衡的理论。由此可见，《周易》“裒多益寡”的政治主张是合乎宇宙和社会规律的，因而是很有道理的。
第六， 革故鼎新，与时偕行。
《周易》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有规律地发展着的，所以又称为是一部讲“变化之道”的书。为此，《周易》专门设立“革”卦与“鼎”卦来阐明革故鼎新、以适应宇宙变化的道理。革卦是下离上兑，兑为泽，离为火，泽中有火曰革。泽上有火，说明泽已经无水干枯，火烧泽上干枯的草木，泽已经发生大变革了。《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地变革，四时有序；社会变革是合乎规律的，合乎情之需要的。《鼎卦》的卦体是下巽上离，火在木上，象征烹饪；下巽上离有“鼎”的形象。经过烹饪的食物，由生变成熟之后，已经发生了质变，由旧质变成了新质了。“鼎”象征取新、创新。《损卦•彖辞》还说：“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人要顺应宇宙变革的规律来革新自己的观念、思想、治国的方略，只有“与时偕行”，才能事业有成，才能吉无不利。《周易》主张在治国的过程中，要与时偕行，要不断变革旧事物不断发明和创造新事物。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治国理念。
《周易》主张变革、革新要抓好“时机。《艮卦•彖辞》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止”，事物处于静止状态时。“行”，事物处于运动状态时。我们对静止状态和运动状态的事物都要的预见性，发现不利的或有利的微小征兆时，应该去革除它或扶持它。应该改革时，不进行改革，错失改革的良机，不行。不到改革的火候时候，去强行改革也不行。要做到“动静不失其时”，抓好改革时机，就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为了能够抓好时机，必须要有锐敏的观察力和识别力。“时、时机”是《周易》十分看重的观念，这个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孔孟的后学者们，由于过分拘泥于传统和祖宗之法；更是由于儒家定于一尊，作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之后，窒息了儒家哲学的生命，因而缺乏创新意识了。《周易》却始终强调革故鼎新，与时偕行，赞扬汤武革命。变革、改革和革新，不只是宇宙的规律，也是社会进步的规律。法家是主张变革的，后期儒家趋于守旧而保守。革新是渐进的，由量而质。朱熹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 “化”是质变。改革是渐进似的革命，阳极变阴，阴极变阳，一阴一阳的相互转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根据客观情势的变化，改变治国的理念、方针、政策和方法，是治国者的明智之举，也应该是治国者一以贯之的治国指导原则。
三、《周易•易传》国家管理的目标追求
任何治国理念都有它的目标追求，不论是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还是老子、庄子、墨子，都是如此。《周易》治国理论同样是有它的价值选择和目标追求的，但是《周易》以它自己的人性认定和阴阳互补的方法所确定的治国目标，有它与众不同的特点。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周易》的和谐、和合观。《周易》阴阳互补为指导原则，对和合理论作了详细分析：①有中道和合、②交泰和合、③消息和合、④既济和合、⑤生克和合等五种形态。中道和合即对立两极之间的相互渗透、中和协调，和谐合作的意思。交泰和合是指凡是发生交感的事物，则是向上的、亨通的、成长的。消息和合是指增长的、向上的趋势和消退的、向下的趋势之间的协调与互补 。既济和合是既济卦中的每一爻都当位，即阳爻处阳位，阴爻处阴位，并且阴阳位是一一对应的。它反映事物的对应性和相应性以及协调性。生克和合指事物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协调与互补关系。《周易》把这种和合的理论作为其治国目标选择的方法论基础和价值选择的指导原则。
“正邦化邦，万国咸宁，化成天下，吉无不利”是《周易》治国思想的基本目标。《周易》大讲“利”，全书有“利”215处；用“天下”67处，这说明《周易》的眼光不只是盯住家、邦、国，而是有着广大的视野。其中体现治理目标的有“天下治”、“化成天下”、“天下化成”等。“正邦”是一种治理目标，中正而不偏邪。贤君贤臣管理国家，以德育民，政治平和，刑罚轻明，财物平施，以怀柔的政策对待外邦，以达到内外和谐的状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教化德化”邦国，从而使得“万国”皆安宁，化成天下，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大吉大利的治理目标。
《周易•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晌明而治。”离南方之卦，离为明。国君治国的根本任务是：以化生之德教民，巩固政权，任用仁人，发展生产。《系辞传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这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化生、守位、仁人、聚财，四位一体，就能达到“天下治也”。“圣人感人心”，“通天下之志”，“吉凶与民同患”，这样就能达到和谐、和合，使之“天下文明”，实现局部和谐的管理目标。
《周易》治国理论的最高追求目标是‘保合太和’。余敦康教授说：“这是《周易》的核心思想，它的一整套管理哲学都是以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理论支撑的。《乾卦•彖传》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是最高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保合太和’即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合之功，不断进行调控，使之长久保持，来造就一种符合人所期望的万物繁蔗，天下太平的良好局面。” 社会的和谐、安定与稳定，是人类社会国家治理共同追求的目标。
儒家讲和谐一致，讲“和为贵”，也把和谐、和合作为他们的德治政治的治理目标。从汉代开始的儒家的今文经学派，把社会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太平世是今文经学家们追求的最高治理目标，但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大同说”，这是儒家治国理论的最高追求目标。
正确的、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目标是前进的方向，沿着这样的目标奋斗就能无往而不胜；相反，如果治国目标的选择是主观的、任意的、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只能遭致失败。《周易》治国目标的选择太理想化，因而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
四、结束语
以上是我们对《周易》治国理念的初步审视，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现在，我们在认真学习“十六大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贯彻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全面总结、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治国理论是十分有意义的。丰富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泥于传统，更不能否定传统，只有从传统中走出来，吸收其养分，进行革新，进行创造，就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否定传统和泥固于传统，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传统有巨大的惰性，但它又是前进的基础。《周易》文化传统中的丰富治国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并用来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治国理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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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从事中国哲学、易学以及儒家管理理论的研究。历任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易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孔子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古籍规划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中华文化研究通讯》副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如果希望与作者交流请在评论处留言，感谢您阅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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