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经营“不合理的合理性”及其问题探讨
摘要：本文试图以综合(企业经营活动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要素的相互联系)，历史(经营制度形成的历史路径依赖)、演进(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经营方式形成和变迁的多样性)的视角，围绕日本式经营“不合理的合理性”这个问题展开分析，揭示日本企业的特质、业绩形成机制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日本式经营；惯例和默契体系；不合理的合理性；惯性领域
一、日本企业的特质：依存于惯例、默契的体系
1．日本企业的特质。日本学者加护野等(1983)通过对美日企业经营制度的详细调查和比较，指出美日企业在以下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此外，远藤(1999)通过对日美企业人事考核制度的比较研究，指出了其公式化、明确性和公开化对非公式化、暖昧性和非公开化等特征上的差异。
基于以上日美经营比较研究所揭示的日美企业经营制度的特征及其差异，本文将美国企业作为一个“依存于规则、契约的体系”，日本企业作为一个“依存于惯例、默契的体系”来把握。
2．形成的背景。战后，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经营环境剧烈变化的条件下，想以明确、合理的规则和契约来管理企业活动的各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从历史上看，战后的日本企业，因受追赶型近代化发展速度过快、科学分析思想欠发达、技术评价和技能评定体系落后等因素的制约，制定明确的规则和契约体系的机能要件是不充分的。再者，由于日本企业内外交换关系具有长期性、非正式性等特征，难以完全用规则和契约来制约。
对此，企业为了实现与市场和社会的交换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社会、文化因素在经营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使日本式长期交换关系中“难以具体化的责任和义务”与日本社会文化的同质性、“人际关系优先主义”(浜口，1996)、“以心传心”的认知传统(野中和竹内，1996)等特性间形成了新的互补性，即企业内部或企业间通过频繁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来达成共识，进而最大限度地通过组织成员间默契的相互理解和配合，来应对内外长期交换关系中的“难以具体化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企业内的彼此默契是形式化、制度化的结果，从而形成了以惯例和默契为特征的日本式经营方式，具体表现为长期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主银行制、企业集团、企业系列和官民协商体制等。
二、日本企业业绩形成机制
1．“不合理的合理性”。如前所述，日本企业的内外交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惯例和默契的制度体系。但是，惯例和默契在原理上是排斥根据科学分析制定的规则和契约体系的，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日本企业经营战略的缺失上。
长期以来，相对于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国企业的短期行动模式而言，日本企业以自身的存续和成长为目的，因尽量避免经营中的短期行为而被认为具有长期战略。但是，如果将经营战略理解为企业为实现经营目标而制定的长期、综合、全局性计划和策略，那么日本企业依照惯例、默契所进行的经营活动，因缺乏应对环境变化的明确的基本策略，而应被视为缺乏战略的行动。例如，岛口通过对日本企业营销活动的研究，指出“日本企业并不是依照事先制定的长期、合理的计划来组织营销活动，而是在不确定的状况下采取超短期行动，然后再通过事后的调整来力求达成长期的合理性”。在对经营成果的评价上，“与其说具有长期志向，不如说衡量尺度和评价过程是暖昧的更为恰当”(岛口，1997)。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从科学性、合理性和效率等角度来看，日本企业的行动应该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面对因“战略缺失”造成的经营活动不合理性，日本企业不得不依靠内部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创造弹性生产体系，进而积极对外部环境施加影响，以创造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存续和成长的环境条件。下面对此进行较详细的分析说明。
在日本，企业的存续和成长主要依靠内部员工为追求满足而作出的协调互动行为，因此可以认为，日本企业的经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员工的努力。与有形物质资源相比，这种影响企业经营的要素(即员工努力)及其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Leibenstein(1991)称之为企业的X要素和X效率。进而，他又指出企业员工的努力水准(X要素)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不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挥，所以他将企业员工可能发挥的最大努力同现实的差距称为X非效率。
图1 日本式劳动组织和JIT生产体系的关系
资料来源：铃木良始，《日本的生产体系和企业社会》，1994，第82页。
关于日本企业的X要素、X效率的特征，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整理基础上可以将其理解为员工在企业的组织向心力的引导下，自发地通过自我改造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潜能，以满足企业变化、多样的需要，具体表现为员工通过不断的革新活动来创造日本式技能方式和生产体系。关于技能方式，岛田从“人性化技术”、小池从“难以规范化的熟练”、铃木从“技术进步的组织化追求”等不同角度进行了阐明；关于生产体系，下面主要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丰田JIT(just in time)生产方式来加以说明。
另一方面，面对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本企业不是单纯地适应环境，而是积极地对环境(市场和社会)施加影响，创造出了为自身的存续和成长所必需的“有组织的市场”(相互持股和主银行体制下的长期交易关系和企业集团间的竞争)和“企业中心社会”(以企业伦理为中心的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职能的变化)。
通过上述的自组织化活动，日本企业克服了原有惯例、默契体系中的不合理性，取得了合理的结果，即企业自身的存续和成长。
2．日本企业的历史性成功。日本企业对内通过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来创造柔性生产体系，对外通过积极对环境施加影响来创造“有组织的市场”和“企业中心社会”，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生产效率方面，坂本(1991，1992)通过考察丰田生产方式得出了“多品种混合流水线生产方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方式”的结论。另外，铃木(1994)在对JIT生产方式和日本式作业现场人员配备的互补性进行分析以后指出，在加工装配产业，日本企业具有很高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很多学者(青木和奥野，1996；浅沼， 1997)从不同侧面对日本式长期交换方式(主银行制、企业集团和企业系列等)的经济合理性进行了论述。从社会方面来看，日本企业在战后特殊历史条件下不仅要发挥经济职能，而且还必须担负很多的社会职能。战后，日本企业实现了自身的高速成长，从而近乎完美地履行了赶超先进国家、丰富国民物质生活和扩大中产阶层等方面的社会职能。
三、成长局限性的剖析
1．“不合理的合理性”的代价。日本企业为克服不合理性、追求合理的结果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首先，在企业内部，由于分工不明确，工作内容不确定，企业要求员工能够胜任内容变化多样的工作，员工经常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挥体力和精神潜能，并且努力在同事间进行协调配合。其结果是员工虽然实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但却因长时间地从事高强度的劳动，而无暇享受自己所创造的劳动成果。
其次，在企业外部“有组织的市场”上，激烈竞争导致各集团投资方向雷同，并且都以市场占有率为导向，经营资源大量浪费，企业间系列关系的束缚又造成了转产困难，封闭排外的长期交易又引发了国内外价格差别和贸易摩擦等。这些现象都是因为市场自由竞争机能衰退的结果。另外，在“企业中心社会”的构造中，企业伦理不断渗透、扩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原本作为维持和保障人们各种社会共性的“场”和制度体系的机能被削弱，出现了家庭生活空洞、教育荒废、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等社会问题。
内部劳动压力过高和外部市场、社会机能衰退，更增加了企业存续和成长的难度。例如，劳动压力过大，导致劳动者勤劳意识减退；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完善，加重了企业的福利负担；内需不足缩小了市场空间，出口扩张又加剧了贸易摩擦；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制约日本企业成长的重大障碍。
2．日本企业的“惯性领域”。企业经营的“惯性领域”原本是指在企业内部各种惯例、同事间竞争的压力、科层制对信息的扭曲和反应迟缓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员工的努力水平经常停留在一种“惯性”状态，企业无法实现理論上的最大产出。然而，从以上分析显示，日本企业通过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对市场和社会等外部环境施加影响，虽然已经超越上述“惯性领域”，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日本式经营仍然存在另外一种不同含义的“惯性领域”，即作为“依存于惯例和默契的体系”，日本企业的存续和成长主要依靠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动性来对外部环境进行改造。这种企业自组织化的结果，导致了过高的内部劳动压力，外部市场及社会功能衰退，对企业自身的存续和成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只要市场和社会机能不全，企业内外长期交换关系继续存在，上述状况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种“‘不合理的合理性’的企业行为一内部劳动压力过大，外部市场和社会机能衰退一企业自身成长受到限制”的逻辑关系及其难以改变的体制，可以认为是阻碍日本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另一“惯性领域”。
四、小结
战后，在市场和社会机能不全、企业内外长期交换关系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现代日本企业成了一种“依存于惯例和默契”的体系。为了自身的存续和成长，企业主要通过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改造外部环境来完成自组织化。但是，这种自组织化过程使企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同时，市场和社会原本应有的机能却被大大削弱，使得企业的存续和成长也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市场和社会机能衰退，对企业来说，是实现存续和成长的“合理”代价，但从社会经济体系的整体来看，市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互补关系对满足人们多样的要求而言，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场”的网络构造。在日本，由于过度推行企业伦理，市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互补关系遭到了破坏，社会经济体系整体陷入了机能不全的困境，从而导致了今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和社会不安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