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青年领袖和上一代领袖相比的特质
2003年12月21日，北京新华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民应邀参加了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观察家年会”。以下内容节选自赵民在“青年领袖论坛”上的发言，根据搜狐财经频道现场记录整理，为了能够给读者完整的阅读，同时也摘录其他专家在现场的观点。
许如远：刚才他们几位都谈到了92年的南巡和文革期间，很多人好奇，把你们放到青年领袖堆里，是因为我们有老年领袖和少年领袖，你们都渡过了青少年时期，在开放中上了大学，包括去了美国，有没有这一代人当中的特质，包括商业当中，比你们年长的，张瑞敏、柳传志他们，你们觉得你们跟他们的特质是不是有区别？是不是真的有那种个人主义精神的觉醒之类的东西吗？
袁岳：我觉得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是开始用新词描绘旧事物，或者说这一代人跟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的区别，很重要的是六十年代人更注重整合，用新的概念、新的思维整合原有的资源。当然比较少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语言。八十年代，今天我们大部分的词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人传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也可以用，因为是整合一代，可以接受。跟七十年代的人相比较，七十年代相对而言建设性会比较弱一些，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座的大部分人做事情大概是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岁以后。用整合这个概念，表明六十年代的人不是革命派，起码不是既得利益的维护派，我看他是有追求，有一定的成就，同时又希望通过打破现在的秩序或者改变现在的秩序，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进步的人。另外，六十年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六十年代都有相对苦难的童年，体会过艰辛，所以有平民主义情结，故事讲到最后会讲一些社会责任。这种话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就不太多了，再老一代人就直接把这个当主题来讲，所以基本上符合温家宝总理这一届政府提到的平衡的观念。这一点来说，六十年代人无论在管理的价值观，中间不见得会涌现更多新的领袖了，因为有社会职业条件的限制，但是八十年代人、和七十年代人提供更多的土壤和作为环境的条件。
汪潮涌：我认为，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人，有承上启下的责任感。对上面，有自己父母的一辈，经过了抗战，经过了国内的内战，经过了大跃进，经过了文革，经过了很多的磨难，有很多的责任感。他们老去以后，在我们这一代人获得的成就里去补偿他们，这是一种感觉。
第二种感觉，对下一代，我们的孩子还比较小，比如我们的侄儿、侄女们都成长起来，考虑留学，上大学，我们就会多分出一些精力来关心他们的成长，因为我们的年龄比他们的父母更接近他们，对下一代有呵护之情，所以我说刚好是承上启下的角色。
苗鸿冰：我同意汪总的意见，我的感受，这一代企业家里来讲是最苦的一代。从国有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年轻的时候，受过党和政府的正规的教育，而且他们经历了计划经济的过程，对经济的介入是慢慢进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大学毕业很多冲动就来了，就下了海了，像小平同志讲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摸不着怎么办？摸大了怎么办？都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一代人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品，也是开拓者，摸对了就过去了，摸不对就过不去。这一代人到了中年以后，心力交瘁，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有一天，这一代的人寿命比较短，因为太过努力在干，而且承受的压力是和上一辈企业家和未来的企业家承担的压力不一样的，这一批人可能要自我珍重，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包括自己做事情的规范，包括自己做事情的勤奋，包括市场规则的制定，既是制定者又是带头执行者，所以这一代企业家自己珍重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赵民：现在这批人的特征有三多三少，第一多是胆小怕事多。一个人的个性，根本上来说，受到最大影响的不是学校，也不是公司，更不是论坛，最大的影响是家庭。当我们15岁以前的时候，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都害怕政治风险，害怕社会治安的风险，所以对自己的子女教育不管是穷还是富都非常严。我们这些人里面，出来的在互联网上创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从小就对越规越举的事情都被大人矫正了。袁总这样的是属于异数，属于个例。
第二多是入党的党员多，很多企业家里面，都是大学刚毕业时就是党员，高中、大学和刚毕业，人生最好的时间，都受过良好的党的教育，中国那时候还不到12％的入学率，最好的都上大学了，然后分配到国家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入了党，所以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里，翻翻历史档案，很多人都是党员。
第三多，这批人到创业的时候，刚才说的是小时候，然后成长的时候，然后是工作的时候，创业多，绝大部分都选择了自己创业的道路，而不是在体制内，沿着自己公司的道路做职业经理人的道路。所以相对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人，我们幸运的地方是我们有创业的机会，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创了一批业，所以你在这行业里就是第二代人。典型的是咨询行业，我们虽然年轻，就成了中国第一代咨询业的领头羊。
什么少呢？第一少就是染黄头发的人少，留长头发的少。许如远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不是六十年代的。他们接受新东西快，原来我们公司有规定，不让任何员工染头发，后来档不住了，招了十个八个的都染头发，时代改变了，只能放宽条件。但是你们看看，六十年代的人有几个是染头发的？
第二个少就是真正特别走到国际上，完全和中国文化彻底割裂的人少。特别喜欢看的是中国传统类的书籍。所以很多中国的优秀年轻人都是看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书籍吸取企业管理的养分，只不过和上一代人的差别是，上一代人很少看国际的东西，我们又看很多国际的东西。但是比起七十年代的许主笔，我们看国际上的东西又不如他们彻底。
许如远：打断一下，所有的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谈吴思写的《钱规则》，他们喜欢看《雍正王朝》，都是权属斗争的东西，说这是一个另和游戏，我占了便宜，你要吃亏我才能占便宜。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在谈论雍正王朝，包括我们的总编辑，这是不是一种阴暗性的延续？
赵民：在我们成长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对抗的世界，冷战的时候，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规律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心里，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是灰色的，敌人支持的我们也可以支持，敌人反对的我们也可以反对。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说386的人，就是30多岁，80年代上大学，60年代出生的人和你们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根本的差别，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根本上是个性的成功，一个人命运的悲剧是个性的悲剧，这和他18岁以前家庭的教育有关系。很多家庭把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放到幼儿园和托儿所，就想从小培养他的性格和完整的人格。很多人童年的时候非常艰难，非常穷，也和那个时候形成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第三，我们看到的企业家和周围的圈子里，不离婚的人很少。我们上一代的人是不离婚，下一代的人就是不结婚，大学毕业以后就同居。我们在中间，二十几岁的时候，受父母的压力就结婚了，不懂到底为什么结婚，过了几年发现错了，就形成了家庭重组，这也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特点。所以如果我们要看整个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真正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走上中国社会主战场的舞台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和传统观念无法接受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东西。
汪潮涌：你说的三多三少对我不大适合，我在农村长大，天不怕地不怕，从悬崖上就往下跳，两丈高的树几秒钟就跳下去了。这种童年的经历，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在美国打工，餐厅里端盘子的时候，心理想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比在农村冬天修水库的时候幸福多了，起码能吃饱，起码在有空调的地方工作。包括创业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失败了，和童年的时候相比还是幸福多了，起点还是不一样的。关于入党的事情，我是从来没有入党的，可能是一个异类，刚好赶上了八十年代初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年龄太小，我们班上入党轮不到我，入团还可以。
关于读书的问题，我其实什么书都读，像二十世纪的这些报纸，还有一些新锐的杂志，看到了就买，看到封面上的标题吸引我就买，大部分就在飞机上读。回到家就读一些历史的东西，我觉得读历史的东西见仁见智，刚才许主笔说有些人想研究里面的权术，有这样的人，像胡雪岩的书给我们的商场就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别的历史的书要看怎么看。我在读李鸿章，他是很悲剧性的人物，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了清朝的基业，殚精竭虑，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下场。有几条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首先他请到英国人帮他建塘沽的炮台，他给朝廷打了一个奏折，朝廷给那个人一个正三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过去几年，我们中国说谁谁请了一个副部级到证监会工作，好象是很大的创意一样，实际这个东西在李鸿章的时候，明朝晚期，一个意大利很著名的画家就是二品的顶戴，这个值得深思。
第二个，读李鸿章支持盛坚华创造招商局的时候，提了一个观念就是民办官督，政府监督。后来，招商局的成功大大证明了这个民办官督是很好的模式，中国今天中国国资的改革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其中，里面我还是看到了投资银行的味道，当时招商局成立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有两家英国的船业公司，像颐合这样的，非常强，还有美国的顺昌，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海运，他们三家低价竞争，使招商局没有生存的余地，想把招商局置之死地。后来李鸿章跟盛坚华他们商量，政府支持，给一个官粮的运输，长江沿线往上海运粮食的，只能招商局做，这样招商局的团队就有了定心丸，他们不怕价格竞争，美国的公司就顶不住了，盛坚华也不需要奏请朝廷的批准，几个股东商量，凑一笔银子就把顺昌给收购了。所以投资银行的并购史上来讲，这是最成功的案例，并购完了以后，规模扩大了，把其他几个船队竞争下去了。读史使人增加智慧。最近读史的时候，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可以概括六个字，衰落、追赶、超越。衰落是从1796年开始，当时是乾隆大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接受通商，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和世界市场的接轨，然后与列强结下了深仇大恨，引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有的悲剧，一拨接一拨的。从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想，当时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实力能够占世界GDP的40％，到了文革后期的时候只占1％？这里面巨大的落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看到里面既有腐败昏庸的政府，闭关锁国的心态，又有军阀混战，连年的战争，加上列强的掠夺，还有当权者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能力的低下，或者是其他的种种原因加起来，造成了近两百年痛苦的历史的灾难。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的崛起。谈崛起和复兴之前，首先要研究的是怎么衰败和衰落的，怎么样避免这种衰落的情况重演。所以，这就是我们喜欢看历史的这些东西的原因。
苗鸿冰：关于这个年代的人愿意读这些书，可能有一个情结，我经常会买一些光盘，为什么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休息，平时白天大家都很忙，需要有一些时间自己看一些东西，第二是学习，在看盘的过程当中学一些东西，有几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走向共和》，李鸿章跟日本人谈判的过程中，日本人对李鸿章讲，两国势力相当时，外交是力量，两国实力不等时，力量就是外交。我当时就想到美国打伊拉克，想到了经济的腾飞，中国要参与市场竞争，一定要把自己做强，你才有可能竞争，才有谈判的可能。否则的话，你只能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而不可能变成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所以看这种东西是一种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