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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酸工人如何资产千万

房间8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排衣柜,一张写字台,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仅此而已。

    四川海河高压胶管厂地处龙潭寺东路190号,几排平房,红瓦砖墙,一看便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

    3月29日上午,记者走进厂要找老板张思明,工作人员便把记者带进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陈旧、简陋,除了一排旧沙发,另外就是一张旧办公桌。记者想,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也好不到哪里去。正想着,张思明进来了。记者说能不能到你办公室谈谈?他笑了,说这就是他的办公室。记者非常吃惊:不论哪个老板,即使工厂旧点,但办公室还是装修得富丽堂皇的。
  张思明54岁,穿着一件灰色的上衣,里面一件有条纹的白色衬衫,和普通工人的装束差不多,肤色黝黑的他眼神里露出疲惫,“我经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短短寒暄后,他还是觉得应该找个更适合采访的地方,因为旁边厂房的机器声不断传进来。他选择了自己的房间。

    一进房间,记者又一次惊讶了。房间8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排衣柜,一张写字台,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仅此而已。张思明说,所有的家具都是30年前和妻子结婚时买的,“看上去是不好看,但结实,一直没坏!”

    张思明就坐在床沿和记者聊天。他说,他原是四川煤矿机械厂的工人,因为会说,1984年被工厂调整为一般销售人员。“不是自夸,我确实为厂里贡献不小,但就是因为爱说,很多事情看不惯就说,说得多了,就令人讨厌,令人讨厌了,做再多的事就都等于零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无所有的张思明辞职了,单干。他先是帮人打工,有了一定资本,就买回设备自己办厂,他的创业故事其实与许多老板初期创业时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没有老板像他一样,直到现在还住在8平方米的简陋屋子里。

    张思明办厂10多年,是不是没有挣到钱,生活这样寒酸?记者小心翼翼问他的收入,他也不回避,说:“我们厂是西南惟一的高压胶管厂,一年的销售额1000多万元。我的固定资产就有几千万!”记者再一次感到惊讶。

    女儿

    张思明在工厂安家,把女儿独自“扔”在市内。但再过一个月,她将到法国留学拿博士学位。

    张思明和妻子常年住在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他们和工人一起吃伙食团,共用一个简陋的厕所,一同在车间劳动。张思明说,8平方米的屋子就是他们的家。为何会这样?张思明说,我要告诉工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张思明的这种想法,与他的创业经历有关。1999年,当他把作坊式的小厂变成较具规模的工厂时,租用的地方一片狼藉。他和30多个工人一起白天黑夜地弄房子、调试机器,一天睡3个小时。“处于创业阶段,为了节约资金,我们什么都自己干。”一次,他干着干着,竟一头栽倒在地,别人以为他受伤了,没想到他是睡着了。

    出成品后,工厂就一直在赚钱,张思明也一步步变成了富翁。但他的生活一点都没有变,他说:“不能因为有钱了就和工人疏远距离,我是想告诉工人们,我和他们是一样的,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工人李富德对记者说,他进厂一年多了,进来便听工友们讲张思明的创业故事,“从他身上,我们得到了动力,不仅是工作上的动力,还有生活上的动力。”

    确实是这样,张思明和妻子在工厂安家,把女儿独自“扔”在市内,她的女儿张晓谦也因此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不过,张思明在说起女儿时有些愧疚。他说,从女儿读初中开始,她就完全独立生活,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家还得自己做饭吃,如果再有作业,那就得熬到深夜了。张晓谦一般不给父母打电话,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只有一次,她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不得不给父母打电话。母亲倪娜赶回家时,张晓谦已经昏迷了,事后倪娜想起这些就哭。但没有得到父母照顾的张晓谦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在电子科大读了硕士研究生,再过一个月,她将独自到法国留学拿博士学位。

    笑话

    张思明形象太“工人”,所以经常闹笑话。但这些笑谈,却成了他厂里工人口中的美谈。

    在记者采访过的老板中,绝大部分都和张思明一样有痛苦挣扎的创业经历,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创业时大不一样了:穿着国际一线品牌的服饰,出入高档酒店,喝五粮液或者XO,抽中华或者熊猫香烟。张思明说,别的老板这样消费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他不太习惯奢侈的生活,因而他的形象跟当年从工厂辞职出来那时没什么两样。

    记者注意到,他抽的是“蓝娇”,中午吃饭时习惯喝两口“小角楼”;他的衣橱中有一件上档次的西装,不过一年也难得穿一次。因为他的形象太“工人”,所以经常闹笑话。

    去年底的一天,张思明去理发店理发,他通常都是去最便宜的理发店。那次在原煤矿机械厂门口的理发店理完发后,他从兜里掏出钱,一张1元的和一张10元的,他继续掏,看能不能再掏出一张1元币,理发的小姑娘见了,忙说:“师傅,你给1元钱算了,你们下岗工人也不容易。”

    笑话不止一次。就在上个月,张思明去龙潭寺某村看土地——他们的企业规模要扩大,需要另外选址。该村支部书记见他对土地的情况问来问去,就问他:你是哪里的?张思明说:“我是海河厂的。”书记就说:“你们海河厂的老板我认识,还一起喝过酒呢!”他对张思明上下打量了一番,又问:“你们老板怎么派你来?”书记说的那个“老板”其实是张思明的副手,之前他去看了土地,并与书记达成了共识。

    张思明的副手张渝根就很注重自身形象,穿西装打领带,他对记者说,他们经常跟老板去和客户谈生意,“每次去了后,人家热情地给我让座,给我散烟,而对张老板不理不问。他们把我当老板,把老板当随行的工作人员了。”他说起就哈哈大笑。

    记者在采访张思明的两天里,他两次坐着一辆五成新的2000型桑塔纳轿车出去办事,而在他工厂的一间库房里,却停放着一辆宝马。“宝马一个月很难用一次,只有特别的交际活动才用。我觉得宝马车跟我的穿着不太匹配。”

    工友

    安明是名刑满释放人员。在张思明厂里,他找到了自信;在张思明身上,他看到了榜样。

    从2003年起,张思明确定了补充工人的新原则:普通工人,只招下岗工及“4050”人员。他说,他参加过原煤矿机械厂裁员的会议,“在宣布下岗人员名单后,他们眼中那种失落、伤感以及脸上的表情让人印象深刻,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突然没了工作,一个家庭可想而知。”

    目前,海河厂有50多个工人,其中20多个都是下岗工。38岁的李福德是四川橡胶厂的下岗工,刚下岗时觉得天都塌了,孩子要读书,老人要供养,在一段时间里,断了生活来源的他几乎丧失了生活信心。一年多前,他被张思明招到厂里当工人,每月1000多元钱的工资收入改变了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但对他来说,得到的不仅仅是工资收入,“我进厂就听说张老板自强创业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只要努力奋斗,什么情况都可以改变的。”

    张思明虽然对自己“抠门”得厉害,但对工人却不一样。他对工资的发放与其他企业不太一样:他工厂的车间里有一个黑板,每个工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工人每天干了多少活,该拿多少计件工资,都记录在上面。记者看到,有些工人一天可挣90多元,一般的也在40到60元之间。对一般工人而言,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到1500元工资,他们非常满意。“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高的工资,老板从来不克扣我们。”“我们之间没有雇工和老板的距离,我觉得我经过努力也会像他一样成功。”……这些,都是工人们的声音。

    其实刑满释放人员安明(化名)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他也曾想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但因为犯过罪屡次遭到用人单位的拒绝,并因此丧失信心,从而酿成“四进宫”,坐牢10多年。也因为安明屡次犯罪,家人对他彻底失望了,将他扫地出门,并多次搬家,直到他找不到为止。

    前年,张思明接纳了他,这让他深受感动,他每天踏踏实实地劳动,看着每天墙上的工资表,他看到了自己创造的价值。今年春节,安明的家人听说他的情况后,主动找到工厂,让安明回家吃团年饭。那个时候,安明哭了,然后笑了。

    后记 抠门老板的向上力量

    采访张思明,我花了很长时间。和他聊,和他的副手聊,和他的工人聊。去他的办公室,去他的车间,去他的房间,去他的食堂和厕所。

    最开始我一直都在怀疑自己,我要找的人是自强不息的,而张思明表现出的似乎与我的选题有些隔膜。但当我去了他的车间,和他的工人们打成一片之后,我突然发现并非我所想的那样:自强的人不仅仅表现在通过不息的奋斗改变自己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张思明通过自己的言行把一种信心传递给了工人,让他们得到向上的力量。

    在我的正文中,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详细地涉及,那就是张思明扩厂。一个企业要扩厂,是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需求,是市场的需求,是想赚更多钱的需求。但张思明扩厂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他说,他扩大生产线后,估计还要补充30名左右的工人,他要招的还是城镇下岗工,或者是曾被人抛弃的刑满释放人员。他说,让更多人在生活中高兴起来,比挣钱还令人高兴。他还说:“光四川省,每年对高压胶管的需求量就有5个亿,我们作为西南惟一的生产工厂,年产值才1000多万,我不拼起来,对不起我这个职业。”

    “穷酸”的张思明让我想起了富翁李嘉诚、巴菲特以及船王包玉刚,他们对待自己的生活也是“抠门”的,但他们对社会却是大方的,两者之间的差别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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