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重压催生“富翁门诊”
打个电话与自己的心理医生约个时间，在一个午后的傍晚，躺在舒适的沙发上，闭上双眼在舒伯特的小夜曲中与身着亲切服装的心理医生娓娓诉说又或是仅仅躺座寻求片刻的安适……这些曾经在外国影片中看到的心理咨询场面，正离中国人，至少是“白领”、“金领”与富翁们越来越近。
当睡眠成为奢侈
“上大学时跟同学比谁最能熬夜，现在大家开始比每天谁能睡得着觉了！”刚见到记者小磊就这样“诉苦”。当年小磊和自己的大学同学一起到这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为了能和同学比个高低，小磊工作三年来很少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现在失眠已经成了26岁的小磊最头疼的事。
“公司接到设计任务，一开始我总是抢着干，通常是忙到深夜，”她说，“那时我还能体会到工作的乐趣，看着自己设计的作品心里很满足，但是广告设计这种工作是要求新求变的，客户的要求越来越高，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现在，我一接到任务就担心自己做不好，吃饭睡觉都在琢磨如何设计。”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一期全球睡眠中国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存在失眠的人群高达41.5%。一位医生告诉记者，上班族出现睡眠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其次因为人际关系上的矛盾或遇到挫折等而感到焦虑；另外，很多人晚上都会工作到很晚，虽然这些人只是坐在电脑前工作，身体并未感到疲劳，但脑力过度疲劳必然会对睡眠产生影响。
杨阳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做记者，两年多的记者生活让杨阳怀疑自己得了心理疾病。“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工作，其余什么心思都没有，连出去玩玩都会有负罪感。记者在很多人眼里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人们习惯把它和高收入、高地位联系起来，可谁知道这后面的高压力呢？”由于长期紧张，杨阳说，他现在一听到手机响心里就会一激灵，“我不知道电话那端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说，“有时想想自己还不如那些体力劳动者，一天累到晚，睡得也香。”
亟待拯救
小磊、杨阳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若不是采访我们根本不会相识，与他们相比，下面名单上这些人可能人们早就熟悉，而他们的离去让所有正在职场拼杀的人心里不再平静：1993年3月9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宏跳楼身亡；2003年8月4日，韩国现代集团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身亡；2005年1月1日，山西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跳楼自杀身亡，其生前开创的山西省运城鑫龙稀土磁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达到3.8亿余元；同年1月9日，陕西省著名民营企业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在西安市城区的大酒店内突然自杀身亡，他在2003年《新财富》杂志中国富人排行榜中，以8.8亿元财富名列第98名。
“人在某一点的辉煌，容易被看作是‘大人物’，好象‘小人物’发生的灾难与他无关，实际上，生活的压力、职场的压力就像大气压一样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到我这里咨询如何缓解职场压力的人太少了，”黑龙江省心理咨询协会秘书长朱广雨对记者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感受到的职场压力有多小，我私下接触到很多‘白领’，他们承受的压力确实很大，但他们多数认为自己能够自我调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国一些大城市中的外资企业大多为管理层与员工们设立了固定的心理咨询专款。“我了解的一家公司每年给每位员工拨款3000元，专门用于心理咨询，缓解压力。”朱广雨告诉记者。
探究“富人门诊”
赵恩龙和徐凯的人生轨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缩影，他们足以警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先富起来的一群人：时势所造就的经济能人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还须在文化背景、视野见识、个性气质等方面完成历史性的嬗变。只有跨越这道坎，守望健康精神家园的富翁们才能与时代同步，中国也才能大量涌现长盛不衰的经济望族和百年企业。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专门针对高收入阶层的心理咨询机构也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悄然兴起。
目前北京已有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咨询部和中美合资的和睦家医院两家心理咨询机构为中高收入人群提供服务，前者的收费每50分钟从人民币500元至1200元不等，后者主要为在华的外籍员工服务，最高收费为每50分钟150美元。相对于一般的心理咨询机构，专门针对富豪的心理咨询机构看病前需要提前预约，就医条件则更加人文。
“来访者面临的问题五花八门，从婚姻、家庭危机、失眠健忘到人际关系紧张，还有许多饱受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困扰，他们都不同程度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由于收费较高，目前这个诊所主要面向高收入阶层，也就是常人所说的富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咨询专家丛中教授说。
“其实，人们在谈到富豪时，更多地是说他们在商业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拥有了多少资产。”丛中指出，在巨额财富的背后，富豪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
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分析显示，自杀已成为中国15岁至34岁人群死亡的首因。近年来，有关富豪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
在丛中看来，高收入者由于事业的需要往往疏于与家人联系，因而普遍比常人更加缺乏亲情。“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内心又非常痛苦，自杀就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手段。”
据统计，在开始运营的前5个月中，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咨询部平均每月接待来访者30人以上。“心理咨询50分钟才接待一个，半天只能接待4名来访者，门诊部显然无法满足大量需要帮助的来访者。”丛中说。
丛中告诉记者，许多人早上4、5点就来门诊部排队，到最后没号了，只好向票贩子买，有时心理咨询门诊的票能炒到五六百块钱一张。
“可以推断，高额的咨询费用使得大量的低收入患者望而却步。”丛中介绍说。尽管出于对来访者的尊重，咨询部不会探究来访者的财产状况，但他承认能够掏得起咨询费的主要都是高收入人群，或者来自于高收入家庭的成员。
那又是什么让专家心理咨询如此昂贵呢？“专家心理咨询是人工的，不能机械化地批量生产。”丛中说。他还强调：“心理帮助不是一次性的，个别简单的病例可以这样，但大多数问题需要多次的会谈，具体程序要经过医患双方商定。”
丛中认为，心理健康是高质量生活的基础。他同时建议富豪们，在角色上，尽量把自己与企业分开；在情感方面，要注意对亲情等情感的投入；还可以做一些慈善活动，体会精神方面的幸福。此外，丛中还建议，富豪们定期到心理咨询机构就医，最好能有自己的心理保健医生。
“中国刚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一代的中国富翁，经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心理学家刘明说。事实上，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呼吁人们应对心理健康给予更多关注，尤其是那些在财富道路上孤独前行的企业家，毕竟善待财富及其创造者与保护贫困者的基本权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应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网上收集]
当睡眠成为奢侈
“上大学时跟同学比谁最能熬夜，现在大家开始比每天谁能睡得着觉了！”刚见到记者小磊就这样“诉苦”。当年小磊和自己的大学同学一起到这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为了能和同学比个高低，小磊工作三年来很少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现在失眠已经成了26岁的小磊最头疼的事。
“公司接到设计任务，一开始我总是抢着干，通常是忙到深夜，”她说，“那时我还能体会到工作的乐趣，看着自己设计的作品心里很满足，但是广告设计这种工作是要求新求变的，客户的要求越来越高，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现在，我一接到任务就担心自己做不好，吃饭睡觉都在琢磨如何设计。”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一期全球睡眠中国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存在失眠的人群高达41.5%。一位医生告诉记者，上班族出现睡眠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其次因为人际关系上的矛盾或遇到挫折等而感到焦虑；另外，很多人晚上都会工作到很晚，虽然这些人只是坐在电脑前工作，身体并未感到疲劳，但脑力过度疲劳必然会对睡眠产生影响。
杨阳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做记者，两年多的记者生活让杨阳怀疑自己得了心理疾病。“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工作，其余什么心思都没有，连出去玩玩都会有负罪感。记者在很多人眼里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人们习惯把它和高收入、高地位联系起来，可谁知道这后面的高压力呢？”由于长期紧张，杨阳说，他现在一听到手机响心里就会一激灵，“我不知道电话那端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说，“有时想想自己还不如那些体力劳动者，一天累到晚，睡得也香。”
亟待拯救
小磊、杨阳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若不是采访我们根本不会相识，与他们相比，下面名单上这些人可能人们早就熟悉，而他们的离去让所有正在职场拼杀的人心里不再平静：1993年3月9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宏跳楼身亡；2003年8月4日，韩国现代集团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身亡；2005年1月1日，山西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跳楼自杀身亡，其生前开创的山西省运城鑫龙稀土磁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达到3.8亿余元；同年1月9日，陕西省著名民营企业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在西安市城区的大酒店内突然自杀身亡，他在2003年《新财富》杂志中国富人排行榜中，以8.8亿元财富名列第98名。
“人在某一点的辉煌，容易被看作是‘大人物’，好象‘小人物’发生的灾难与他无关，实际上，生活的压力、职场的压力就像大气压一样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到我这里咨询如何缓解职场压力的人太少了，”黑龙江省心理咨询协会秘书长朱广雨对记者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感受到的职场压力有多小，我私下接触到很多‘白领’，他们承受的压力确实很大，但他们多数认为自己能够自我调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国一些大城市中的外资企业大多为管理层与员工们设立了固定的心理咨询专款。“我了解的一家公司每年给每位员工拨款3000元，专门用于心理咨询，缓解压力。”朱广雨告诉记者。
探究“富人门诊”
赵恩龙和徐凯的人生轨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缩影，他们足以警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先富起来的一群人：时势所造就的经济能人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还须在文化背景、视野见识、个性气质等方面完成历史性的嬗变。只有跨越这道坎，守望健康精神家园的富翁们才能与时代同步，中国也才能大量涌现长盛不衰的经济望族和百年企业。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专门针对高收入阶层的心理咨询机构也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悄然兴起。
目前北京已有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咨询部和中美合资的和睦家医院两家心理咨询机构为中高收入人群提供服务，前者的收费每50分钟从人民币500元至1200元不等，后者主要为在华的外籍员工服务，最高收费为每50分钟150美元。相对于一般的心理咨询机构，专门针对富豪的心理咨询机构看病前需要提前预约，就医条件则更加人文。
“来访者面临的问题五花八门，从婚姻、家庭危机、失眠健忘到人际关系紧张，还有许多饱受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困扰，他们都不同程度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由于收费较高，目前这个诊所主要面向高收入阶层，也就是常人所说的富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咨询专家丛中教授说。
“其实，人们在谈到富豪时，更多地是说他们在商业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拥有了多少资产。”丛中指出，在巨额财富的背后，富豪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
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分析显示，自杀已成为中国15岁至34岁人群死亡的首因。近年来，有关富豪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
在丛中看来，高收入者由于事业的需要往往疏于与家人联系，因而普遍比常人更加缺乏亲情。“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内心又非常痛苦，自杀就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手段。”
据统计，在开始运营的前5个月中，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咨询部平均每月接待来访者30人以上。“心理咨询50分钟才接待一个，半天只能接待4名来访者，门诊部显然无法满足大量需要帮助的来访者。”丛中说。
丛中告诉记者，许多人早上4、5点就来门诊部排队，到最后没号了，只好向票贩子买，有时心理咨询门诊的票能炒到五六百块钱一张。
“可以推断，高额的咨询费用使得大量的低收入患者望而却步。”丛中介绍说。尽管出于对来访者的尊重，咨询部不会探究来访者的财产状况，但他承认能够掏得起咨询费的主要都是高收入人群，或者来自于高收入家庭的成员。
那又是什么让专家心理咨询如此昂贵呢？“专家心理咨询是人工的，不能机械化地批量生产。”丛中说。他还强调：“心理帮助不是一次性的，个别简单的病例可以这样，但大多数问题需要多次的会谈，具体程序要经过医患双方商定。”
丛中认为，心理健康是高质量生活的基础。他同时建议富豪们，在角色上，尽量把自己与企业分开；在情感方面，要注意对亲情等情感的投入；还可以做一些慈善活动，体会精神方面的幸福。此外，丛中还建议，富豪们定期到心理咨询机构就医，最好能有自己的心理保健医生。
“中国刚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一代的中国富翁，经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心理学家刘明说。事实上，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呼吁人们应对心理健康给予更多关注，尤其是那些在财富道路上孤独前行的企业家，毕竟善待财富及其创造者与保护贫困者的基本权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应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网上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