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花絮:小白领公车“瞌睡进行曲”
每天清晨,对夜生活难以割舍的都市白领们,在不太过瘾地睡过几个小时后,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于是在公交车上,你会看到大把迷迷糊糊的上班族,他们无一例外地运行着每天一次的“瞌睡虫程序”。
如果你够幸运,公司会让你遵守9点上班的原则但不必打卡;如果你不太幸运,就只好为了保证“卡质”避免罚款而风风火火那有限的几分钟;如果你更不幸的话,就不得不为8:30的上班时间再早起半个小时;而最不幸的是,你不但要在8:30准时上班,还要坐公交车在路上颠簸1个小时。
瞌睡虫之——白领女士篇
在204路大巴上
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日历显示为星期四。7时15分,我们坐上了204路公交车。挨上座位的一刹那,记者的嘴不争气地打了个哈欠。不想连锁效应极为显著:一起的摄影记者、乘务员以及司机先生都争先恐后地相继进行了一番下颚肌的大幅张扩运动。
李丽(37岁,公司行政助理)
一上车就很安静地坐在靠后的一个座位上,原本就很漂亮的脸上略施粉黛,一身淡粉红色的职业装,从外表上看不超过30岁。李丽的睡姿很优雅:右手搁在额前支撑着头,左手则横在腹部支撑着右手,低着头微闭着眼睛。我在国贸附近的深房广场上班,公司8:30打卡。我每天的出发时间在7点左右。然后要坐整整一个小时的车。两年来我一直坐这趟车。多数时间是打个盹。好在我上车的站比较靠前,所以上车后有坐位,让我有条件休息一下。
在470路中巴上
470有两种车:快车和慢车。慢车要绕道很远,而快车只在上下班高峰才有。每天的7:30到8:30之间是白领们乘车最集中的时间。星期五7时25分,记者在下梅林上了一辆开过来的470(慢车),里面人虽然不少,但好在并不太密,恰好还有两个座位。于是记者和另一位一起上车的身穿方格衬衣的男同胞一人填补了一个空缺。坐好后抬眼望去,把脑袋靠在靠背上的人还真不少。
何小姐(24岁)
在这趟车上,有位一直在全神贯注睡觉的人,是位穿浅紫红色大花上衣的小姐。从记者上车的那刻起,她就在倒数第二排的靠窗位置上睡觉:一会儿仰头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把手搭在前面的靠背后侧,把头埋下去;再不就把脑袋靠在车窗玻璃上,但可能车颠簸得比较厉害,于是又把头扭回来。身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她仍旧“我自岿然不动”。
昨天和朋友一起去蹦迪,凌晨两点多才回家,所以今天有点没睡醒。在车上睡得着吗?怎么说,还可以吧,刚刚还做了个梦,模模糊糊的,反正是醒一会儿睡一会儿,睡眠质量肯定不会很高,但还是比较解乏。平常?有时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也会在车上眯一下。年轻人夜生活肯定多一点,泡吧呀蹦迪呀看碟呀,晚一点睡也是很正常的,但也不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当然我也并不经常在车上睡觉。
瞌睡虫之——男士篇
204路大巴
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日历显示为星期四。7时15分,我们坐上了204路公交车。挨上座位的一刹那,记者的嘴不争气地打了个哈欠。不想连锁效应极为显著:一起的摄影记者、乘务员以及司机先生都争先恐后地相继进行了一番下颚肌的大幅张扩运动。
周先生(25岁,计算机行业)
公交车出站后第一个上来的乘客。胳膊下挎个黑色大包,白色T恤,一副眼镜显露出斯文。我们公司8:30上班,我每天早上的坐车时间大概在7:05到8:15之间。由于要早起,挺困的,好在在车上呆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一般都能在车上眯一会儿。我不怕因为睡过了头而坐过站,因为我还有一个同事在前面那个站上车,我们一路上可以互相提醒。果然,第二站,同事黄先生就应声而来。一路上,两个果真就这样交替着打瞌睡。
瞌睡虫之470路中巴
470有两种车:快车和慢车。慢车要绕道很远,而快车只在上下班高峰才有。每天的7:30到8:30之间是白领们乘车最集中的时间。
星期五7时25分,记者在下梅林上了一辆开过来的470(慢车),里面人虽然不少,但好在并不太密,恰好还有两个座位。于是记者和另一位一起上车的身穿方格衬衣的男同胞一人填补了一个空缺。坐好后抬眼望去,把脑袋靠在靠背上的人还真不少:刘先生(约30岁,物业公司)
刘先生就是那位和记者一起上车的人。让人惊讶的是他从坐在车上的那一刻开始,就把灰黑色的类帆布电脑包抱在胸前呼呼大睡。让人感觉他坐上这趟车好像就是为了睡觉。在到联合广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他的睁眼频率极低,不仅如此,就算睁开眼睛,也只是象征性地往窗外瞥,看车开到了哪里,然后又把脑袋仰在靠背上,闭了眼闭了口继续瞌睡。整个路途中,记者数次想开口采访,但惟恐打扰了他的好梦。终于,在到联合广场的前一站,刘自己醒来。
今天主要是上了慢车,时间多得很,所以才会睡觉。平时我上快车,但快车人很多,每次上去了几乎都没座位,所以也没机会睡觉,站着的时候连个瞌睡都难打。
431路中巴
车来到景新花园站时,记者看到已经有不少人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尤其让人佩服的是坐在记者前面的一位穿灰色衬衣的先生,为了方便睡觉,不仅把车窗帘拉下,而且在下雨天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墨镜戴上,一看就知道是“惯睡”。
坐在记者旁边的是一位小姐,一身灰白色职业套装,显得很干练。上车后不久,她就脸朝着窗外打个哈欠后闭上了眼睛。当车行驶到车公庙附近时,在驾驶座后两排的双人座位上,一男一女都睡着了,两人东倒西歪,头都快碰到一起。只不过,迷迷糊糊的人们最多只是瞟上一眼,难有精力再去会心一笑。
郭先生(26岁,某酒店部门经理)
搬到梅林住之前,郭先生在蛇口玫瑰园住了8个月,上班地点却在景田北。
经常坐过站让我很痛苦。所以有一段时间要自己坚持住,打死也不再睡觉。从玫瑰园坚持到南油,从南油坚持到海王,从海王坚持到南头,从南头坚持到深大,再到竹子林,再到香蜜湖……很不幸,我最终还是睡着了,这回更惨,我是在终点站被售票员叫醒的。
对呀,为何不让售票员到站时叫醒自己呢?从此后,我每回上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对售票员说:“麻烦你到景田北叫我一声。”这一招果然好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售票员到站了都能叫醒。
可是此前不久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车又在新洲立交上,急得我责怪售票员:“不是告诉你到景田北叫我下车吗?”售票员苦笑着一脸歉意:“对不起,忘了……”
在当今这个年代,几乎没有一个人喜欢早起。但现实往往和希望背道而驰。所以,事实上是,在这座以忙碌著称的城市里,更多的人不得不为了自己的荷包而早早把自己和松软的枕头隔离开,重复着日复一日的“朝九晚五”生活。
[网络]
如果你够幸运,公司会让你遵守9点上班的原则但不必打卡;如果你不太幸运,就只好为了保证“卡质”避免罚款而风风火火那有限的几分钟;如果你更不幸的话,就不得不为8:30的上班时间再早起半个小时;而最不幸的是,你不但要在8:30准时上班,还要坐公交车在路上颠簸1个小时。
瞌睡虫之——白领女士篇
在204路大巴上
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日历显示为星期四。7时15分,我们坐上了204路公交车。挨上座位的一刹那,记者的嘴不争气地打了个哈欠。不想连锁效应极为显著:一起的摄影记者、乘务员以及司机先生都争先恐后地相继进行了一番下颚肌的大幅张扩运动。
李丽(37岁,公司行政助理)
一上车就很安静地坐在靠后的一个座位上,原本就很漂亮的脸上略施粉黛,一身淡粉红色的职业装,从外表上看不超过30岁。李丽的睡姿很优雅:右手搁在额前支撑着头,左手则横在腹部支撑着右手,低着头微闭着眼睛。我在国贸附近的深房广场上班,公司8:30打卡。我每天的出发时间在7点左右。然后要坐整整一个小时的车。两年来我一直坐这趟车。多数时间是打个盹。好在我上车的站比较靠前,所以上车后有坐位,让我有条件休息一下。
在470路中巴上
470有两种车:快车和慢车。慢车要绕道很远,而快车只在上下班高峰才有。每天的7:30到8:30之间是白领们乘车最集中的时间。星期五7时25分,记者在下梅林上了一辆开过来的470(慢车),里面人虽然不少,但好在并不太密,恰好还有两个座位。于是记者和另一位一起上车的身穿方格衬衣的男同胞一人填补了一个空缺。坐好后抬眼望去,把脑袋靠在靠背上的人还真不少。
何小姐(24岁)
在这趟车上,有位一直在全神贯注睡觉的人,是位穿浅紫红色大花上衣的小姐。从记者上车的那刻起,她就在倒数第二排的靠窗位置上睡觉:一会儿仰头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把手搭在前面的靠背后侧,把头埋下去;再不就把脑袋靠在车窗玻璃上,但可能车颠簸得比较厉害,于是又把头扭回来。身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她仍旧“我自岿然不动”。
昨天和朋友一起去蹦迪,凌晨两点多才回家,所以今天有点没睡醒。在车上睡得着吗?怎么说,还可以吧,刚刚还做了个梦,模模糊糊的,反正是醒一会儿睡一会儿,睡眠质量肯定不会很高,但还是比较解乏。平常?有时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也会在车上眯一下。年轻人夜生活肯定多一点,泡吧呀蹦迪呀看碟呀,晚一点睡也是很正常的,但也不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当然我也并不经常在车上睡觉。
瞌睡虫之——男士篇
204路大巴
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日历显示为星期四。7时15分,我们坐上了204路公交车。挨上座位的一刹那,记者的嘴不争气地打了个哈欠。不想连锁效应极为显著:一起的摄影记者、乘务员以及司机先生都争先恐后地相继进行了一番下颚肌的大幅张扩运动。
周先生(25岁,计算机行业)
公交车出站后第一个上来的乘客。胳膊下挎个黑色大包,白色T恤,一副眼镜显露出斯文。我们公司8:30上班,我每天早上的坐车时间大概在7:05到8:15之间。由于要早起,挺困的,好在在车上呆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一般都能在车上眯一会儿。我不怕因为睡过了头而坐过站,因为我还有一个同事在前面那个站上车,我们一路上可以互相提醒。果然,第二站,同事黄先生就应声而来。一路上,两个果真就这样交替着打瞌睡。
瞌睡虫之470路中巴
470有两种车:快车和慢车。慢车要绕道很远,而快车只在上下班高峰才有。每天的7:30到8:30之间是白领们乘车最集中的时间。
星期五7时25分,记者在下梅林上了一辆开过来的470(慢车),里面人虽然不少,但好在并不太密,恰好还有两个座位。于是记者和另一位一起上车的身穿方格衬衣的男同胞一人填补了一个空缺。坐好后抬眼望去,把脑袋靠在靠背上的人还真不少:刘先生(约30岁,物业公司)
刘先生就是那位和记者一起上车的人。让人惊讶的是他从坐在车上的那一刻开始,就把灰黑色的类帆布电脑包抱在胸前呼呼大睡。让人感觉他坐上这趟车好像就是为了睡觉。在到联合广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他的睁眼频率极低,不仅如此,就算睁开眼睛,也只是象征性地往窗外瞥,看车开到了哪里,然后又把脑袋仰在靠背上,闭了眼闭了口继续瞌睡。整个路途中,记者数次想开口采访,但惟恐打扰了他的好梦。终于,在到联合广场的前一站,刘自己醒来。
今天主要是上了慢车,时间多得很,所以才会睡觉。平时我上快车,但快车人很多,每次上去了几乎都没座位,所以也没机会睡觉,站着的时候连个瞌睡都难打。
431路中巴
车来到景新花园站时,记者看到已经有不少人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尤其让人佩服的是坐在记者前面的一位穿灰色衬衣的先生,为了方便睡觉,不仅把车窗帘拉下,而且在下雨天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墨镜戴上,一看就知道是“惯睡”。
坐在记者旁边的是一位小姐,一身灰白色职业套装,显得很干练。上车后不久,她就脸朝着窗外打个哈欠后闭上了眼睛。当车行驶到车公庙附近时,在驾驶座后两排的双人座位上,一男一女都睡着了,两人东倒西歪,头都快碰到一起。只不过,迷迷糊糊的人们最多只是瞟上一眼,难有精力再去会心一笑。
郭先生(26岁,某酒店部门经理)
搬到梅林住之前,郭先生在蛇口玫瑰园住了8个月,上班地点却在景田北。
经常坐过站让我很痛苦。所以有一段时间要自己坚持住,打死也不再睡觉。从玫瑰园坚持到南油,从南油坚持到海王,从海王坚持到南头,从南头坚持到深大,再到竹子林,再到香蜜湖……很不幸,我最终还是睡着了,这回更惨,我是在终点站被售票员叫醒的。
对呀,为何不让售票员到站时叫醒自己呢?从此后,我每回上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对售票员说:“麻烦你到景田北叫我一声。”这一招果然好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售票员到站了都能叫醒。
可是此前不久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车又在新洲立交上,急得我责怪售票员:“不是告诉你到景田北叫我下车吗?”售票员苦笑着一脸歉意:“对不起,忘了……”
在当今这个年代,几乎没有一个人喜欢早起。但现实往往和希望背道而驰。所以,事实上是,在这座以忙碌著称的城市里,更多的人不得不为了自己的荷包而早早把自己和松软的枕头隔离开,重复着日复一日的“朝九晚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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