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松：熬出博鳌 只赚不赔
蒋晓松身份：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被誉为“博鳌之父”；博鳌控股副董事长、晓奥集团董事长。
运作手法：会费，1万美元至25万美元不等。会务费，非会员3000美元，会员1000美元，媒体费用自理。赞助商，2005年会荷兰TNT集团35万美元成为主赞助商，还有其他多项指定赞助。餐饮服务、房地产、旅游开发。
经营现状：只赚不赔，前景远大。
说起国内的坛主，首先必须提的就是蒋晓松，因为他的“作品”是目前国内惟一有资格与达沃斯相比较的。
蒋晓松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蒋先生”，不过从今年2月4日开始，还可以叫他“蒋居士”了，因为身为无党派人士的他在这天正式成为佛教居士。
蒋晓松刚刚在通往博鳌的路上盖了一座名叫“东方文化苑”的醒目庙宇，“博鳌水城文化层面基本是空白，我们需要一种动力，我希望能打造一个凝聚东方人思想理念的庙宇，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建筑物的问题”，在被《时代人物周报》问到建庙的缘由时，蒋晓松这样解释。
2004年，中信集团入主博鳌，博鳌控股发生了很大变化。蒋晓松领导下的晓奥集团由昔日的大股东转为小股东，中信占股70%，而晓奥只占30%。不过缔造了博鳌奇迹的蒋晓松，还是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他以惯有的微笑对《时代人物周报》说：“我原先是在做一个面，现在是着力于一个点，由面到点的转变，精力也更集中了。”
没有一个馅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博鳌水城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在内是蒋晓松的一个综合作品，他说他“再低调也否认不了”。
“人生很有限。”头发花白的蒋晓松说出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不得不信以为真。因这只有努力地做过某一件事情，却发觉做这件事时已经不知不觉地耗费了人生的大好时光时，才能做出这样的总结。而这种结论是内心的感悟，所以他对《时代人物周报》讲：“男人一辈子如果能做一件让自己幸福的事，对大家也好，对家人也好，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么多年，实际我就做了一件事……”
无心插柳
其实蒋晓松当年到海南，也是奔着房地产去的，并且经历了痛苦的海南房地产泡沫。至今，说起这么多年的历程，蒋晓松还颇多感慨：“做这个事儿不容易：难不是一般的难，是海南(难)；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琼(穷)海；熬不是一般的熬，是博鳌(熬)。”
蒋晓松一直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人，在交谈中，他多次跟《时代人物周报》说：“做企业千万不要学我。”他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家、社会活动家。这也许跟他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蒋君超与著名电影演员白杨之子，血管里面流淌着艺术的血液有很大关系。
1983年蒋晓松执导的电视片《小木屋》以女科学家徐凤翔的事迹为蓝本，反映了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他因此在第28届纽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电视导演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其后，蒋晓松策划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和《故宫》，分别在日本NHK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并大受欢迎。如果蒋晓松一直搞影视，中国的影坛上除了陈凯歌、张艺谋，可能还多了个蒋晓松，但是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广阔舞台上，可能就会少了一个水城博鳌。
1992年，蒋晓松已经算一个小有成就的企业家，当时红火的海南房地产市场同样吸引了他的目光。拿着老将军王震给时任海南领导的亲笔信，1992年11月，蒋晓松以日本晓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博鳌开始组建了海南晓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这也是2004年他愿意以报恩的心态，甘心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转让股份的原因之一。
1996年1月，在海南经济低潮期间，博鳌水城项目破土动工。博鳌优越的自然环境、精心的规划以及高标准的开发建设，引起了世界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博鳌的项目建设整体停顿了两年多时间。
在公司极度困难的时候，蒋晓松卖了自己的车子，但是没有卖掉一分土地。这段回忆是让他自豪的,他对《时代人物周报》说：“蒋晓松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博鳌没有随意卖一寸土地。这点确保了今天没有形成乱开发的局面，我可能对博鳌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觉得从上天那里得到这么好的材料，我没有理由作蹩脚的裁缝把这块衣料裁坏。”
人脉力量
社会活动家对于蒋晓松而言绝不仅仅是个称号，如果没有广泛的人脉资源，纵使他有博鳌这样一块好地方，也不可能诞生一个代表亚洲的符号。正是这些资源的力量，让他领悟了圈聚人气的财富奥秘。
蒋晓松在日本生活期间结识了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经常的接触中，他听到了大量关于达沃斯的信息。而在北京贵宾楼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的相识，也是一切的伏笔。
1997年7月，晓奥公司建成了亚洲首个全岛型林克式(links)高尔夫球场，蒋晓松以个人名义请来其私人朋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作为首批贵宾为球场开杆。“那一次，两位前政要与我谈起了亚太经合组织、达沃斯论坛。而这一夜的长谈竟成为了点燃亚洲论坛创建与选址博鳌的火种。”蒋晓松对《时代人物周报》讲道，“建立一个泛亚洲的国际组织，不但是我们三人深夜长谈的成果所在，而且符合亚洲各国的愿望与想法。”
霍克不久便给江泽民主席写信提出倡议。此后，由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提议，26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博鳌亚洲论坛的构想逐渐成熟。
论坛的成立，有其特殊的意义。如果将其放在北京和上海，政府色彩就太强了。中性的默默无闻的博鳌很容易被人接受，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地的概念。它可能是亚洲大家庭很多成员之间平等宽松的很体面的对话平台。一个成功的论坛决定于能请来什么样的嘉宾，可博鳌每届年会从来不为嘉宾的规格犯愁。
再度谈起这些时，蒋晓松仍然掩饰不住自豪，“我觉得当时确实是独具慧眼，经过了十几年，今天再回头去看，可以结论性地讲这句话，在亚洲地区从先天性的角度来说都找不到一块综合点数比博鳌更好的地方，因为它名副其实的汇集了江河湖海，还有三座山和三个岛，从地球范围来说，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有这么好，墨西哥的坎昆、美国的佛罗里达有这样的地形地貌，但在亚洲，仅此一地！”
“我感谢上天感谢朋友，我也很感谢国家。因为整个东西都是因素和资源的排列组合，不是一件很平面很单一的事情。我觉得我很幸福也很幸运，这是我能感觉到的。”但是蒋晓松也有难为情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传言，说东屿岛的搬迁不过是走了一批穷的来了一批富的。这话让蒋晓松很难受，这也是让他难为情的事情之一。实际上，博鳌的老百姓是他接触到的最好的老百姓，有些事情没有替他们做到位，对蒋晓松而言比较遗憾。
对于博鳌的未来，蒋晓松告诉《时代人物周报》：“博鳌不仅仅要成为并超过达沃斯，目标应该是日内瓦……”
运作手法：会费，1万美元至25万美元不等。会务费，非会员3000美元，会员1000美元，媒体费用自理。赞助商，2005年会荷兰TNT集团35万美元成为主赞助商，还有其他多项指定赞助。餐饮服务、房地产、旅游开发。
经营现状：只赚不赔，前景远大。
说起国内的坛主，首先必须提的就是蒋晓松，因为他的“作品”是目前国内惟一有资格与达沃斯相比较的。
蒋晓松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蒋先生”，不过从今年2月4日开始，还可以叫他“蒋居士”了，因为身为无党派人士的他在这天正式成为佛教居士。
蒋晓松刚刚在通往博鳌的路上盖了一座名叫“东方文化苑”的醒目庙宇，“博鳌水城文化层面基本是空白，我们需要一种动力，我希望能打造一个凝聚东方人思想理念的庙宇，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建筑物的问题”，在被《时代人物周报》问到建庙的缘由时，蒋晓松这样解释。
2004年，中信集团入主博鳌，博鳌控股发生了很大变化。蒋晓松领导下的晓奥集团由昔日的大股东转为小股东，中信占股70%，而晓奥只占30%。不过缔造了博鳌奇迹的蒋晓松，还是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他以惯有的微笑对《时代人物周报》说：“我原先是在做一个面，现在是着力于一个点，由面到点的转变，精力也更集中了。”
没有一个馅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博鳌水城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在内是蒋晓松的一个综合作品，他说他“再低调也否认不了”。
“人生很有限。”头发花白的蒋晓松说出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不得不信以为真。因这只有努力地做过某一件事情，却发觉做这件事时已经不知不觉地耗费了人生的大好时光时，才能做出这样的总结。而这种结论是内心的感悟，所以他对《时代人物周报》讲：“男人一辈子如果能做一件让自己幸福的事，对大家也好，对家人也好，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么多年，实际我就做了一件事……”
无心插柳
其实蒋晓松当年到海南，也是奔着房地产去的，并且经历了痛苦的海南房地产泡沫。至今，说起这么多年的历程，蒋晓松还颇多感慨：“做这个事儿不容易：难不是一般的难，是海南(难)；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琼(穷)海；熬不是一般的熬，是博鳌(熬)。”
蒋晓松一直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人，在交谈中，他多次跟《时代人物周报》说：“做企业千万不要学我。”他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家、社会活动家。这也许跟他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蒋君超与著名电影演员白杨之子，血管里面流淌着艺术的血液有很大关系。
1983年蒋晓松执导的电视片《小木屋》以女科学家徐凤翔的事迹为蓝本，反映了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他因此在第28届纽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电视导演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其后，蒋晓松策划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和《故宫》，分别在日本NHK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并大受欢迎。如果蒋晓松一直搞影视，中国的影坛上除了陈凯歌、张艺谋，可能还多了个蒋晓松，但是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广阔舞台上，可能就会少了一个水城博鳌。
1992年，蒋晓松已经算一个小有成就的企业家，当时红火的海南房地产市场同样吸引了他的目光。拿着老将军王震给时任海南领导的亲笔信，1992年11月，蒋晓松以日本晓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博鳌开始组建了海南晓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这也是2004年他愿意以报恩的心态，甘心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转让股份的原因之一。
1996年1月，在海南经济低潮期间，博鳌水城项目破土动工。博鳌优越的自然环境、精心的规划以及高标准的开发建设，引起了世界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博鳌的项目建设整体停顿了两年多时间。
在公司极度困难的时候，蒋晓松卖了自己的车子，但是没有卖掉一分土地。这段回忆是让他自豪的,他对《时代人物周报》说：“蒋晓松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博鳌没有随意卖一寸土地。这点确保了今天没有形成乱开发的局面，我可能对博鳌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觉得从上天那里得到这么好的材料，我没有理由作蹩脚的裁缝把这块衣料裁坏。”
人脉力量
社会活动家对于蒋晓松而言绝不仅仅是个称号，如果没有广泛的人脉资源，纵使他有博鳌这样一块好地方，也不可能诞生一个代表亚洲的符号。正是这些资源的力量，让他领悟了圈聚人气的财富奥秘。
蒋晓松在日本生活期间结识了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经常的接触中，他听到了大量关于达沃斯的信息。而在北京贵宾楼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的相识，也是一切的伏笔。
1997年7月，晓奥公司建成了亚洲首个全岛型林克式(links)高尔夫球场，蒋晓松以个人名义请来其私人朋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作为首批贵宾为球场开杆。“那一次，两位前政要与我谈起了亚太经合组织、达沃斯论坛。而这一夜的长谈竟成为了点燃亚洲论坛创建与选址博鳌的火种。”蒋晓松对《时代人物周报》讲道，“建立一个泛亚洲的国际组织，不但是我们三人深夜长谈的成果所在，而且符合亚洲各国的愿望与想法。”
霍克不久便给江泽民主席写信提出倡议。此后，由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提议，26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博鳌亚洲论坛的构想逐渐成熟。
论坛的成立，有其特殊的意义。如果将其放在北京和上海，政府色彩就太强了。中性的默默无闻的博鳌很容易被人接受，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地的概念。它可能是亚洲大家庭很多成员之间平等宽松的很体面的对话平台。一个成功的论坛决定于能请来什么样的嘉宾，可博鳌每届年会从来不为嘉宾的规格犯愁。
再度谈起这些时，蒋晓松仍然掩饰不住自豪，“我觉得当时确实是独具慧眼，经过了十几年，今天再回头去看，可以结论性地讲这句话，在亚洲地区从先天性的角度来说都找不到一块综合点数比博鳌更好的地方，因为它名副其实的汇集了江河湖海，还有三座山和三个岛，从地球范围来说，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有这么好，墨西哥的坎昆、美国的佛罗里达有这样的地形地貌，但在亚洲，仅此一地！”
“我感谢上天感谢朋友，我也很感谢国家。因为整个东西都是因素和资源的排列组合，不是一件很平面很单一的事情。我觉得我很幸福也很幸运，这是我能感觉到的。”但是蒋晓松也有难为情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传言，说东屿岛的搬迁不过是走了一批穷的来了一批富的。这话让蒋晓松很难受，这也是让他难为情的事情之一。实际上，博鳌的老百姓是他接触到的最好的老百姓，有些事情没有替他们做到位，对蒋晓松而言比较遗憾。
对于博鳌的未来，蒋晓松告诉《时代人物周报》：“博鳌不仅仅要成为并超过达沃斯，目标应该是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