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代序）
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这样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意思是说，人类追求富裕而美好的欲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本能性的特质。所以，司马迁又说出了这样的经典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人类最根本的本性上揭示了人追求财富的基础动因。
平心而论，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既然是人之常情，那么，只要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乎法律要求、合乎道德规范、合乎人之伦常，即不伤天害理、不触犯法制法规，追求财富便是一件天经地义的、无可厚非的事情。古代哲人所说的“君子耻于言利”的观点，在今天时代背景下来看，实在是有点太迂腐了!
既然合情合理、合法有节地追求财富是天经地义的无可厚非的事情，那么，怎样才能迅速地达成自己的目标，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财富呢?套用司马迁的观点，就是要努力经商。他认为，最快速便捷的途径，便是从事商业活动，因为经商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
司马迁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民，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意思是说，由贫穷而变为富裕的最为快速的办法是什么呢?（用司马迁的话来说）从事农业生产不如从事手工业制作，从事手工业制作不如从事商业经营，依靠刺绣文采，不如依靠在市场上做买卖。也就是说，手工业制作和商业经营，是穷人们迅速致富的最佳捷径。
客观的说，司马迁的观点虽然明显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认为商业经营活动可以迅速地改变一个人的艰难处境，这一观点无疑是有见地的、十分中肯的。尤其是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更是如此。
古今中外依靠商业经营活动迅速地改变自己贫穷处境，甚至富甲天下的人的确不少。比如在中国古代，陶朱公和端木赐便是在商业领域经营得十分出色的代表人物，他们用自己的商业活动揭示出千古不易的“经商智慧”，指引着后人不断地创造财富，至今人们仍然将他们奉为圭臬，尊为祖师，顶礼膜拜。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下边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两位先贤的主要商业智慧。
“陶朱公”也就是范蠡，我国古代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官拜上将军。
那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上，为了摆脱困境，寻求生路，有朝一日报仇雪耻，于是起用了范蠡和计然这两个人。
计然是春秋时期天下闻名的经济学家，对治理国家的策略极有研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治国方略，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截然不同。比如，计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要打仗，就要首先做好后勤战略防备工作，时刻准备好待用之物。如果想知晓国库物资的多少，相互对照各种物资的供需状况，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了如指掌了。
很显然，计然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富国强兵、称雄于天下，只有首先将经济基础打好，国家物质富足了，才可能有条件训练军队，使自己的国家兵力强盛，而人民的富足，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计然的许多见解，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且还是非常到位的、非常精辟和实用的“经商良策”。
比如计然说：“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计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按照五行的说法，岁星处于金位，是丰年；处于水位，是荒年；处于木位，有饥荒；处于火位，是旱年。旱年则预造船只，水年则预造车辆，这是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经营法则。每六年一个丰年，每六年一个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荒年。粮食的价格，每担低于二十钱就会损害农民，高于九十钱又会损害商人。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商品就会减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土地就会荒芜。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就能使农民和商人都得利。卖买公平、价格合理，使税收和商品都不匮乏，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
在这里，计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阐述市场运行的规律，而且又从商业运作的角度谈论了应当如何去具体操作。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具有实战意义的。
除此之外，计然还认为，要在商业领域里保持长盛不败，关键要善于“用智”，他曾经这样说：“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具行如流水。”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经营商业的基本法则是，货物必须完好，不积压商品，在商品的购售销过程中，容易腐烂的货物和食品不要长期贮存，不要囤积货物企图抬价。考察某种商品是有余还是不足，就可以预知它的贵贱。价格上扬到了极限就会下跌，下跌到极限又会上扬。因此，价格上扬时就要像对待粪土一样及时出售，当价格下跌时就要如同珍爱珠玉一样及时收购。应该使资金货物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通。
很显然，计然的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业运作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它对后世商人搞好经营工作具有极好的指导性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经典箴言。
越王勾践运用这些“经营理论”来治理国家，十年之后，越国终于富强起来，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吴国，报仇雪耻，之后又进军中原，成为春秋时期的五大霸主之一。
在雪洗了会稽之役的耻辱之后，范蠡很有感慨地说：“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动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取得了如此满意的效果。既然在治理国家中已经实践过证明是有效的了，我打算运用这些策略来发家致富。”
于是，范蠡便辞掉了所有官职，乘坐扁舟往来于江湖之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索性改换姓名，到了齐国就化名为鸱夷子皮，到定陶又化名为朱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为什么要选择定陶作为自己的经商大本营呢？
陶朱公认为，定陶位于全国的中心，四面都可以和其他诸侯国相通，是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是从事商业活动的理想场所。
于是，陶朱公便在那儿置办产业，积聚货物，根据时机买卖最能获利的商品。他十分善于用人，因此，他的商业经营活动一直都是只赚不亏，在十九年之中，积累家财至数千金之多，又多次分散给贫贱时的朋友和本家兄弟，资助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蠡堪称是中国古代富有之后喜好行善积德的杰出典型。
后来，范蠡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再也无法亲力亲为了，便放手听任子孙去经营，子孙整治家业，积累财富，手法也相当老到，聚集家产有上亿之多。
范蠡不愧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商人之一，所以，人们以“陶朱公”来推崇和纪念他。后世商人更是对他推崇备至、引以为荣，将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称之为“陶朱事业”。
端木生涯，则是指中国古代另外一个著名的商人端木赐。端木赐也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贡。 子贡在师从孔子之后，又返回吴国去做官，并在曹、鲁两地从事商业经营，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在孔子最有才德的七十二个学生中，子贡最为富有。聪明的子思连糟糠都吃不饱，只能在偏僻的小巷里隐居。而子贡却带领大队人马，以十端锦帛作为礼物去拜访和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各国的君主无不待之以上宾!在世人看来，这是多显赫的荣耀！
子贡为什么能够这样意气风发、“赫赫有名”呢?
司马迁认为，子贡的发达也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功劳。
从司马迁所举的这两位商业先祖的实践结果来看，商业经营活动的确是绝大多数人迅速的改变自己艰难处境的最快捷的途径。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有位富者曾经这样说：“即使我现在变得一贫如洗、囊中羞涩，但是，只要有一队马车从这里经过，我便可以赚个钵满盘盈。”由此可见，商业经营活动的聚财功能有多么强劲。
那么，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商业经营活动来达到“快捷地致富”的目的呢?
司马迁说：善于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首先要善于选择人才和选择时机。也就是说，时机和人才是相当重要的两个因素。有了这两个因素，再加上足够的商业智慧，便可以在商业领域游刃有余、无往而不胜了。
什么是足够的商业智慧呢？司马迁说：“富者必用奇胜!”这个“奇”，便是切实可行的、出人意料的、屡用不败的商业智慧。这种商业智慧是商家在所有商业活动中都必须具备的，是打开财富宝殿的金钥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实战经验的总结，是所有商业经营谋略的焦点所在。
在现在的“食脑”时代里，从事每一种行业都特别需要智慧，“陶朱事业”更是不能例外。我们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既然是“发家致富”的最快捷的途径之一，而且商场如战场，商业竞争是残酷的、无情的、十分惨烈的，“坐而与人争利，天下之至难也”，因此，更是非有足够的“商业智慧”不可，否则，别说与人争利，发家致富，恐怕连本钱甚至是仅有的一点养命钱都保不住。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披沙拣金，总结和归纳出一些有益于“陶朱事业”和“端木生涯”的商业智慧来，命名为《商家经略》，奉献给有志于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读者朋友。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对你的商业活动有所裨益。
（作者罗振文，欢迎您与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