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40岁开始创业(一)
40岁才在一个几乎已中断商业传统的社会中创业，联想集团创始人20年来却总是领先于时代
过去20年中，柳传志扮演过很多角色：科研人员、下海知识分子、中国最大电脑公司创始人、足球迷……但几乎无人能够想到，他会以一个从未尝试过的角色正式淡出联想集团：交易缔造者。
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的动作是一桩已经闻名全球的交易——虽然在2004年12月8日之前，“国际化”已成为中国商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且不乏海尔、华为和TCL这样的大胆试水者，但联想的大收购还是使其一跃即登到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破冰之旅的最巅峰：此前，尚未有过一家中国企业吞下更大、更加成熟的西方标志性企业的资产。
这种“谋定而后动”的经历对于60岁的柳传志而言并非首次。当多数国内企业家仍为生存而绞尽脑汁时，柳已就普遍困扰中国企业的生存、改制、交接班等一系列问题给联想找到堪称业界典范的解决方案。在其退休前，从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起步的联想已然是中国IT产业的代名词，在本土市场打败西方电脑巨头的大卫。正像FORTUNE杂志所评价的那样：“一个弱小的中国电脑公司努力汲取海外伙伴的智慧，然后，吃掉了他们的午餐。”
柳因此被舆论广泛称颂为中国商界的领袖人物。但他并非盖茨那样的技术天才，他创业时凭的只是“要紧的是确实要做一点事情”的简单信念；他也不像韦尔奇那样有一大堆的管理玄学供同业顶礼膜拜，有的只是借助中国传统智慧形成的朴素管理观念；他非李嘉诚那般长袖善舞，联想集团总是“慢半拍”的多元化尝试，鲜有成功个案；在自创品牌方面，他不及施振荣，他留给接班人的，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在市场攻伐的韬略方面，他甚至不及任正非，让联想可以强行突破险滩。正是这样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联想，成了中国自创品牌辛酸的最佳代言和做强做大的最接近样板。
可贵的是，和同时代其他惯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国内旗帜性企业家相比，柳愿意把联想的成败得失放在聚光灯下。
更具示范意义的，是联想所展现的中国公司治理的新文化。这其实才是联想成功最重要的基石。自创业起，柳就笃信市场和管理的力量。他将个人求实、诚信、稳健的风格融为联想的DNA。 尽管人们仍会用“铁腕”这样的词汇来评价柳的威权，但事实上，在一个制度缺失、“人治”盛行的商业环境中，柳领导的联想董事会已使联想成为中国最透明的现代公司之一，尽管这会给联想带来更多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损失活力，降低效率。
20年后，新联想仍否真能如柳所愿，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公司？这仍是未定之解。但联想过去20年来的探路经验，对于40岁才在一个几乎已中断商业传统的社会中创业的柳传志来说，他已经远远领先于时代。
距离联想集团在北京上地开发区的总部尚远，临近北四环的科学院南路，耸立着几幢灰色、富有金属光泽的方型建筑：融科资讯中心。仅仅几年前，其A座所在的位置上，还伫立着一座较为旧式的白色楼房——这正是当年联想电脑的总部，现在则成为拥有联想集团45%股份的联想控股的所在。
在他最常用的会议室中，悬挂着三幅雕版画：联想创业时借用中科院的传达室、后来多年盘踞的位于中关村的白楼，以及现在的融科资讯中心。就像在硅谷车棚中完成创业的戴维.帕卡德、比尔.休利特和斯蒂夫.乔布斯一样，1984年时，柳和11位同事在传达室这样一个完全与传奇无关的地方缔造了一个“传奇”(Legend)。
上海人柳传志于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雷达系统专业，文革之前之后，他都在中科院任研究员，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直到1984年初，40岁的柳传志得到了创业的机会。
当时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典型方式有三种：靠批文、靠平价外汇、靠走私。虽然柳传志今天回顾起来也表示他是“做一步总结一步”，但从最初他就想做点大事。真正的困难在于，在整个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一心遵循市场规矩创业的联想必须创造一种突破传统的企业文化。一向尊崇常识的柳传志将其核心归结为两点：求实和诚信。对外，企业间要讲诚信，对内，则要避免“做违心事，说虚话、空话、套话”。
后来写就《联想为什么？》的作者陈惠湘刚进入联想时，恰逢北京展览馆有个产业博览会，任公关部经理的陈每天都回来报喜说签了多少大单子。柳传志感觉数字太大，不太可能，第二天就自己去考察，发现陈所谓签下的单子里，多数只是意向。后来柳在公司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陈，对方很奇怪：为什么在其他企业都是好事，到联想就变成不好的事了呢？
正是依靠着此种“反传统智慧”的努力，联想成长迅速。当日后哈佛商学院将联想写入商业案例时，他们认为这端赖于柳为联想塑造了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但柳对此并不认同。他喜欢将塑造企业比喻为盖房子：屋顶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围墙是管理能力，地基是体制文化。相比西方成熟的商业环境，一些企业治理的基本观念在中国则需要从头树立，这才是联想的最大成就。
和外国公司相比，联想在“房顶上是有差距的，但底下的层面差距不大，甚至比他们做得好”，柳传志认为。早年他给外国公司做销售，有过深切体验，比如在销售中，如果有人利用此机会贪污，联想会十分果断的将对方抓出来。而正是因为柳对企业文化的刻意塑造，至今联想内部没有明显的帮派之分，这也成为此次收购IBM的PC业务后，杨元庆为首的中国团队能够让出管理权的关键。
1997年联想集团整合香港联想时，柳将自己的企业理念做了一次较为完整的梳理。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机制体制，另一个是管理理念。后者由“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三要素组成：建班子是基础的基础，其关键是企业内不能分帮结派；定战略必须适合执行，而带队伍则是企业文化的扎实。“不管正确与否，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套理念，没有理念发展就困难了。”
如果说管理理念层面体现了柳传志的韬略，那么联想能够成功改制更多依赖于其领导人处事的圆通——柳自己将其称为“妥协性”。
联想的改制筹划从1980年代末开始，但直到1993年才正式对中科院提出请求，所要求者，并非一步到位的股权，而是分红权，且只要35%。得到许可后，一直到1999年，联想看到政府对中关村企业改制日渐重视，才再度提出希望将分红权变为股权。又直到2年之后，才终于获得购买的机会。十年帷幄，堪称其“拐大弯”思路的最佳体现。
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当时提出改制的企业并不止联想一家，中央高层基曾派审计公司到各家企业内仔细查上三个月的账，最终得到改制审批的只剩下联想一家。“这证明我们确实是一个干净的企业。”
经过国家指定的审计单位的估值，按净资产计，打7折后，35%股权价值3个多亿。购买股权的费用，正是积累7年的分红：分红权没有使用，因为税务的问题未能解决，只能先将利润记下来，恰好够用。
“这件事情是需要有很大的忍耐，要看得很透彻。今天虽然很多企业还没有做得太好，但是我们走了一步至少是说明这件事是能做好的。”柳传志说。
(文/《环球企业家》□ 记者 张亮|文 出自：2005年2月 总第107期)
过去20年中，柳传志扮演过很多角色：科研人员、下海知识分子、中国最大电脑公司创始人、足球迷……但几乎无人能够想到，他会以一个从未尝试过的角色正式淡出联想集团：交易缔造者。
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的动作是一桩已经闻名全球的交易——虽然在2004年12月8日之前，“国际化”已成为中国商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且不乏海尔、华为和TCL这样的大胆试水者，但联想的大收购还是使其一跃即登到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破冰之旅的最巅峰：此前，尚未有过一家中国企业吞下更大、更加成熟的西方标志性企业的资产。
这种“谋定而后动”的经历对于60岁的柳传志而言并非首次。当多数国内企业家仍为生存而绞尽脑汁时，柳已就普遍困扰中国企业的生存、改制、交接班等一系列问题给联想找到堪称业界典范的解决方案。在其退休前，从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起步的联想已然是中国IT产业的代名词，在本土市场打败西方电脑巨头的大卫。正像FORTUNE杂志所评价的那样：“一个弱小的中国电脑公司努力汲取海外伙伴的智慧，然后，吃掉了他们的午餐。”
柳因此被舆论广泛称颂为中国商界的领袖人物。但他并非盖茨那样的技术天才，他创业时凭的只是“要紧的是确实要做一点事情”的简单信念；他也不像韦尔奇那样有一大堆的管理玄学供同业顶礼膜拜，有的只是借助中国传统智慧形成的朴素管理观念；他非李嘉诚那般长袖善舞，联想集团总是“慢半拍”的多元化尝试，鲜有成功个案；在自创品牌方面，他不及施振荣，他留给接班人的，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在市场攻伐的韬略方面，他甚至不及任正非，让联想可以强行突破险滩。正是这样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联想，成了中国自创品牌辛酸的最佳代言和做强做大的最接近样板。
可贵的是，和同时代其他惯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国内旗帜性企业家相比，柳愿意把联想的成败得失放在聚光灯下。
更具示范意义的，是联想所展现的中国公司治理的新文化。这其实才是联想成功最重要的基石。自创业起，柳就笃信市场和管理的力量。他将个人求实、诚信、稳健的风格融为联想的DNA。 尽管人们仍会用“铁腕”这样的词汇来评价柳的威权，但事实上，在一个制度缺失、“人治”盛行的商业环境中，柳领导的联想董事会已使联想成为中国最透明的现代公司之一，尽管这会给联想带来更多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损失活力，降低效率。
20年后，新联想仍否真能如柳所愿，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公司？这仍是未定之解。但联想过去20年来的探路经验，对于40岁才在一个几乎已中断商业传统的社会中创业的柳传志来说，他已经远远领先于时代。
距离联想集团在北京上地开发区的总部尚远，临近北四环的科学院南路，耸立着几幢灰色、富有金属光泽的方型建筑：融科资讯中心。仅仅几年前，其A座所在的位置上，还伫立着一座较为旧式的白色楼房——这正是当年联想电脑的总部，现在则成为拥有联想集团45%股份的联想控股的所在。
在他最常用的会议室中，悬挂着三幅雕版画：联想创业时借用中科院的传达室、后来多年盘踞的位于中关村的白楼，以及现在的融科资讯中心。就像在硅谷车棚中完成创业的戴维.帕卡德、比尔.休利特和斯蒂夫.乔布斯一样，1984年时，柳和11位同事在传达室这样一个完全与传奇无关的地方缔造了一个“传奇”(Legend)。
上海人柳传志于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雷达系统专业，文革之前之后，他都在中科院任研究员，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直到1984年初，40岁的柳传志得到了创业的机会。
当时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典型方式有三种：靠批文、靠平价外汇、靠走私。虽然柳传志今天回顾起来也表示他是“做一步总结一步”，但从最初他就想做点大事。真正的困难在于，在整个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一心遵循市场规矩创业的联想必须创造一种突破传统的企业文化。一向尊崇常识的柳传志将其核心归结为两点：求实和诚信。对外，企业间要讲诚信，对内，则要避免“做违心事，说虚话、空话、套话”。
后来写就《联想为什么？》的作者陈惠湘刚进入联想时，恰逢北京展览馆有个产业博览会，任公关部经理的陈每天都回来报喜说签了多少大单子。柳传志感觉数字太大，不太可能，第二天就自己去考察，发现陈所谓签下的单子里，多数只是意向。后来柳在公司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陈，对方很奇怪：为什么在其他企业都是好事，到联想就变成不好的事了呢？
正是依靠着此种“反传统智慧”的努力，联想成长迅速。当日后哈佛商学院将联想写入商业案例时，他们认为这端赖于柳为联想塑造了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但柳对此并不认同。他喜欢将塑造企业比喻为盖房子：屋顶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围墙是管理能力，地基是体制文化。相比西方成熟的商业环境，一些企业治理的基本观念在中国则需要从头树立，这才是联想的最大成就。
和外国公司相比，联想在“房顶上是有差距的，但底下的层面差距不大，甚至比他们做得好”，柳传志认为。早年他给外国公司做销售，有过深切体验，比如在销售中，如果有人利用此机会贪污，联想会十分果断的将对方抓出来。而正是因为柳对企业文化的刻意塑造，至今联想内部没有明显的帮派之分，这也成为此次收购IBM的PC业务后，杨元庆为首的中国团队能够让出管理权的关键。
1997年联想集团整合香港联想时，柳将自己的企业理念做了一次较为完整的梳理。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机制体制，另一个是管理理念。后者由“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三要素组成：建班子是基础的基础，其关键是企业内不能分帮结派；定战略必须适合执行，而带队伍则是企业文化的扎实。“不管正确与否，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套理念，没有理念发展就困难了。”
如果说管理理念层面体现了柳传志的韬略，那么联想能够成功改制更多依赖于其领导人处事的圆通——柳自己将其称为“妥协性”。
联想的改制筹划从1980年代末开始，但直到1993年才正式对中科院提出请求，所要求者，并非一步到位的股权，而是分红权，且只要35%。得到许可后，一直到1999年，联想看到政府对中关村企业改制日渐重视，才再度提出希望将分红权变为股权。又直到2年之后，才终于获得购买的机会。十年帷幄，堪称其“拐大弯”思路的最佳体现。
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当时提出改制的企业并不止联想一家，中央高层基曾派审计公司到各家企业内仔细查上三个月的账，最终得到改制审批的只剩下联想一家。“这证明我们确实是一个干净的企业。”
经过国家指定的审计单位的估值，按净资产计，打7折后，35%股权价值3个多亿。购买股权的费用，正是积累7年的分红：分红权没有使用，因为税务的问题未能解决，只能先将利润记下来，恰好够用。
“这件事情是需要有很大的忍耐，要看得很透彻。今天虽然很多企业还没有做得太好，但是我们走了一步至少是说明这件事是能做好的。”柳传志说。
(文/《环球企业家》□ 记者 张亮|文 出自：2005年2月 总第1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