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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兴起——节选自张羿《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第二章

    摘要:本文根据全球第一部后现代企业管理专著、青年学者张羿刚刚出版的《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第二章部分内容整理而成。文章对全球后现代企业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后现代企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开创性的较为完整的概括。

     一、西方后现代企业管理研究概述

     后现代管理思潮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虽然它迅速风靡西方,并向全世界蔓延,但后现代管理理论也同后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哲学、文化理论一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歧异性。真正建立在后现代理论话语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管理文献迄今为止尚属凤毛麟角,后现代管理既没有统一的理论,更远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后现代管理理论研究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根据罗珉对西方后现代管理研究的考察结果,后现代管理研究涉及管理哲学、人性假设、组织文化、组织结构、组织的变革与发展、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跨文化管理等。其中关于人性的假设和关于管理主体的看法,是后现代管理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础。后现代管理理论学者对人性问题是围绕着“文化人”这一命题(proposition)来展开的。在他们看来,将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引入管理学之中,无疑推动了管理理论的发展。(参阅罗珉《西方后现代管理的研究特点》,载《南开管理评论》2002年5期)

     也就是说,后现代管理不满于“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的社会人”等假设,而将人看作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后现代管理与后现代哲学和文化学一样,将现代社会对人本质的异化为颠覆对象,试图在管理中还原人的本质。后现代管理对人的看法无疑是源自后现代哲学的。后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人不是“真正的人”,而是社会结构的附属品,其存在的方式是权利。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还被工业化文明的成果所压迫,人成为管理制度的创造物,是被现代文明的产品所异化而存在的。而在后现代社会,管理原则、管理艺术、管理制度的游戏规则已经完全不同于从前,知识变成一种“权力话语”(参阅罗珉《西方后现代管理的研究特点》,载《南开管理评论》2002年5期)

     罗珉指出,后现代管理关于管理主体的观点和主张是多元的,它坚持认为理性的个人作为自治的管理主体并不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导作用,管理主体是被管理理论制造出来的。

     资本主义以管理为工具创造了一个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资本原始积累所使用的征服、奴役、掠夺、暴力等手段,通过管理而获得理性化。……而后现代管理学则指出,管理权利正是现代人的陷阱。……由于管理主体是被创造的,是被所谓的理性所塑造出来的,所以,西方管理传统中管理的主体不是“我们”或者“职工”,而是资本权力或者管理精英。……

     ……在很多西方企业,管理是通过企业管理当局的解释来运用的,解释者不是企业的职工,而是企业管理当局。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就是管理者个人,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人,个人的倾向(Oriented)和偏好(Preference)可能会导致他在解读管理时搀杂个人情绪。

     ……泰罗制管理的普遍性理念掩盖了管理主体代表权力的本质,对于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来说,普遍性的管理很可能是压迫性的,因此后现代管理学呼吁管理的多元化和对个别群体的容忍。

     ——(罗珉《西方后现代管理的研究特点》,载《南开管理评论》2002年5期)

     通过以上罗珉对西方后现代管理关于管理主体观点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后现代管理对主体与理性的理解是与后现代哲学一脉相承的。在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人那里,资本主义的主体是人本主义的产物。而由于人本主义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割裂了人与历史、未来以及与他人和神圣实体的关系,因此,人本主义导致现代社会虚假的理性体系,这种只承认“堂皇叙事”,不承认“边缘叙事”的理性实质上是一种癫狂。这种理性的癫狂既是现代社会政治悲剧的根源,也是现代经济与管理悲剧的根源。

     后现代管理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管理实践中颠覆绝对理性,构筑相对理性以及颠覆一元主体,构筑多元主体,已成为21世纪管理学发展的根基与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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