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中国财富追思
过往难忘
记者：王馆长您好，相信您昨晚一定看中央台开播的《乔家大院》了，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王正前：对，不仅我看了，周围的很多朋友都看了。昨天我一边看电视一边收短信，一晚上收了一百多条，是天南海北的朋友发给我的。我和他们的感觉一样，特别兴奋。
山西晚报：作为最熟知乔家大院历史的人，您能简单说说乔家发家的这个过程么？
王正前：两百多年前，乔贵发这个第一代创业者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从小本经营主本成为包头商业的大财东。他的孙子乔致庸继承他的事业，主持“在中堂”家业，使乔家的事业发展到“黄金时代”。乔致庸一生的经历是晋商鼎盛和辉煌的缩影。《乔家大院》电视剧及小说基本上反映了从1850年到1910年代，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是如何“行走”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历史舞台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电视剧及小说版本的《乔家大院》？
王正前：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都是属于艺术创作，艺术创作和历史研究不同。历史追求史实，论从史出。艺术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可以推理，允许虚构。《乔家大院》电视剧及小说也不例外，但在此基础上，令我惊叹的是电视剧与小说在注重戏剧性与艺术性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弃对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历史本身的探索。电视剧如果不是好，它可能也无法成为央视首部提前预购、全程监理的电视连续剧。
记者：有的观众在看了电视剧的前两集之后，发现乔致庸这个人物塑造得很特别，他身上有很重的“孩子气”，我们该怎么理解历史上的这个人物？
王正前：历史上的这个人物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史料中有一些记载，编剧也曾在人物塑造方面非常谨慎地查阅过资料，并向乔家的第七代传人乔燕和先生请教过，应该说，剧中人物的某些特质，历史上的真人也是具备的。但对于人物的感情生活，则是艺术的再现了。
记者：能拍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对咱乔家大院的影响应该是挺大的，这件事最初是怎么促成的？
王正前：要说我最开始酝酿拍摄《乔家大院》的时间是在两年半以前了，我们先请来了朱秀海先生出任编剧，之后找了影视机构，都没运作成功，后来还是现在北京公司以独到的眼光看中了这部戏，他们请来著名的导演胡玫、优秀制片人孟凡耀还有这个庞大的演员阵容，我们对全体主创的工作特别满意。最早，这部戏不叫《乔家大院》，本来想叫《晋商之魂》《在中堂》，后来才确定了这个名字。《乔家大院》电视剧、小说不仅对乔家大院，对整个晋商精神的发扬，影响都挺大的，我们真的要感谢创作者的付出。
记者：听说今年是乔家大院建馆20周年吧？
王正前：对，连同小说出版、电视剧制作完成，我们这叫三喜临门，2月18日，电视剧《乔家大院》主创会再在我们这里庆祝这个好日子。
每一砖，每一柱都是历史。
《乔家大院》在中央一套的黄金时段播出，题材并不新，想必是欲以情节取胜。观众也许已经不再诧异自己于对晋商的无知，再写出什么抱愧的东西，就像当年余秋雨先生在吃了一惊之后写出《抱愧山西》一样。对于外省人来说，抱愧大可不必，对于省内人来说，一次又一次把老祖先抬出来向外炫耀，也脱不了有些阿Q的滑稽嫌疑，我们的祖上也曾经阔过，而且不是一般的阔，可以阔到让当年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家小姐合不上嘴巴。
据我看来，对外省人炫耀的意义仅此而已。对于省内人来说，回忆一下往日的繁华与辉煌，借以刺激一下已经有些麻痹的神经，让山西人稍稍振奋起来，这是看完电视之后忆富思穷的现实意义。
穷是难以否认的，就说那个让人提起来不太舒服的GDP，虽然很片面，很不健康，很不绿色，但是我们还是能从表面上就看出来，我们一个省的人民辛苦一年的收成比不上人家一个市，想打肿脸充胖子都没有条件。我们面对列祖列宗的时候，只能惭愧地说，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是靠天吃饭，在地下打几个洞，挖点煤或者铁之类的东西来混日子。也许我们的晋商祖先们会冷笑到牙齿冻结，他们当初可都是靠贸易起家的，后来才几乎把持了中国的金融命脉。你们这样混下去，等到煤和铁挖完的时候，你们还能卖什么？
无言以对，无颜以对
就拿拍电视来说，如果今天的晋商有叱咤风云的巨擘，那就直接拍他们好了，何必舍今求古、舍近求远？可把现代的晋商筛一遍，还真没有什么可拍的，起码撑不起几十集的连续剧。要说起山西的煤老板，也做过点出风头的事儿，他们曾经一次性订购了20辆美国悍马汽车，在网上引起了多少口诛笔伐。“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新一代的煤老板们，比先人们进步了，他们把房子买到了北京和沿海，挣了家乡的钱，污染了家乡的环境，他们现在嫌家乡脏了，准备跟山西说拜拜了。这一点做得尤其让九泉之下的老祖宗们心寒，他们挣了钱，好歹还留下了不少大院，后人们收拾收拾，挂个牌子就能搞旅游挣钱糊口。如果让我个人发表一点看法，我以为世界上最没有良心的事，莫过于此。
不去说别人了，还是说说我们留下来的人怎么生活吧。穷是穷，可是为什么会穷，需要找找根源，然后再对症下药，穷起直追。
虽然比当年的晋商时期是有些不堪一提了，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山西在建国初期并不穷，但为什么后来被人家越甩越远了？山西人并不是比以往傻了笨了，也不是比以往懒了，那为什么变得穷了呢？
我想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穷的责任不在山西人头上。计划经济的年代，山西人当了几十年的“奶妈”，我曾经有些气愤地将山西前些年的经济结构叫做“奶妈经济结构”，到现在为止，这种“奶妈经济”的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我们山西人还在含辛茹苦地哺育着一些省市地区。有没有人为此算过这一笔账？这些年来，山西人无偿地甚至是贴着钱输出了多少“奶”？国家的投入是多少？山西的产出是多少？如果有人敢把这笔账亮出来，那一定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自私地想一想，如果把这个天文数字补贴在山西，山西现在不说富甲天下，应该说在小康的日子里也会过得非常滋润。我们没有这么想，也不能这么想，山西人的大局意识还是有的，既然做了“奶妈”，就应该把孩子们养好养大。虽然我们的容颜枯黄了，我们的采空区塌陷了，我们的水资源也即将枯竭了！
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被养了几十年的，现在已经羽翼丰满的省市，是应该对山西抱有深深的愧意，并应该从心里感恩的。
愧不愧，感不感恩都不提了，那是人家的事儿，强迫不得。我们也不必再揪着历史不放想追讨些利息，那不是老百姓所能做到的，怨天尤人更不值一钱银子。我们只能立足于这样的大环境下，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忆富思穷的目的，还是想以古为镜，从中找到些实际一些的东西对现在要做的事有所补益。
为什么地处封闭的山西，我们的祖先们可以从容指点江山？为什么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并且称雄市场，立于不败之地？拂去厚厚的尘土，摩挲那些拼接在一起的历史碎片，我们能清晰地看见两个永远难以磨灭的字：诚信。
诚者成也，不诚者不成也。使奸耍滑也许可以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包打天下。这是我们在忆富思穷之后，所能得到最有意义的东西，这两个字可以刻在现代山西老板们的大班台上，作为创业的锦囊。
知耻而后勇，何况这耻并不是由于我们的不争气造成的，踏踏实实的山西人应该拿出点气魄，甩掉包袱，大步赶路。当年一样扬名天下的浙商已经发力，尤其是温州人，足迹踏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在他们的眼里，新晋商还根本不值一提。
看到这里，山西大大小小的老板们，该作何感想？纵不能横扫六合，唯我独尊，也须到潮头击水，鼎足而立，最不济也不要窝在家里，给先人们抹黑。
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日子，一样的山西人。未来的全球商界，我们肯定会看到气定神闲、笑谈风云的山西商人，他们会续写晋商的丰采、晋商的传奇、晋商的荣光。
我们只能祈愿这一天早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