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喜好撒谎
一百多年前，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做了一番所谓的“考察”之后得出共识：虚伪是中国人最为突出、明显的特性。从此，中国就成了一个“被证实”沉溺于撒谎的国度。
此后，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学者也都认为，中国国民普遍存在虚伪这种文化劣根性。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中外学者持有类似判断。
然而，公允地说，尽管我们的国民性里存在一定程度的虚伪特性，但上述判断也实在有些过于夸大事实，中国人确实常常处于内心意念与外在言行不一致的状态，但是表里不一的特性并不能简单地与虚伪特性画上等号。
其实，我们许多人都容易在自我意识中产生这种混淆。我们总是隐约察觉到自己的表里不一状态或特性，但不敢向他人承认，也不敢自我承认，生怕自己真是一个伪君子，于是，我们内心产生了阴影，一种由“表里不一”人格特质构成的阴影。
总有一些往事，不堪回首；总有一些念头，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绪，无法释怀……
因为，我们心中产生了阴影。
所谓阴影，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隐约感受到，却又不敢认同、不愿接受、不能正视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意象。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实践中遭遇负面经验时，就有可能感受到阴影，或者说，意识到心里面产生了阴影。本专题系列着重诠释我们中国人在传统社会文化及其变迁脉络下各种阴影的文化特性及其意义。
表里不一既是对客观事实的判断，也是主观价值判断，虚伪是赋予道德判断的表里不一
我们说，表里不一是指内心意念与外在言行不一致。它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判断，也可以作为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翻开《现代汉语词典》，虚伪的解释是：不真实；不实在；做假。可以说，虚伪是一种纯然的主观价值判断，一种赋予了道德判断的表里不一。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表里不一”不一定就是“虚伪”。比如，公安干警乔装打入黑社会内部卧底，自然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面对犯罪分子的盘问质疑，还要与之巧妙周旋、虚与委蛇。我们可以说公安干警在这种特殊情形下是“表里不一”，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虚伪”。
另一种情形是医生面对垂危病人关于其病情的询问，人道主义的做法当然是“不告诉实情”，至少要“见机行事”。我们通常称医生在这种情形下的说辞是“真诚的‘谎言’”，这种“谎言”当然与一般的谎言，即不真诚的谎言，性质完全不同。
看来，我们似乎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任何“表里不一”都说成“虚伪”。其实，上述两个例子在西方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虚伪”概念同样是一种赋予了道德判断的“表里不一”。
中国式的表里不一是一种含蓄的智慧的表达方式，西方人并不能理解
我们中国人的“表里不一”很难清楚地划分为“虚伪”和“不虚伪”两极；西方人认为的“虚伪”，我们中国人并不一定看作“虚伪”。
事实上，西方人对虚伪的道德判断标准以个人自由、权利平等为原则，而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的基础则是自我真诚。当自我真诚未附加其他的信念和原则时，其实际上就等同于个人的表里如一。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总是在不做深入考察、不了解内情的状况下，不加区分地将中国人的各种“表里不一”均与“虚伪”混为一谈，由此得出“中国人虚伪、爱撒谎”的表面化结论。
比如，西方人经常指责中国人“虚伪”的一种经典情形是父母对子女的性教育。中国的父母在生育和男女性关系的问题上很少对未成年子女讲实话，甚至编出一些无聊的瞎话。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虚伪。当然，这种做法是否恰当、适宜，已随着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变迁受到愈来愈多的质疑。
再如，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礼让大都是假客气、假客套。的确，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在礼让中的言行与其内心的想法、欲望、目标完全一致，但礼让作为一种尊重对方的态度却可能是真心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有的西方人专挑古代儒家圣人的“毛病”。有一次，孔子的一位学生求见，孔子托病委婉拒绝，但当这位学生出门后，孔子取下古瑟，边弹边唱，以让学生听到他的答复。原来，孔子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避免直接说出他不想见这位学生的原因在于他人品不好。于是，西方人感叹：原来儒家老祖即好伪。其实，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看来，孔子的这个做法非但不是虚伪，反而是确确实实的真诚，只不过他选择了一种含蓄的智慧的表达方式。
不限于上述数例，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在守约、借贷方面乃至整个为人处世的人情、面子功夫，无不受到是否具有诚信、是不是虚伪的质疑。
表里不一是人类所有个体的生活常态，中国人表里不一与外圆内方的生活哲学有关
严格地说，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完全表里如一的人。实际上，表里不一是我们人类所有个体的生活常态。我们之所以表里不一，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外在情势的变化失去了掌控；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当然，更可能是因为我们隐藏了自己的内心意念而在言行上做另一种表达。
显然，对“表里如一”进行道德判断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判断我们隐藏自己内心意念的内在动机？
西方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分为意识和无意识，其中无意识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正所谓弗洛伊德的“海面下冰山”乃至荣格的“海底河床”；而人格中主要的无意识成分会与社会文化要求及理想人格发生冲突；好在人格中的主要的意识成分，会出面来调停这种冲突，即让无意识的自我冲动以恰当的隐蔽方式得到部分满足。按照这种理论，西方人“表里不一”的主要内在动机成分都被扔进了无意识大框，从而方便地逃避了道德审判。
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是否虚伪的评判历来以能否内心正直、照顾整体效益为原则，而内心正直、整体效益的基础则是拿捏分寸。这又源自于中国古币形制的“外圆内方”的生活哲学。“内方”，即内心正直、有原则；“外圆”，即圆融变通、拿捏分寸。表面看，“外圆”与“内方”似乎矛盾，其实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通过发挥“外圆”而达成“内方”；通过坚守“内方”而把握“外圆”。所以，如何“隐藏内心意念”只是方式、手段，其本身无所谓道德判断，只要内心正直、拿捏分寸，达成长远的整体效益的目的即可。
一个人私欲膨胀，拿捏不了合适的分寸，表里不一就会向虚伪倾斜
当然，一旦私欲膨胀、关系冲突、拿捏不了分寸，“表里不一”即向“虚伪”倾斜，或显露出彻头彻尾的“虚伪”面相，如见风使舵、模棱两可、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打肿脸充胖子、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左右逢源、趋炎附势等。
应当说，中国人对虚伪的道德判断标准立意境界颇高，超越了封闭的个体范畴，相当切合关系网络中个人与他人及整体的实惠和精神需求，但也极为模糊，不好把握，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的“表里不一”很难分辨、判断、感受，常常莫名其妙地自我困惑、忧虑、担心、恐惧，以致心头阴云密布……
尤其是随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中国人对虚伪的道德判断标准出现了一个更加凸显的问题：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已经愈来愈被人们意识到是一种人性的力量，而当这种原初的动力没有获得充分的正当性，当个人自由、权利平等观念不能大力张扬时，所谓内心正直与整体效益有可能落空且被隐藏的内心私念所取代，而拿捏分寸也有可能转化为虚伪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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