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需要制度平台
关于民营企业成长的讨论越来越多，但大都是围绕着民营企业家乃至围绕管理进行的。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实际上，民营企业成长的过程和经济转型的过程如影随形。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离不开市场规则的型构和演化，而市场规则的型构和演化又离不开民营企业之间的博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特别是规则上的成功）最终要靠政府和民营企业，总体上来讲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政府要形成自身的规则，民营企业要形成自身的规则，并且这两种规则要相互作用共同演进。
中国的民营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总体上来讲最具活力、成长最快的企业大都来自民营企业，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是“创造性破坏”的主体，为数众多，良莠不齐，大浪淘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博弈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形成坏的规则，而这些坏的规则就可能形成“坏的市场经济”，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要考虑到由“策略互补性”的存在而可能导致整个过程朝着坏的方向收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由于社会博弈而陷入困境的可能性，社会博弈并不是“万能”的。
因为民营企业家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营企业家的载体则是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的潜在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实际上，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笔者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曾经提出了中小企业的五大潜在的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是市场力量演化的催化剂。
按照国外转型经济学的分析，整个过程可以这样来理解：在转型刚开始时，计划的短缺经济导致了没有使需求得以满足的市场空隙，这就为企业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虽然没有支持市场的制度（mar－ket-supportinginstitutions），但是体制外的循环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自助机制（self-helpmechanisms），这一机制建立在不断进行的关系（ongoingrelationships）的基础上，也就是相当于建立在我们平时所说的“重复博弈”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型合约在民营企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很明显，这种分析和民营企业的现实是非常吻合的。
但是所谓的自助机制并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不能用以支持非常复杂的交易，因为这种隐性的合约往往必须靠自我实施，一旦情况有变，自我实施就可能难以为继，所以需要正式制度的支持，虽然由正式制度支持的第三方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依靠自我实施。笔者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曾经对民营企业扩张的弊病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低成本的可以对“不合理机制”进行有效替代的机制，说到底就是缺乏良好的正式制度的支持。关系型合约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等它的经济能量释放出来以后，如果没有新的机制取而代之，那么就会产生重重问题，比如说，民营企业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做大”和“做强”，从而面临成长障碍。
民营企业不能冲破原来的“套子”（自助机制），就不能进一步顺利扩张；而冲破原来的“套子”（自助机制），又有赖于正式制度的建立，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两难”。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阿维纳·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表明，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市场就不可能扩展，这样的组织早晚会被淘汰。史晋川教授对“温州模式”的分析也表明，现阶段的温州民营企业没有离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作用，并且很有可能陷进了“锁入效应”，结果自然是，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民营企业能否顺利成长从另一个侧面（市场规则）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轨。
如果说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就是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非正式制度的平台的话，那么现阶段的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提供一个正式制度的平台。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
[网上收集]
中国的民营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总体上来讲最具活力、成长最快的企业大都来自民营企业，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是“创造性破坏”的主体，为数众多，良莠不齐，大浪淘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博弈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形成坏的规则，而这些坏的规则就可能形成“坏的市场经济”，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要考虑到由“策略互补性”的存在而可能导致整个过程朝着坏的方向收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由于社会博弈而陷入困境的可能性，社会博弈并不是“万能”的。
因为民营企业家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营企业家的载体则是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的潜在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实际上，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笔者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曾经提出了中小企业的五大潜在的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是市场力量演化的催化剂。
按照国外转型经济学的分析，整个过程可以这样来理解：在转型刚开始时，计划的短缺经济导致了没有使需求得以满足的市场空隙，这就为企业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虽然没有支持市场的制度（mar－ket-supportinginstitutions），但是体制外的循环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自助机制（self-helpmechanisms），这一机制建立在不断进行的关系（ongoingrelationships）的基础上，也就是相当于建立在我们平时所说的“重复博弈”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型合约在民营企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很明显，这种分析和民营企业的现实是非常吻合的。
但是所谓的自助机制并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不能用以支持非常复杂的交易，因为这种隐性的合约往往必须靠自我实施，一旦情况有变，自我实施就可能难以为继，所以需要正式制度的支持，虽然由正式制度支持的第三方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依靠自我实施。笔者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曾经对民营企业扩张的弊病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低成本的可以对“不合理机制”进行有效替代的机制，说到底就是缺乏良好的正式制度的支持。关系型合约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等它的经济能量释放出来以后，如果没有新的机制取而代之，那么就会产生重重问题，比如说，民营企业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做大”和“做强”，从而面临成长障碍。
民营企业不能冲破原来的“套子”（自助机制），就不能进一步顺利扩张；而冲破原来的“套子”（自助机制），又有赖于正式制度的建立，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两难”。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阿维纳·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表明，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市场就不可能扩展，这样的组织早晚会被淘汰。史晋川教授对“温州模式”的分析也表明，现阶段的温州民营企业没有离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作用，并且很有可能陷进了“锁入效应”，结果自然是，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民营企业能否顺利成长从另一个侧面（市场规则）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轨。
如果说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就是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非正式制度的平台的话，那么现阶段的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提供一个正式制度的平台。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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