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回来的年轻人
伍晓东，1965年出生于北京，1979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主修物理学，1982年在紫金山天文台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198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天体物理学；其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电子工程专业并取得博士学位，现任诺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硅谷原来是这样!
如果不到斯坦福大学，如果不识硅谷，喜好读书的伍晓东今生就可能安心做一辈子科学研究，在实验室中成为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无所谓励精图治的创业，也无可能接触到风险投资。然而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伍晓东却发现了自己另一个爱好——做些电子小玩意，这时他的一位曾经游历加州各地的好朋友跑来告诉他，为什么不到斯坦福大学去呢？那里是真正的电子科学研究前沿。于是伍晓东向斯坦福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并利用一次做实验的机会与老师见面，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伍晓东的选择令其导师感到非常遗憾：“如果再学习一年，你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
斯坦福大学可以说是硅谷的中心，硅谷的许多公司正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建的。大学也经常邀请一些硅谷公司的创业者到课堂讲课，因此这种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影响着斯坦福大学的每一块空间。这一切都令伍晓东感到既新鲜又刺激，将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和技术转化为人人使用的市场产品，也逐渐成为当时伍晓东的梦想之一。
斯坦福大学附近，就是著名的Xerox公司的研究机构——PaloAltoResearchCenter（PARC），计算机领域内的许多新产品、新技术，像Windows技术、鼠标、激光打印、以太网等，都诞生在这里。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伍晓东在PARC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主要从事办公自动化方面的研究。PARC为这些科研人员提供了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充足的科研经费。但伍晓东发现这里许多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却很难市场化。这主要是因为位于美国东海岸的Xerox公司总部管理层精通于复印、传真等传统的办公手段，仅仅关注于年复一年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是增是减，增减多少，对于计算机，特别是软件技术，却没有深刻的理解。这个发现对以后从事创业的伍晓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为技术而技术”的研究文化，伍晓东组织了一系列叫做“PARC论坛”的活动，讨论题目从物理学，到计算机应用，到硅谷创业，到风险投资等。伍晓东还记得，他邀请的一位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站在讲台上开口对这些研究人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到这里演讲的目的就是为了你们”，同行们对伍晓东的这种做法出现了争议，因为这对于Xerox而言无异于“引狼入室”，会将Xerox的技术带到外边去。但伍晓东并不这样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Xerox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市场化，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外部资源呢？Xerox完全可以通过许可证授权的方式享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但伍晓东发现，有些好思路真正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研究机构的外部，也就是公司的总部管理层。伍晓东操作的几个项目随后也不了了之。最后，伍晓东狠狠心，决定走出PARC，自己办公司来创业。回首在PARC的那段时光，伍晓东觉得那段工作经历对自己的最后选择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它不仅为伍晓东的日后创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他终于改变了自己的观念，理顺了自己的思路。
风险投资的链条
伍晓东还在PARC的时候，就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网络通信和网络安全项目，为各个站点的随机数据通信设计一种叫做“多功能广域网卡”的产品。伍晓东逐渐发现，这个产品的安全功能是最受客户欢迎的，也最具有市场价值。于是伍晓东在亲朋好友之间筹措资金，再加上自己的日常储蓄，开始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叫做NetFront的公司，主要开发、经营信息安全产品。在对中国进行了十几个月的市场调查之后，伍晓东认为，信息安全技术产品的最佳市场契机是在中国。原因有二：第一，伍晓东是至今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具有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优势；第二，信息安全在中国是一块特殊的领地，中国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安全需要考虑不允许使用外国产品，也不允许外国人涉入。伍晓东认为在这个受到层层壁垒保护的市场边缘，虽然有一些强大的外国公司虎视眈眈，但还没有很强的老牌竞争对手，更多的是一些后起之秀。因此，作为手中掌握美国先进的安全技术的留美学生，伍晓东完全可以利用美国的技术、中国的人才、美国的资金、美国的教育背景，服务于中国市场。
不久，伍晓东在国内又注册了一家公司，叫做诺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伍晓东认为，自己是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技术开发人员也是从国内招来的，因此诺方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市场、销售、管理等也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在美国的那家公司现在主要承担“窗口”作用，从这个“窗口”密切关注美国信息安全技术的最新发展，随时服务于国内诺方的技术开发。一些项目也是从美国的那家公司开始做，在做好基本框架搞清楚重点、难点之后，再转移到中国的公司来做。在这方面，伍晓东认为诺方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
创业之初，没有钱是不行的。好在伍晓东在硅谷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与硅谷的风险投资机构也有过交道，在吸引风险投资方面好歹没有走弯路。伍晓东不断地筛选对他感兴趣的风险投资机构，同时这些风险投资机构也在对他进行细致入微的评估，在几次接触之后，首期风险投资机构终于敲定。它们是旧金山的中经合集团（WIHarperGroup）、硅谷的Woodside和万通国际（WANTONE）。在拥有三家投资机构的风险投资资金基础上，诺方信业就做起来了。
伍晓东说，选择这三家风险投资机构是一种很好的搭配，形成了能够进行良性循环的完整的链条关系，对诺方的未来发展极其有利。在这三家投资机构中，万通虽然投资比率不大，但它在国内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别人办不了的事情到了万通手里就易如反掌；中经合作为一个权威性的投资机构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市场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对诺方公司的一些“中国特色”的具体操作能够表示支持和理解，起到了中西方技术和资金融合的一种桥梁作用；在美国金融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WOODSIDE则提供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接口，为诺方未来在美国上市能够减少成本费用。
更令伍晓东欣慰的是，这三家投资机构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投资者而对诺方公司的业务经营进行各种干涉，或在管理上加上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相反，它们给予伍晓东以充分的信任，使伍晓东在经营和管理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伍晓东认为，正是这种信任使得自己更加兢兢业业，一刻也不敢放松，因为这只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双方的沟通也带着某种“非正式”味道，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一件事情并没有通过董事会决议等形式，而是“一个电话打过去就把事情搞定了。”当然，伍晓东与投资方的投资协定中有一些指标约束，特别是预算，但伍晓东认为这些指标只是承担某种“软”约束的作用，因为一个公司的未来发展会怎样，除了公司本身的运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市场大环境。“如果公司的发展一定要依照协议指标来做，那么这个公司肯定会出轨。”好在双方在公司运作过程中并没有结下什么疙瘩，每一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做事都中规中矩，伍晓东为自己能够找到如此和谐的搭档感到相当幸运。
空中加油
在伍晓东看来，1999年诺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超越自己，具体说就是如何在技术开发上能够与国际保持一致，如何引导、培育市场。
作为一个新创业公司，诺方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人员不足、资源不足、资金不足，但伍晓东认为一个新公司遇到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管理层有没有一个很平和的健康心态来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缺乏这种心态，小矛盾会导致大问题，一个小的摩擦可能会使团队瓦解，一个市场上的小小失误可能会导致所有努力前功尽弃。而且管理层的这种心态、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应变的能力很可能就是下一轮投资者最看重的素质。伍晓东说，虽然目前的团队建设、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等项目现在看起来进展得还算顺利，但他却时刻告诫自己和管理层：应当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种心理准备，虽然自己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
做公司不容易，眼睛既要向内看，更要往外看。伍晓东与政府打交道颇多，感慨也颇多。伍晓东说，美国政府对民间使用的非出口型信息安全产品的管理政策放得比较松，如果出口超过56位加密的安全产品，政府则要拥有备份的钥匙；而国内这方面的政策显得有些模糊：所有的算法都需要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密局的批准，但问题是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也有盖章的权力，然而这些部委很少能有中办保密局那样的技术力量。由于政策不明晰，这些部委没有形成真正的责、权、利的关系，既想要权力，又怕担风险，所以在审批的时候往往出现扯皮、推托的现象。伍晓东希望政府能够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同时充分考虑到民间企业的公司机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够发挥的能力，帮助企业抓住市场契机，守住中国软件行业的“最后一块麦田”。
对于外部市场环境的良性转变，伍晓东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期待和推动，眼下还有更为具体、实在的事情等待着伍晓东去解决，那就是公司发展阶段的第二轮融资。伍晓东说，第二轮融资额计划在800万美元左右，同时公司也争取在资本市场上有所作为，力争在两年之内能够在美国上市。为此，伍晓东正在积极与一些风险投资机构接触，同时还有几家国际跨国公司对诺方信业也表现出极大的投资兴趣。它们是谁？伍晓东一笑置之：暂时保密。
硅谷原来是这样!
如果不到斯坦福大学，如果不识硅谷，喜好读书的伍晓东今生就可能安心做一辈子科学研究，在实验室中成为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无所谓励精图治的创业，也无可能接触到风险投资。然而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伍晓东却发现了自己另一个爱好——做些电子小玩意，这时他的一位曾经游历加州各地的好朋友跑来告诉他，为什么不到斯坦福大学去呢？那里是真正的电子科学研究前沿。于是伍晓东向斯坦福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并利用一次做实验的机会与老师见面，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伍晓东的选择令其导师感到非常遗憾：“如果再学习一年，你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
斯坦福大学可以说是硅谷的中心，硅谷的许多公司正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建的。大学也经常邀请一些硅谷公司的创业者到课堂讲课，因此这种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影响着斯坦福大学的每一块空间。这一切都令伍晓东感到既新鲜又刺激，将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和技术转化为人人使用的市场产品，也逐渐成为当时伍晓东的梦想之一。
斯坦福大学附近，就是著名的Xerox公司的研究机构——PaloAltoResearchCenter（PARC），计算机领域内的许多新产品、新技术，像Windows技术、鼠标、激光打印、以太网等，都诞生在这里。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伍晓东在PARC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主要从事办公自动化方面的研究。PARC为这些科研人员提供了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充足的科研经费。但伍晓东发现这里许多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却很难市场化。这主要是因为位于美国东海岸的Xerox公司总部管理层精通于复印、传真等传统的办公手段，仅仅关注于年复一年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是增是减，增减多少，对于计算机，特别是软件技术，却没有深刻的理解。这个发现对以后从事创业的伍晓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为技术而技术”的研究文化，伍晓东组织了一系列叫做“PARC论坛”的活动，讨论题目从物理学，到计算机应用，到硅谷创业，到风险投资等。伍晓东还记得，他邀请的一位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站在讲台上开口对这些研究人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到这里演讲的目的就是为了你们”，同行们对伍晓东的这种做法出现了争议，因为这对于Xerox而言无异于“引狼入室”，会将Xerox的技术带到外边去。但伍晓东并不这样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Xerox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市场化，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外部资源呢？Xerox完全可以通过许可证授权的方式享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但伍晓东发现，有些好思路真正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研究机构的外部，也就是公司的总部管理层。伍晓东操作的几个项目随后也不了了之。最后，伍晓东狠狠心，决定走出PARC，自己办公司来创业。回首在PARC的那段时光，伍晓东觉得那段工作经历对自己的最后选择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它不仅为伍晓东的日后创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他终于改变了自己的观念，理顺了自己的思路。
风险投资的链条
伍晓东还在PARC的时候，就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网络通信和网络安全项目，为各个站点的随机数据通信设计一种叫做“多功能广域网卡”的产品。伍晓东逐渐发现，这个产品的安全功能是最受客户欢迎的，也最具有市场价值。于是伍晓东在亲朋好友之间筹措资金，再加上自己的日常储蓄，开始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叫做NetFront的公司，主要开发、经营信息安全产品。在对中国进行了十几个月的市场调查之后，伍晓东认为，信息安全技术产品的最佳市场契机是在中国。原因有二：第一，伍晓东是至今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具有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优势；第二，信息安全在中国是一块特殊的领地，中国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安全需要考虑不允许使用外国产品，也不允许外国人涉入。伍晓东认为在这个受到层层壁垒保护的市场边缘，虽然有一些强大的外国公司虎视眈眈，但还没有很强的老牌竞争对手，更多的是一些后起之秀。因此，作为手中掌握美国先进的安全技术的留美学生，伍晓东完全可以利用美国的技术、中国的人才、美国的资金、美国的教育背景，服务于中国市场。
不久，伍晓东在国内又注册了一家公司，叫做诺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伍晓东认为，自己是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技术开发人员也是从国内招来的，因此诺方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市场、销售、管理等也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在美国的那家公司现在主要承担“窗口”作用，从这个“窗口”密切关注美国信息安全技术的最新发展，随时服务于国内诺方的技术开发。一些项目也是从美国的那家公司开始做，在做好基本框架搞清楚重点、难点之后，再转移到中国的公司来做。在这方面，伍晓东认为诺方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
创业之初，没有钱是不行的。好在伍晓东在硅谷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与硅谷的风险投资机构也有过交道，在吸引风险投资方面好歹没有走弯路。伍晓东不断地筛选对他感兴趣的风险投资机构，同时这些风险投资机构也在对他进行细致入微的评估，在几次接触之后，首期风险投资机构终于敲定。它们是旧金山的中经合集团（WIHarperGroup）、硅谷的Woodside和万通国际（WANTONE）。在拥有三家投资机构的风险投资资金基础上，诺方信业就做起来了。
伍晓东说，选择这三家风险投资机构是一种很好的搭配，形成了能够进行良性循环的完整的链条关系，对诺方的未来发展极其有利。在这三家投资机构中，万通虽然投资比率不大，但它在国内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别人办不了的事情到了万通手里就易如反掌；中经合作为一个权威性的投资机构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市场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对诺方公司的一些“中国特色”的具体操作能够表示支持和理解，起到了中西方技术和资金融合的一种桥梁作用；在美国金融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WOODSIDE则提供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接口，为诺方未来在美国上市能够减少成本费用。
更令伍晓东欣慰的是，这三家投资机构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投资者而对诺方公司的业务经营进行各种干涉，或在管理上加上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相反，它们给予伍晓东以充分的信任，使伍晓东在经营和管理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伍晓东认为，正是这种信任使得自己更加兢兢业业，一刻也不敢放松，因为这只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双方的沟通也带着某种“非正式”味道，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一件事情并没有通过董事会决议等形式，而是“一个电话打过去就把事情搞定了。”当然，伍晓东与投资方的投资协定中有一些指标约束，特别是预算，但伍晓东认为这些指标只是承担某种“软”约束的作用，因为一个公司的未来发展会怎样，除了公司本身的运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市场大环境。“如果公司的发展一定要依照协议指标来做，那么这个公司肯定会出轨。”好在双方在公司运作过程中并没有结下什么疙瘩，每一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做事都中规中矩，伍晓东为自己能够找到如此和谐的搭档感到相当幸运。
空中加油
在伍晓东看来，1999年诺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超越自己，具体说就是如何在技术开发上能够与国际保持一致，如何引导、培育市场。
作为一个新创业公司，诺方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人员不足、资源不足、资金不足，但伍晓东认为一个新公司遇到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管理层有没有一个很平和的健康心态来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缺乏这种心态，小矛盾会导致大问题，一个小的摩擦可能会使团队瓦解，一个市场上的小小失误可能会导致所有努力前功尽弃。而且管理层的这种心态、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应变的能力很可能就是下一轮投资者最看重的素质。伍晓东说，虽然目前的团队建设、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等项目现在看起来进展得还算顺利，但他却时刻告诫自己和管理层：应当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种心理准备，虽然自己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
做公司不容易，眼睛既要向内看，更要往外看。伍晓东与政府打交道颇多，感慨也颇多。伍晓东说，美国政府对民间使用的非出口型信息安全产品的管理政策放得比较松，如果出口超过56位加密的安全产品，政府则要拥有备份的钥匙；而国内这方面的政策显得有些模糊：所有的算法都需要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密局的批准，但问题是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也有盖章的权力，然而这些部委很少能有中办保密局那样的技术力量。由于政策不明晰，这些部委没有形成真正的责、权、利的关系，既想要权力，又怕担风险，所以在审批的时候往往出现扯皮、推托的现象。伍晓东希望政府能够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同时充分考虑到民间企业的公司机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够发挥的能力，帮助企业抓住市场契机，守住中国软件行业的“最后一块麦田”。
对于外部市场环境的良性转变，伍晓东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期待和推动，眼下还有更为具体、实在的事情等待着伍晓东去解决，那就是公司发展阶段的第二轮融资。伍晓东说，第二轮融资额计划在800万美元左右，同时公司也争取在资本市场上有所作为，力争在两年之内能够在美国上市。为此，伍晓东正在积极与一些风险投资机构接触，同时还有几家国际跨国公司对诺方信业也表现出极大的投资兴趣。它们是谁？伍晓东一笑置之：暂时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