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月入过万也买不起上海房子
房价一路快跑,加薪却慢慢吞吞,出道不久的年轻人囊中羞涩,婚房成了大问题。
有人说,这种普遍的“婚房焦虑”,20多年前在上海也曾看到过。不同的是,这次有更多的新上海人加入了寻觅婚房的队伍。
为什么不愿租房结婚?
经过8年爱情长跑,张毅和王静终于准备结婚了。王静的父母提出一定要有一套位于市区的新房才能结婚,并同意帮助支付部分首付款。2002年,在上海房价快速飙升的前夕,张毅和王静相中了一套位于内环线附近的全装修两室两厅。当时这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售价70万。
等张毅欢天喜地地缴付了5万元大定金之后,女方父母突然改变主意,要张毅自行解决首付款。一边房产商要挟拒不退还5万元定金,一边家里又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持。张毅只好咬牙贷款50万,分30年还清。
2004年张毅拿到了新房,娶到了娇妻。他的代价是要将每个月4000元收入中的70%左右用于还贷。不过处在新婚100度的张毅还是很开心——这套房子行情已经是140万,而他们小两口再也不用住父母房间隔壁的8平方米了。
一些本地的年轻人是幸运的,因为不少人在买房时能得到父母的或多或少的资助,有人形象地称为“六个人买一套房”,即年轻人结婚买房,通常由双方父母支付首付款,或者由父母提供一套旧房,自己只要负担每月还贷,压力并不太大。而外来青年人通常只能“两个人买房”,甚至“一个人买房”,首付资金就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新上海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付得起按揭贷款,但我付不出首付款”。
国内知名的人力资源机构“前程无忧”近期组织了一项“工作3年能否圆买房梦”的调查,共有10413人填写了问卷,一半受访者的年龄集中于23——29岁。数据显示,只有11.23%的上海受访者在工作三年以内实现了买房梦想。很有意思的是,在京、沪、穗三地中,买房资金全部由自己出的比例数京城最高,达68.06%,上海最低,只有58.87%;而父母出首付、自己还贷的比例上海高于其他两地,达到30.50%。由此可见,沪上人士受到了父母更多的庇护。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吴铎认为,上海父母的这种“庇护热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长期以来,上海的住房都是非常紧张的,子女不得不和父母绑在一起,共处一室。
待到儿女长大成人准备婚嫁之时,父母多有一种补偿心理,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孩子买房。另外,在中国男性本位主义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在一时之间得到破除,所以对男方家庭而言,准备婚房的压力更甚一筹。民间已经出现不少养儿子‘吃苦头’的民谚。”
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愿意租房结婚?
吴铎认为,年轻人不喜欢租房当新房,首先是传统观念问题,认为新婚一定要“新”,当然需要新房;其次,拥有一套属于个人的住房对年轻人而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不仅是个人财富的象征,更是事业有成的标志。另外,拥有一套独立的住房,契合当代青年要求独立的时代特征。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丛书《面向21世纪的上海妇女发展》(1990~2000)一书的调查显示,在上海,希望婚后独立门户的比例高达56.2%,而婚后真正独立门户的家庭达到43.6%。
当然,拥有一套新房的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赋予了婚姻最需要的稳定感。租房,租房,总给人一种凑合、暂时的感觉。
当七八十年代的独生子女成为适婚的主流人群时,有哪一个父母心甘情愿自己的儿女过漂泊不定的婚姻生活?
毫无疑问,房子已成为当代婚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吴铎说,拥有一套住房是人们对婚姻稳定的最基本需求,“房子是自己的家的标志”。
调查中约有50.44%的受访者计划在将来的1——3年买房子,计划3——5年实现梦想的占到31.59%,目前没有计划的只有7.55%。可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依然是大多数白领证明事业有成的最大梦想。
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梦想“一步到位”,职业生涯初期可以从租房开始,先租房,再买小房,最后买大房,逐步实现住房梦。以前,一对外地夫妇在上海经历没房住、租房住,到有一间小房,再到有一套住房的过程,需要30年的时间。以现在很多新上海人的收入水平来看,要逐步实现住房梦,不再需要花费这么长时间。而从租房到买房——这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大城市年轻人圆住房梦的必经之路。
薪酬进入下降通道
“我的月收入过万,但我买不起上海的房!”
白领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工资的增长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房价上窜的速度。
近日,“前程无忧”发布了《2005年中国主要城市白领薪酬报告》,预测上海白领2005年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
又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
面对一路走高的房价,面对可能缩水的钱包,不少人开始疑惑和焦虑:“我的婚房在哪里?”
“前程无忧”的中国主要城市白领薪酬报告显示,上海白领2004年的平均年薪为57174元。报告预计2005年上海白领当年收入平均增长值为3271元,以年薪13个月计,平均月增长251元,增幅在16个城市中仅名列第十二位。如果2005年的通胀率维持2004年4.1%的水平,加上社保等费用的增加,上海白领2005年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将出现负增长。
“前程无忧”市场公关部的冯丽娟告诉记者,调查对白领的定义非常宽泛,凡是非制造性车间工人和非农业型企业的员工,都被视作白领,“其实包括许多以技能为主的灰领”。她补充说:“由于调查的基数大,数据还是偏低的。”
即使2005年上海白领平均年薪达到6万,一个不争的事实仍然是,随着京沪等地成为人才流动积聚中心,人才市场的职位供需比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人力资源的丰富和工作机会的竞争使得白领的实际收入增长幅度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统计显示,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第一大开支基本雷同,那就是租房,各占29.57%和26.55%。对于外来打工者来说,租房是生活的首要前提。而越来越多的本地人也选择自己在外租房,主要是为了远离父母的约束,早些开始独立生活。
日常生活开支(水、电、煤等)是第二大花费。作为男性的第三大开支,选择“朋友交际应酬”的受访者占到17.14%。女性则不同,置装美容的共同爱好最终会把她们的注意力转向逛街购物,衣服、化妆品、减肥药物、美容SPA的种种诱惑,因此这类消费成为女性第三大开支。除了以上这些项目之外,还有一些受访者会将薪资主要花费在购房还贷、培训学习、贴补父母、抚养孩子、旅游等方面。
薪资一旦缩水,新房就更遥遥无期。实际上,现实生活正在改变从城市人的婚姻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非婚性行为和同居的盛行,以高稳定、低质量闻名的中国式爱情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早恋、同性恋、婚外恋,试婚潮、情人潮、离婚潮,三恋三潮已在中国出现,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曾在一个有关家庭问题的研讨会上如是说。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传统的将婚姻视作人生的必经途径和幸福源泉持怀疑态度。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认为,晚婚晚育越来越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现代青年对婚姻、恋爱的质量要求高,像过去父母之命、拉郎配对等形式在当今行不通了,现代人希望找到事业有成,经济条件好的对象;二、受教育的年限普遍延长,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竞争激烈的事业发展上,以至机会常常擦肩而过;三、市场经济时代,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职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的恋爱婚姻。许多青年认为,自己工作不稳定,工作压力大,事业未成,难给对方一种安全感,因而不想过早谈恋爱结婚。另外,住房的不稳定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双方感情上的不稳定。
不过,徐安琪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婚姻质量》一书中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家庭生活和婚姻质量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离婚率上升并未危及婚姻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尽管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的频繁和经济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会使一些夫妻的自身资源和婚姻需求发生分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控制的弱化也使一些人的私欲膨胀、自律松懈、行为出轨,然而更多的人因自身资源趋增,择偶的自由度也递增,出于经济考虑而委身于自己不爱之人的情况有所减少。已婚夫妻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地追求浪漫爱情和性快乐。
拥有一套产权婚房固然是令人羡慕的,但出租房里的婚姻和爱情也可以同样甜蜜。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普天下有情人都能有自己的婚房,每一套婚房都能被爱情照亮。
[网络]
有人说,这种普遍的“婚房焦虑”,20多年前在上海也曾看到过。不同的是,这次有更多的新上海人加入了寻觅婚房的队伍。
为什么不愿租房结婚?
经过8年爱情长跑,张毅和王静终于准备结婚了。王静的父母提出一定要有一套位于市区的新房才能结婚,并同意帮助支付部分首付款。2002年,在上海房价快速飙升的前夕,张毅和王静相中了一套位于内环线附近的全装修两室两厅。当时这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售价70万。
等张毅欢天喜地地缴付了5万元大定金之后,女方父母突然改变主意,要张毅自行解决首付款。一边房产商要挟拒不退还5万元定金,一边家里又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持。张毅只好咬牙贷款50万,分30年还清。
2004年张毅拿到了新房,娶到了娇妻。他的代价是要将每个月4000元收入中的70%左右用于还贷。不过处在新婚100度的张毅还是很开心——这套房子行情已经是140万,而他们小两口再也不用住父母房间隔壁的8平方米了。
一些本地的年轻人是幸运的,因为不少人在买房时能得到父母的或多或少的资助,有人形象地称为“六个人买一套房”,即年轻人结婚买房,通常由双方父母支付首付款,或者由父母提供一套旧房,自己只要负担每月还贷,压力并不太大。而外来青年人通常只能“两个人买房”,甚至“一个人买房”,首付资金就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新上海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付得起按揭贷款,但我付不出首付款”。
国内知名的人力资源机构“前程无忧”近期组织了一项“工作3年能否圆买房梦”的调查,共有10413人填写了问卷,一半受访者的年龄集中于23——29岁。数据显示,只有11.23%的上海受访者在工作三年以内实现了买房梦想。很有意思的是,在京、沪、穗三地中,买房资金全部由自己出的比例数京城最高,达68.06%,上海最低,只有58.87%;而父母出首付、自己还贷的比例上海高于其他两地,达到30.50%。由此可见,沪上人士受到了父母更多的庇护。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吴铎认为,上海父母的这种“庇护热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长期以来,上海的住房都是非常紧张的,子女不得不和父母绑在一起,共处一室。
待到儿女长大成人准备婚嫁之时,父母多有一种补偿心理,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孩子买房。另外,在中国男性本位主义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在一时之间得到破除,所以对男方家庭而言,准备婚房的压力更甚一筹。民间已经出现不少养儿子‘吃苦头’的民谚。”
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愿意租房结婚?
吴铎认为,年轻人不喜欢租房当新房,首先是传统观念问题,认为新婚一定要“新”,当然需要新房;其次,拥有一套属于个人的住房对年轻人而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不仅是个人财富的象征,更是事业有成的标志。另外,拥有一套独立的住房,契合当代青年要求独立的时代特征。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丛书《面向21世纪的上海妇女发展》(1990~2000)一书的调查显示,在上海,希望婚后独立门户的比例高达56.2%,而婚后真正独立门户的家庭达到43.6%。
当然,拥有一套新房的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赋予了婚姻最需要的稳定感。租房,租房,总给人一种凑合、暂时的感觉。
当七八十年代的独生子女成为适婚的主流人群时,有哪一个父母心甘情愿自己的儿女过漂泊不定的婚姻生活?
毫无疑问,房子已成为当代婚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吴铎说,拥有一套住房是人们对婚姻稳定的最基本需求,“房子是自己的家的标志”。
调查中约有50.44%的受访者计划在将来的1——3年买房子,计划3——5年实现梦想的占到31.59%,目前没有计划的只有7.55%。可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依然是大多数白领证明事业有成的最大梦想。
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梦想“一步到位”,职业生涯初期可以从租房开始,先租房,再买小房,最后买大房,逐步实现住房梦。以前,一对外地夫妇在上海经历没房住、租房住,到有一间小房,再到有一套住房的过程,需要30年的时间。以现在很多新上海人的收入水平来看,要逐步实现住房梦,不再需要花费这么长时间。而从租房到买房——这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大城市年轻人圆住房梦的必经之路。
薪酬进入下降通道
“我的月收入过万,但我买不起上海的房!”
白领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工资的增长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房价上窜的速度。
近日,“前程无忧”发布了《2005年中国主要城市白领薪酬报告》,预测上海白领2005年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
又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
面对一路走高的房价,面对可能缩水的钱包,不少人开始疑惑和焦虑:“我的婚房在哪里?”
“前程无忧”的中国主要城市白领薪酬报告显示,上海白领2004年的平均年薪为57174元。报告预计2005年上海白领当年收入平均增长值为3271元,以年薪13个月计,平均月增长251元,增幅在16个城市中仅名列第十二位。如果2005年的通胀率维持2004年4.1%的水平,加上社保等费用的增加,上海白领2005年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将出现负增长。
“前程无忧”市场公关部的冯丽娟告诉记者,调查对白领的定义非常宽泛,凡是非制造性车间工人和非农业型企业的员工,都被视作白领,“其实包括许多以技能为主的灰领”。她补充说:“由于调查的基数大,数据还是偏低的。”
即使2005年上海白领平均年薪达到6万,一个不争的事实仍然是,随着京沪等地成为人才流动积聚中心,人才市场的职位供需比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人力资源的丰富和工作机会的竞争使得白领的实际收入增长幅度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统计显示,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第一大开支基本雷同,那就是租房,各占29.57%和26.55%。对于外来打工者来说,租房是生活的首要前提。而越来越多的本地人也选择自己在外租房,主要是为了远离父母的约束,早些开始独立生活。
日常生活开支(水、电、煤等)是第二大花费。作为男性的第三大开支,选择“朋友交际应酬”的受访者占到17.14%。女性则不同,置装美容的共同爱好最终会把她们的注意力转向逛街购物,衣服、化妆品、减肥药物、美容SPA的种种诱惑,因此这类消费成为女性第三大开支。除了以上这些项目之外,还有一些受访者会将薪资主要花费在购房还贷、培训学习、贴补父母、抚养孩子、旅游等方面。
薪资一旦缩水,新房就更遥遥无期。实际上,现实生活正在改变从城市人的婚姻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非婚性行为和同居的盛行,以高稳定、低质量闻名的中国式爱情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早恋、同性恋、婚外恋,试婚潮、情人潮、离婚潮,三恋三潮已在中国出现,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曾在一个有关家庭问题的研讨会上如是说。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传统的将婚姻视作人生的必经途径和幸福源泉持怀疑态度。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认为,晚婚晚育越来越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现代青年对婚姻、恋爱的质量要求高,像过去父母之命、拉郎配对等形式在当今行不通了,现代人希望找到事业有成,经济条件好的对象;二、受教育的年限普遍延长,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竞争激烈的事业发展上,以至机会常常擦肩而过;三、市场经济时代,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职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的恋爱婚姻。许多青年认为,自己工作不稳定,工作压力大,事业未成,难给对方一种安全感,因而不想过早谈恋爱结婚。另外,住房的不稳定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双方感情上的不稳定。
不过,徐安琪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婚姻质量》一书中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家庭生活和婚姻质量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离婚率上升并未危及婚姻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尽管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的频繁和经济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会使一些夫妻的自身资源和婚姻需求发生分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控制的弱化也使一些人的私欲膨胀、自律松懈、行为出轨,然而更多的人因自身资源趋增,择偶的自由度也递增,出于经济考虑而委身于自己不爱之人的情况有所减少。已婚夫妻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地追求浪漫爱情和性快乐。
拥有一套产权婚房固然是令人羡慕的,但出租房里的婚姻和爱情也可以同样甜蜜。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普天下有情人都能有自己的婚房,每一套婚房都能被爱情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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