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说校园性问题
文章来源：中青网
2004年1月2日上午，北京出版社举行了《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研讨会。著名教育专家孙云晓与张引墨采访了13位发生过性交关系的中学生写成此书，该书至少讲述了五个事实：一、这些学生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二、他们三分之一来自重点中学或声名显赫的学校；三、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四、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其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五、他们对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以下是本次研讨会的摘要。
刘子君，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是市属出版社，在国内也是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下属有八个出版社，北京少儿社是八个出版社的一个副牌社。这本书因为考虑到读者的取向，用的是北京出版社的牌子。
北京出版社和北京少儿社长期以来一直对教育问题比较关注，出版了很多教育问题的图书。今天大家拿到的孙老师的《儿童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和《藏在书包里的玫瑰》都是最近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推出的。
今天我们要研讨的《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书是我们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和孙老师经常接触，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而且是目前不被社会关注的话题。
孙老师和张引墨他们在这本书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这本描述中学生性关系的图书，以深入的笔触揭示了较为隐秘的、危险的中学生校园生活的一角，通过这本书可以让广大的师生和家长、社会了解中学生性问题的事实真相，以引起社会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相信通过这本书的推出，会引起教育界、社会和中学生性问题的广泛深入的重视，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中国的性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像当年孙老师推出的一篇《中日夏令营的较量》文章一样，对中国的教育现状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也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初衷。下面请孙老师介绍他关于写这本书的想法，以及写到书里的和没写进书里的一些情况。
孙云晓，《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书的作者之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从1987年以后就在做青少年研究工作，我知道专家们的分析对一本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专家的一些引导。我今天以作者的身份来会友。我觉得作者最重要的发言，是用笔而不是用嘴，所以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思路，我和张引墨在书的序言和后记里做了一些表达。
在这里我要谈一点感受。我也是写过一些书的人，但是写这本书时，感到心情特别沉重，态度非常严肃，我当时甚至在想：这是一本需要跪下来写的书，我们面对的是生命，是要用敬畏的态度来写，战战兢兢地写，没有任何的猎奇的心理。
张引墨因为做了多年的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她有能力和中学生保持密切的关系，能够得到来自海底世界的信息。我的感觉是：现代少男少女对性发育的态度和认知，在得失之间这一章里有详细的数据陈述和论证。但在大量的调查中发现，中学生发生性关系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最令我们担心的是发生这种关系时，他们百分之百的都不采取安全措施，都心存侥幸，当我看到这个事实时，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他们对生命很不珍惜，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但这个不负责任决不是因为他们不道德。现在的中学生从表面上看，似乎什么都知道，一旦怀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寄希望于“可能吗？”、“不可能吧？”的心理。
我曾参加过几次国际性的预防艾滋病的研讨会，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我们做的访谈中，有的中学生同时有五个性伙伴，有的人是和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他（她）根本不知道这个成年人的性经历，这是有生命危险、有健康危机的，隐患非常巨大。我一直认为教育的核心不仅是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健康人格，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不应该成为扭曲人格的一种行为，但是结果有人就产生了强烈的人格扭曲的感觉。
比如，有一个在别人看来很光彩的中学生，考上了很有名的大学，但是她居然说：“我有这件事后，再去做‘鸡’、去傍大款、做小蜜挣点钱都无所谓了。”她对自己彻底否定了。有了这种事她觉得活得非常尴尬、狼狈，而且失败，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慢慢地恢复。所以对她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动摇了人格的自我概念，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好人？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一个还有幸福的人？
我觉得性的问题搞不好会构成青少年的全面危机。因为这件事他们的父母、老师百分之百都不知道，他们对学校的性教育百分之百的不满意。有的中学生甚至说：“性教育比应试教育的情况还惨，应试教育还有人给你无尽的复习材料，不看也得看。但是性教育有很多知识连应试教育的待遇都没有，没有人给你提供各种材料让你看，谁都不跟你说这事。因此说这里面的问题确实太多太多了。
我在十年前写《夏令营中的较量》跟今天再写这本书时有同样的感觉。写《夏令营中的较量》时我觉得是要改变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的倾向很复杂，写这本书时我觉得应该改变中国的性教育。中国的性教育太落后、太不能适应今天的中小学生的发展。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失职问题，而是一个可能会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的一种现状。
前些时候我被通知去参加“三个代表”的学习，坐在那儿我突然想到：谁来代表青少年的根本利益？他们想获得自己有关发育、健康成长的知识，需要保证健康，保持他们的尊严，这是青少年的根本需要。“三个代表”首先就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谁来代表青少年的根本利益？健康成长是他们的根本利益，谁来代表？谁来关心？再说我们要代表先进的文化，我们在性教育当中体现了什么样的先进文化？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当然，国家教育部、计生委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有青春期教育课，但实际对学生的教育是很差的，很多是不讲的。所以林伟峰他们很了不起，他们作为中学生自己做了这样的调查，他们有呼吁，有声音。我想起了联合国有一首儿童诗写得非常好：“儿童的名字不是明天，是今天。”儿童的成长是不能等待的，一分钟都不能等待，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做。
我希望2004年能成为中国性教育大为改观的一年、有突破的一年，有一个健康的起点。我得说明，书中的伟峰与今天到会的李伟峰完全是不相干的，是化名。我当时写书设计的访谈提纲和书的结构时就说，首先要尊重这些接受采访的中学生，一定要和他们签保密协议，发表时对他们没有伤害。他们是否愿意披露自己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我们绝对有保护他们的责任，而且还付给了他们一些费用。
在采访中，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特别想说。因为他们不敢对别人说，也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跟我们谈时有保密协议，而且很尊重他们，所以他们特别想说。稿子写完后要让他们看，看过后他们可以修改，然后让他们签上情况属实，我们就这样一遍一遍非常认真地做。张引墨的工作做得非常辛苦，做了一年的时间，从冬天做到冬天。这就是我们的一点感受，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研讨会，请专家们给把把脉。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把中国的性教育能够纳入一种科学的、健康的轨道，给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
刘子君：我们在编辑这本书时跟孙老师曾有过几次长谈，每一次孙老师都很激动，因为这个话题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从和孙老师的接触中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作家，他的那种责任感和对当今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我们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本书倾注了孙老师和张引墨这几年的心血，虽然成书是一年，但对这个问题孙老师已经关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游川，北京妇幼保健医院医生，一直在做青春期生殖健康教育的工作。
我是市妇幼保健院的，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我与张引墨认识是在三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当时她在《中外少年》杂志工作。文章发表后没想到很多中学生都给我来信，信中都很急迫，有些中学生发生这种行为了马上给我来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有很多孩子说了她的性经历，其中谈到了一件事：“男方跟她发生关系时告诉她，‘我进的是尿道口不是阴道口。’”从这件事中我发现孩子们的性知识是非常贫乏的。那时我曾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碰到一些女孩子来堕胎，还有书中引用的一些数据也是我在病例里查出来的。女孩子的这种堕胎、人流特别多，我想我一定把一些案例拿出来，通过这些案例告诉她们这些知识，我觉得知识是最关键的。
但当我看到张引墨的书出来后，一开始我想她是一个记者，主要东西都是有关一些经历、一些故事的，没想到里面还有很多知识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的价值非常非常高。因为这不光是在告诉孩子们一个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人活鲜的一种经历，同时在这些经历的背后，告诉人们一些知识，告诉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其实很多孩子出现这种问题，咱们从书中可以看到，最关键的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的知识。从教育途径来讲，父母教育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父母本身就缺乏知识。
我时常讲一个故事（因为那时是值热线的时候）：有一个人产后打来电话说，她婆婆告诉她一件事情，婆婆在30年前因为产后出血把子宫切掉了，这位婆婆不知道子宫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她就认为这个子宫就是女人的全部，如果把子宫切掉了，我就不是一个女人了，就跟太监似的角色了，所以这位婆婆30多年一直生活在这种阴暗之中。其实对女人来说，卵巢是最重要的，是卵巢分泌的激素。但这位婆婆是不懂这些知识的。我就想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按照以前一般来说人的寿命也就60多年，那么一半的时间就这么阴暗地过去了。所以让现在的家长去教育孩子的话，有点问题。其实家长也存在着很多欠缺，即“生殖盲”，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不见得很了解，因此我想这对一些社会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做了很多少女健康课堂，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每次我去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那些老师就对我说：“讲45分钟就差不多了，否则孩子就坐不住了。”有好几次讲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一看表说：“哎哟，孩子们，咱们已经超时间了，怎么办？咱们就停下来吧。”孩子们都说：“我很想听。”所以孩子在这些知识点上这点上存在饥渴。
所以这本书的出现真的令我特别欣喜、特别高兴。我发现孙老师和张引墨在书后有很多分析和建议，而且专门有一个章节写到了整个生殖系统的基本知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此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
吴若梅：《中国中学生报》编辑，专门与中学生打交道。
我来说说学校的情况：现在学校的情况应该说比1992年刚开始做的时候好多了，原来是求着人家去给人家讲，现在人家会找我们讲。学校的教材里像生殖系统的知识也说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也说了一些，可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从艾滋病说到性关系，学校是不反对的，说到安全套学校也不反对，但如果从青春期的情感说到性关系、安全套等等，学校是不认可的。实际上孩子们现在从青春期情感到发生性关系是非常容易、非常快的，这点学校不认可那就真的是很难做了。就像少女怀孕，发生性关系之后的后悔，在我的报社，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今夜私语时”的青春版的广播里每周都有。所以我说这本书真的非常好，不过这本书要想进学校挺难的，你要想从老师的角度、校长的角度走到学校是很难的。那么给孩子们讲课的情况我的感觉也是：每次去讲课，学校最好让你讲‘千万别早恋，要好好念书’。当然，我必须从这儿入手，如果不从这儿入手去讲，学校不让我去说，那就等于什么都说不了。现在关键不是说教育孩子，孩子都能接受，讲的过程中，孩子们特别高兴，你多讲都没关系，无论是45分钟或是一个小时、二个小时，他们都愿意踏踏实实地听，但讲的深度和孩子实际要求的水平差得太远。如果小孩想知道的是百分之百的话，学校允许的至多百分之七十，所以孩子直接去看书还是挺重要的。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去跟卖安全套的售货员聊天，说：“有没有学生模样的人到你这儿来买安全套？”售货员说：“有。”她随口会问：“你要多大号的？”孩子就说：“阿姨，我穿43号的鞋，您说我要多大号的？”听到这件事就感到特别可怜和心疼。采访妇科大夫时我也遇到过，女孩在里边做人流，男孩蹲在墙角垂头丧气的，四个家长在外面打成一团，真是太可怜了！还有的家长直接就找到我，有两个高二的孩子被家长一进门撞见没穿衣服，这位家长就按住两个孩子，把其他三位家长找来打成一块儿，结果两个孩子跑了。
孩子发生性关系这件事，家长和教师都不知道，给我们写信、打电话的实在是不少。凡是写信、打电话来的，没有一个发生性关系之后不后悔的，连男孩都算上。之后就是自卑，从此不再结婚、不再谈恋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发展下来。在计划生育网跟网民聊天时，这也是特别重要、特别多的，总来问的事情。究竟发生多少这样的事，数字是很难统计的。但发生这种事的孩子真是很多，包括名声显赫的学校。
北京一位中学生记者11点多打来电话说：“吴老师，我刚才差点儿做错了事。夜里11点半，都是住校的学生，在学校上天台的楼梯拐角处。”学校能接受提前 学英语，都是孩子不会的时候教他，惟独性知识，不把它放在知识的范畴当中去教，不打这个提前量，然后就是一帮孩子糊里糊涂地做错事。我想这本书挺好，但是怎么想办法让孩子能拿到，这是最关键的。
刘磊，北京市计生委宣教科干部
这本书我从昨天夜里一直看到今天早上四点半，刚才在出租车上还在看，结果把出租车司机都给感动了，他说他也要看看。但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我跟吴老师接触比较多，而且我们从1992年开始就在尝试这个问题。我比较感动的是，作为北京出版社能够在首都出版这本书是很难能可贵的。北京市计生委开展性教育也是从1992年开始介入的。宣武区副区长王永新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者，他率先在全国六所中学开展青春期性教育，之后逐步推开。去年跟北京市教委形成一个纲要，陶西平到会讲了话。现在比较难办的就是如何进学校的问题。吴老师她们已经成了我们的客座教授了，她们不是研究人员，是由我们计生系统去推，如果这本书进入校园的话，可以减轻了我们将近80%的工作量，这本书好就好在这儿。
我这次到美国去感到比较震惊，美国到目前为止，我在23天里只找到了一家避孕套售套机，其他都没有。北京目前有1700多个售套机，而且今年马上又在全国有一个大举措，已婚育龄妇女拿着卡可以去安全套自动售套机刷卡领安全套，但全国谁能跟我们相呼应呢？没有，很少。
另外，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这本书出来后，在校园中能否引起很大的讨论和震动？原来我们与吴老师谈过，担心城里的孩子对性感兴趣，而农村孩子兴趣是否少些？结果我们把吴老师请到平谷却相当震惊，那些农民的孩子不次于城里的孩子，他们就像一把干柴一样，相当厉害，相当可怕，一点全着。
闵乐夫，北京教科院高级教师，专门研究青春期教育和家庭教育
我觉得刚才孙云晓的发言很令我感动，同时也为张引墨的这种开拓精神和她对青少年的关注所感动。今天我们在座的同志们如果达到共识是太容易了，因为我们都是这个问题的研究者，都是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人。这本书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它是有科普价值的。它不仅介绍了科普知识的内容，还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少男少女隐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不担心这本书会不翼而飞，这本书会真正进到很多中学生的书包里，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即便不用媒体来炒作，只要放在书店里。
第二句，这本书不仅有科普的价值，还有一个社会道德判断的价值。这就因为是孙老师编的，它不仅满足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对人文精神，对于孩子们的社会化成长过程，对于孩子们自我选择行为方式提供了借鉴，因此它具有社会道德判断的价值。这个不是你要这样，你不要这样，而是说你看她是这样的，那个女孩是那样的，这个就带有极好的借鉴作用，因为孩子们之间，同龄人之间确实是有更大的说服力。
第三句，我想对青少年来说无疑是一本青少年的警世醒言。对于他们的成长，在单行线中成长的时候，因为青春期是单行线，它不可能重复，不可能等待，（他）她正在成长，他（她）非常需要这本书。这时她突然得到这本书，看到前面的哥哥姐姐是这样的，那当然对他（她）的行为选择就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第四句，我觉得对当官的人也是一种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
我在中国科技馆和自然博物馆分别办过二个展览，前后十年时间。我的最可怕的遭遇是这样的：第二个展览巡回到太原，一个非常热心的《学习报》的主编说，我这个展览太好了。他就试着在一所大学的区域来办的。办了之后有不少学生在门口排起了队，让我感到特别欢欣鼓舞。之后有一个德育主任走进来先看了一遍，然后说：“非常对不起，我的学生不能进来。”她带着满腔的热情和责任感告诉我：“我们的学生不能进来，对不起。”后来这些学生在寒风中离开了。这真是一个事实，我当时觉得，这么一个展览，我在掌握分寸的时候，反复地斟酌，真是没有一点儿过错的地方，但是她还是拒绝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当官的人来说，看看这本书，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学生、我们跨世纪的孩子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像你理解的那样？我觉得它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现在要说中小学的老师没有做这个工作也是委屈了他们，他们也做了工作，问题是他们首先希望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希望孩子们安心地读书，希望我们的学生考上重点高中、一类大学，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责任，其他旁支的音乐、美术、健康只是生活的点缀，这部分是素质教育的装饰品，但实质是让他考上大学，家长也是这种想法。因此当一个性教育专家走进学校、走进教室的时候，他们说你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小小年纪不要搞对象”，你把这个真是改正了，我给你磕头都成。我说：“难道我就是一根棍子，是一个警察，是一支水枪吗？”但是他们基本上需要我做这一步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至于他们为什么而欢乐？为什么而痛苦？他们有过什么成功？有过什么过失？那我顾不上。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课程的保证，没有教材的保证，没有时间的保证，没有师资的保证。《藏在书包里的玫瑰》家长来看的话，“哎哟，孩子都这样了！”他（她）就会联想到他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因为我在做调查时说：“在座的家长朋友们，您是孩子的母亲，您知道孩子已经有月经初潮了吗？”这是小学六年级的家长。很多家长都能够表示：“有。”然后我在初一的家长中说：“您是孩子的父亲，您知道孩子有过第一次遗精的事情吗？”“不知道。”那这位父亲绝对不知道，或是知道的非常少。然后我又说：“你有过什么嘱咐吗？”父亲会说：“那说什么呀？”全然不知。
本书的作者对孩子的事特别敏感，事情的过程还有孩子们的经历和感受确实是惊心动魄的，特别是三个百分之百对我们来说更有一种震撼作用。我觉得这本书很有特点，虽然它不像那些问卷调查，要讲统计学的概率和处理，它是一个个案的访谈录，它有它的特点。因为这种面对面的促膝谈心，而且有些事情跟孩子们做到肝胆相照，我认为听着特别真实。访谈录有它自己的表现特色，不一定要看它有多大的代表性。
现在中学生发生性交行为的，多方面的调查统计说已经发生过性关系的大概在10%以内。刘达临对北京的学生调查得出的数字是7.2%，可能南方的一些城市要高一点儿。但是不是它就没有代表性呢？我觉得从这些孩子碰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个案就是在一滴水里反映整个太阳，它具有这样一种典型的意义。这种个案、个例的访谈只要我们做得很认真、很真实，一样具有代表性。它和那些问卷调查可以相辅相成的，而且我们读了之后感觉到很熟悉、很亲切，也是我们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经常会碰到的问题。所以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它是一个个案、一种个别情况、特殊情况，它有它的代表性。我相信这本书在孩子们当中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当然不能够用行政的方法或者其他方法，但就凭借这本书本身的特色，是能够吸引孩子们来读它。如果作为一种教材，这本书是目前各种教材中非常有特点的、非常好的一本教材，这是我的第一点印象。
徐天明，中国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这本书对当前性教育有很多的启示。孩子们百分之百对当前的性教育不满意。中国的性教育我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WTO入世以后，还有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在性教育问题上的立法，我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都有个观念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我国人口计划生育能够对性教育立法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从全国的动向来看，不断地办班，不断地编教材，各种各样。北京市的各个城区我基本都讲过课，都对教师们进行知识准备。这说明中国的性教育现在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形势，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了。但是当前的矛盾还是相当的尖锐。就像刚才大家提到的，性教育现在只停留在一般地讲讲生理、道德、心理，本身性行为现在基本上进不了课堂，不能够拿出来讨论。青春期教育课到现在真正落实的学校还很少，有师资问题、教材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那么这本书对无师自通论是个很好的批判。
多年来干扰性教育有两个主要理论：一个是教唆论。说你把孩子不知道的事说破了，等于给孩子教坏了。他不知道的事你让他知道了。我记得前三年在避孕套进大学的时候，北京有80多所大学，只有23所大学接纳了，大多数学校是不让避孕套进学校的。孩子们本来不知道，你给他发避孕套，就助长他们来搞这些不正当的性行为。他们认为性行为都是不正当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社会中引起争论的在性教育方面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无师自通，这些孩子后来的追悔，由无知而付出的代价，不要说性病、艾滋病急剧上升的趋势，就说从现在我国的婚姻家庭中离婚率那么高，很多问题是由于夫妻的性不和谐引起的，不过人们耻于启口，都说是性格不和等等。现在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要建设小康社会不抓性健康，那这个小康社会很多事情都是落空的。从孩子们抓起非常重要。回避或者再讲无师自通，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可以用血和泪来回答的问题，代价是很沉重的。至于教唆论更是人们的一种奇怪心理。一种科学的客观的东西，如实地给孩子们讲，就怕孩子们学坏，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当时有一位老师说，我们教孩子用火柴并不等于教他去放火，为什么那么害怕科学的知识、真理的声音如实地给孩子们知道呢？而且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的社会，你想封锁它是不可能的，他从各种渠道能够知道很多的知识，只不过有很多是不健康的。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在性观念问题上应该是个突破，对无师自通论和教唆论是个很好的批判。我看了这本书又听了孙老师讲过之后，也激动不已，我觉得能有这样一部作品相呼应，这方面的工作者能够把我们当前应该做的事提前做一下，我认为是很好的，很有价值的。
林伟峰，北京汇文中学高三学生。2003年5月和人大附中的陈曦同学一起搞一项有关中学生性教育的调查研究。
我从去年5月份与人大附中的陈曦同学一起做了一个有关中学生性现状的课题，第一次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北京市6个城区的8所普通中学进行问卷调查，并于9月份写出了两份调查报告，得到了社会了一些认可。今年“非典”时期，我们又在网上问卷调查，报告也于11月份最终定稿。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对中学生青少年性教育有很多想法，刚才听到各位专家的谈话，我的感想就更多了，下面就简单地说一些。
我和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引墨阿姨是在她的这个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认识的，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会经常谈一些关于中学生性教育的话题，然后我就看到了更多的这个问题，也感受到他们在做这项工作时的艰辛。
开始听说这件事时给我的最大感触就是：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尝试，但我觉得它十分有意义。因为对于中学生性行为在我身边就发生过很多，我们学校就有。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很支持这件事情。等到这本书最终出版后，我看了感到很真实。它不是描写一段凄美的感情或是很浪漫的故事，也不是着重去描写性行为的过程，而是把中学生的一些很现实的东西摆出来，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表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这样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感觉这本书很亲切、很自然，也很流畅。我和引墨阿姨也谈过这本书出版后对家长、社会、学校以及学生本身会有什么影响，我想现在的确很多家长、老师都有一些想法，就像刚才徐教授说的是教唆论。就是说家长、老师认为学生对性无知是最保险的。学生最主要的目的是学习，但是我作为学生本身首先要否认这个观点，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本身有自己的判断力，可能是现在的我与初中的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作为家长和老师，至少应该尊重我们的想法，对于性教育的开展是需要正确的引导，而不是一票否决，一棒子打死。
刚才我听闵教授谈到这本书进学校不困难，我认为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像我做这个调查，像发放问卷，问卷我们也请专家看过，两个学校也给我们盖章了，我们也有推荐信，但是很多学校是不让我们做这个调查的，何况是这样一本涉及中学生性行为的书，我觉得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学校不同意不是学校老师不同意，而是家长不同意，是社会对性教育的一个不够坚决的肯定，所以学校不同意。因为在我的了解中，很多老师是很希望在学校开展性教育，很想给学生教授性知识，但如果老师一旦教授了性知识，家长就会对学校的有一些想法，就要找学校去说，整个学校的教学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学校不敢开展性教育。因此这本书进学校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本书学生自己会口口相传，会自己去买。你越宣传他（她）不见得要买，当然他（她）觉得这本书摆在书店让他自己选择的话，他愿意掏钱去买。
计生委和教委的问题给我的感觉是：对于中学生性教育计生委所做的工作要多于教委，但实际上这件事应该是教委来做，计生委只是起到一定的宣传和辅助作用，这样一颠倒的话，对于中学生性教育的开展和推动是有很大阻力的。谈到中学生早恋的问题，我想举个数据来说：中学生对朦胧恋情的看法，通过我这个调查，持支持态度的男女生平均为28.9%，持默许和无所谓态度的分别为26.4%和28.9%，持不太赞成和反对态度的各为11.5%和4.3%。我想听了这个数据，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学阶段和异性有迫切恋爱想法的学生不是很多，但家长会认为有很多。所以刚才说在学校要进行性教育，就告诉学生不应该早恋，不能这样或那样，可学生的实际想法不是这样的。还有一点我认为，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在和异性交往中，由于受到荷尔蒙的影响，与异性产生感情是很正常的，也是不可能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和老师应该适时地与学生聊一聊，而不应该是老师知道找家长，家长回来骂学生，这样对学生的情绪和自尊心产生很大影响。这种事实在我身边就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性教育的弊端之一。
类似这样的事很多，我再举一个中学生对自慰的认识。我认为这件事本身是很简单的，也是一讲就可以明白的事情，但是大家遮遮掩掩，把这件事情搞得很复杂。在我做这个调查的过程中，从5月份开始，我在网上留下了我们的ICQ和E-mail，就会收到很多中学生的来信，里面很多中学生会谈到对自慰的看法，他们觉得这是肮脏的、下流的。但我们觉得把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告诉他们，他们就明白了，明白后一些错误的看法和心理的压力就会随之减小，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就因为遮遮掩掩把事情复杂化了。
对自慰我们的调查设了两道题：一个是中学生自慰行为的频率？仅选一次至几次的男生为11.7%，女生为18.4%；选择正常的男生为40.2%，女生为26.9%；选择频繁，无法控制的男生为28.7%，女生为12.6%；选择从来没有过的男生为19.4%，女生为47.1%。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80.6%的男生和52.9%的女生都有过自慰行为。这个数据和以前我在书上看过的数据差距是很大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学生对自慰行为的看法？选择很正常的男生是59.1%，女生是40.3%；认为不太正常的男生是14%，女生是17.2%；认为是一种病态的男生是7.4%，女生是12.2%；选择说不清的男生是19.5%，女生是30.3%。对于自慰这个问题我们只设了这两道题，但对于自慰这个问题是远远要多出这些问题的。
我还想再加一点，李银河教授在研究同性恋问题，我们在问卷中也设置了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但在反馈中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和引墨阿姨谈过，后来把它加进去的。所以我觉得像一些在中学生中新生出来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生理问题，或者说朦胧感情才值得我们关注，一些新的东西，包括一夜情、网恋等等。我的行为只是替当代中学生代言，我们真的迫切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知识，但是来自于社会、学校、家长给我们的是不够的。我也希望各位专家包括政府职能机构能就此书为一点，扩展到整个中学生的性教育，推动中学生性教育的发展，因为我认为这本书的确很不错，而且做了大胆的尝试，我想这应该是成功的。
这本书的顺利出版，说明我国至少是北京对中学生性教育是很重视的，人们从观念上对这个话题也是有很大转变的。当然这些都是很积极的，但我希望能加快这个速度，像孙教授说的，中国性教育能在2004年有个很大的发展。这个速度的加快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不希望看到等我们的下一代或是下下一代中国青少年的性教育才会普及开来，如果这样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由于这点在生理、心理上产生一些不好的因素，因此而误入歧途。
邓军，北京第二医院“少男少女”门诊的医生。
我想说几句。我是北京市第二医院少男少女门诊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接听家长、少男少女的热线电话的咨询。
第二医院的心理咨询实际上开展已经四五年了，在北京市也算是一家比较早的心理诊所。去年3月2日在我院召开新闻发布会，美国福特基金、北医心理教研室、北京第二医院三家创办的全国首家少男少女诊室。但非常遗憾的是：轰轰烈烈地开始，新闻发布会当时搞得也很热闹，最终这一年，尤其到后半年就开始逐渐冷落。
我从2000年到这个心理诊所工作至今，在工作中少男少女的问题确实很多，真是像书中的序里所写的有滴血之感，刚才又听了孙老师那些发自内心的特别深的感触，我也非常感动。我现在做的工作，平时接触了很多热线电话和一些案例，包括到诊室来找我做咨询的孩子，实际上我也很有触动。书中写的每一个案例都非常真实，而且在生活中、工作中接触这样的孩子也经常会出现这类的问题，我也举几个例子：
在我接听热线电话中，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孩子多半都在问手淫的问题，有很多听起来很可笑，但也是发人深省的。有的女孩子问手淫能不能怀孕？有的问手淫会不会影响今后婚后的生活，包括今后的成长。在书刊杂志里也经常写这样的案例，但孩子们这方面的问题还是特别多。当我问我自己上大三的儿子时，因为我觉得做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就要跟他交流一下，看看他懂不懂，他是很懂的。我说：你们住在同一宿舍的男同学之间相互之间清楚吗？女孩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当然我跟他谈话时，要先发表我对手淫的认识，包括看法。孩子就说：手淫的事不清楚，但哪个男生要交女朋友，女孩子要怀孕的时候，大家会给出主意。就这个问题我也跟他讲：“你们作为学生来讲是特别自私的，因为男孩交朋友，怀孕是女孩子的事，而手淫是自己的事，所以你们不愿意去透露自己内心的秘密，对于别人怀孕了，要堕胎的事你们之间却彼此交流，从这点问题上看，孩子一方面是自私的，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的观念给他们心理上制造了一个误区，认为手淫是一件很肮脏、很淫秽的事。有的孩子就觉得手淫有一种负罪感。我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孩子，参加高考时落榜了，他就觉得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这个孩子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平时他一心一意就是学习，因为情绪不好，在假期中无意间翻到家中的一张光盘，他说光盘是叔叔从国外带来的“人类的起源”。这张光盘我没有看到，不知道它的内容。后来当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我问他光盘里讲述的是怎么一回事时，他说实际上光盘看起来他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是外国的，但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对人从怎么降生到繁衍的整个过程，他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实际上看完后他接受不了。他认为自己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生下来的？当他去问他母亲的时候，他说：“妈妈，我真的是这么生下来的吗？”我特别着急地问他母亲是怎么回答他的？他说：“我妈妈对这个问题根本就没给予回答。”他母亲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觉得他妈妈不承认就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孩子通过看光盘，加上他自己的认识和父母的回避，结果他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肮脏的事。从此他和他母亲的关系就变为：他母亲进他的卧室不能沾他的衣服，给他关窗户时不能沾他的书桌，而且夏天在家里他都不让母亲穿一些稍微简单随便点的衣服。他认为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太不好了，所以他就管着他母亲。而且这个孩子本来就有轻度的反反复复洗手的强迫症，看过这个片子后，他的这种症状就厉害了，洗一次手要45分钟。他已经上高中了，家长特别着急，天天晚上他都要用很多的时间去洗澡、洗手，包括洗完手，他认为毛巾都是不干净的，他就要用很多纸巾，两天一块香皂。家长觉得这个孩子是过于干净，而且情绪不好影响他的学习。实际上家长说孩子上学后他们夫妻也看了这盘带子，觉得这里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没有孩子不能接受的地方。孩子为什么看了之后就这样？可悲的是：家长看过之后，认为没有什么的情况下也没有给孩子一个交待和讲解。后来我也跟他的家长讲，你们可以跟他一起看，并且给他做些讲解，孩子已经给了你们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怎么就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呢？我们最终深谈时才知道这孩子有生理的课，一些简单的生理知识他也清楚，但他就是有他自己固有的认识，他为什么要反复洗手呢？追其根源是他有手淫的习惯，有手淫的行为他就要排精，排精有时就要沾在手上，他觉得不洗干净后，他母亲是女的，杜绝母亲来沾他，一方面他觉得母亲特别肮脏，那样生了他，另一方面他觉得母亲现在不能沾他，一沾他母亲就有可能怀孕，他同桌的女同学如果跟他借东西，或拿他的书本也要怀孕；老师是个年轻的女教师，他说如果手要不洗干净，万一老师沾到我了也要怀孕那就更罪恶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二年的时间，快到高考时他才来到医院开始谈这个问题，这时候孩子已发展到越紧张就越洗手。
还有一个高中的女孩子，上课时有一种自慰的行为，她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有一次她突然觉得自己的阴部不适，就用椅子边去蹭阴部，她觉得有一种快感，从此之后她就开始不由自主地上着课就在椅子上蹭，慢慢成了习惯，有时这种情绪上来时，就不能顾及老师和同学是不是在看她，她就必须得要渲泄出来满足自己。时间长了，她就变得特别紧张。只要一听见上下课的铃声，包括一说发考试卷子、老师的脚步声一进课堂等，只要一紧张她就开始想有这种情绪。回到家里她的学习成绩逐渐地下降，家长特别着急。后来家长跟她交流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把自己的这个习惯和心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家长，家长的第一反应就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不忍着啊？你可以回家啊。在课堂上谁像你这样？”家长就给她这么一通训斥，因此孩子就认为全世界就是她最不要脸、最不幸。她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当时她的母亲经常哭着说让她忍着，她也到其他的医院做过咨询，有的心理科的大夫在咨询过程中告诉她：你要掐大腿，使劲儿地打大腿，你不要去想，要想一件愉快的事，要想别的……刚开始孩子的母亲不愿意带她去医院，是母亲去给她咨询的，听大夫这样说的办法回家后教给她可怎么都不行。怎么就这样不可救药了呢？后来到我这里来，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就跟家长讲，孩子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做家长的都要镇静自如，首先你要重视她，但不要刻意地用很多的话去刺激她。最终这个孩子通过调解，加上吃了些药恢复得非常好。像这样的孩子，告诉她全世界不是就你不幸，有这样行为的人，是自慰的一种方法。这样行为的孩子是很多见的，家长也不要太在意，还有很多排解压力的一些方法，包括穿一些宽松、干净、舒适的内裤等等。现在孩子恢复得非常好。
再有像怀孕的问题，一个中学生的母亲说，孩子从网上认识了男朋友，与高于她的年龄男同学交往时，经常往人家跑，我们做家长的打也不行，说也不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后来母亲已经意识到可能有了性行为，但是孩子不承认，当我们咨询时，母亲还在否认，实际上她已经意识到孩子过于密切的接触可能就会有性行为。但说到这个问题时，母亲还在说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她不会这样的，等等，接下来我就告诉她，你的阻拦都是没有用处的，你能否坐下来跟她讲一讲，就这些性行为你知道孩子究竟掌握多少？后来她也照着这话去做了，她给孩子讲了很多问题。孩子在妈妈住院刚刚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发现自己怀了孕。母亲给她留下一封信说：这期间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你发生了什么事，你第一个要求助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所以母亲给孩子写了这么一封温馨的信时，孩子在怀孕时知道第一个来找她的母亲，结果这个母亲还不到第七天拆线的时候，就急于给孩子找医院来做人工流产。当时母亲跟我说：“我给她找的是最好的、最权威的大夫做的人工流产，孩子一滴眼泪都没掉，我在旁边已经哭成了泪人。认为天都要塌下来了，我的孩子没有人来疼，惟独母亲最疼爱自己的孩子。”当时我问孩子：“痛不痛？”孩子说：“没什么，不痛。”母亲听到孩子如此轻松的回答时恨恨地说：“我当时恨得呀，还不如不给她找这么好的大夫，应该找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夫。为什么不给她刮穿了？为什么不给她弄点感染？让她觉得很难受，不能忍受，让她永远刻骨铭心地记住这件事。”我说：“再年轻的大夫也是妇产科的大夫，她也要尽量把手术做好，大夫是要负责任的。你这种想法都是无济于事的。的确家长在这方面给我的感觉有时是非常幼稚可笑的，有很多的观念是始终不能改变过来的。那么到我们少男少女诊室，因为我们开始开展这个工作时是一条龙的，她到了我们的诊室，如果是怀孕的女孩，我们要帮她们找妇产科的大夫，然后有一张诊床给她做检查，这样的帮助她。大多数的孩子我看都是自己来的。好一点的是有男孩子陪伴，从来没有一个是由家属，包括亲戚，比如姑姑、姨这样的家属陪着来的。
还有一个女孩子我直到现在还特别挂念她。因为她当时来我们医院时怀孕已经超过3个月，要做药流。大夫告诉她：第三天需要住一天院来观察，因为你的药流的药可能要加量，会有一定的危险。需要观察时，她哭了，她说：“我的母亲直到现在上高中了还在接送我，看管我非常严。”我说：“看管你这么严也没有把你看管住。”所以有很多家长的行为真是很幼稚可笑，你就是再看管她，一个高中的女孩你都不放过，还接送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她还是怀了孕。怀孕后住院肯定要有家长来办手续，签字。孩子哇哇地哭着说：“阿姨，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们几个大夫在那儿很为难，都帮她想办法：“怎么办”？最终我帮她想了个办法；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那么怕你的父母，那你能不能把男朋友的父母，起码是男朋友的母亲请来？”她为什么怕她的父母？我说：“你能不能跟你的父母先交流，在出现问题时，父母虽然恨，可毕竟他们是最关爱你的人，因为她们最关心你。”她说：“我不是不想告诉我的父母，我试图着跟我的父亲（她觉得母亲更不能交流，认为父亲还是比较关爱她）交流过。我问他：‘爸爸，我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女同学现在怀孕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孩子已经给自己的父亲暗示了。这个父亲非常简单，当时她把怎么和男朋友交朋友，她们怎么的好，怎么怀的孕都告诉了父亲，她父亲听的时候根本就是满不在乎，之后说：“嗨，太小了，怎么能这样呢？”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接着这个孩子又进一步问父亲，“爸爸，如果这个孩子要是我呢？”我就觉得这个家长怎么能马虎到这种程度，实际上这个孩子特别想从这件事上知道父母的看法：“如果真是你，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家长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的心细，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讲很多的问题就都能在自己的视野中。然后这位父亲说：“如果要是你的话，我就打断了你的腿，在家养着你，你别给我丢人现眼。根本就不可能是你……。”女孩听了这些就没法再说下去了，她认为她的爸爸能说到就能做到。
还有一个孩子，她的父亲从来都是跟她母亲打架，还在外面找女人，母女二个人都知道。更多的是母亲把对父亲的恨转嫁到女儿身上，所以对女儿也不很关心，她父亲不光在外面找女人，还把很多不健康的黄色光盘拿回来，拿回来又不放好，这个孩子假期里看了一盘，就开始恶心干呕去吐，而且觉得自己很不要脸，越是不要脸的情况下，越是恨自己；越是觉得自己罪恶的情况下，她就越想看，连着看了好几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结果她说现在我没法在课堂上学习。我现在想休学，可我父母说：‘一旦你休学，我们将如何如何……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坐在课堂上，满脑子都是光盘上那些画面。”她哭着说：“阿姨，我该怎么办呢？我不可救药了，我恨死我的爸爸了，现在根本不跟他说话。”
还有一个女孩，在她3岁时父母就离婚了，母亲在单位非常出色，现在是正处级，是个领导很要强的，她恨这个女儿，觉得女儿的一点一滴都像她的父亲。实际上在孩子3岁时两个人就离婚了，她母亲先到诊室来找的我，我们先交流完了，她才把女儿带来。她说：“孩子的父亲从来都是撒谎，而且在外面找女人，我现在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李诚，诚实的诚，就是要让她从小学做诚实的人，但这个孩子恰恰一点儿都不诚实，像她父亲一样。”我说：“你不能这样说孩子，你怎么能把对父亲的恨完全都拿这个女儿当成一个复制品，整个看女儿的一点一滴。”女儿说：“我妈妈就说我的一点一滴都随我的父亲，包括我的骗人都像父亲。在我母亲的面前就没法行事，所以我就非常的气愤，经常不在家呆着。母亲就觉得虽然我是单亲，给你创造一个很舒适的家庭环境，你怎么就不能多在家里好好地温习功课呢？况且母亲的进取精神你怎么就一点点都不学习呢？”孩子还说，“所有母亲身上的优点我都没有，身上所有的缺点都是父亲给我的。”包括她穿的衣服，她母亲形容女儿为“阴郁”。从小到大穿衣服都是穿得肥肥大大，而且都是黑色的、灰色的。”结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孩子自己也主动说：“因为从小母亲就给她买随着自己的特别朴素的、黑色的、灰色的衣服，现在我再穿这样的衣服，母亲就觉得我是特别阴郁的，实际上都是从小她给惯成的。”那么这个孩子也是早早地从网上交了一个大于她的男孩，她说：“我不想像我母亲似的，所有男人在她眼中都是仇人，我从3岁就没有了父亲，缺乏一种父爱，就想找一个父爱型的男友。”最终这个孩子也怀了孕，后来她母亲知道她怀孕的事后特别气愤，就要跟她签认责任书。高一的第一年这个孩子没有上下来就是因为交朋友，你说你的，我根本不实行，就不照你说的去做。她找了一个大她8岁的社会上的男人，就认为这是她希望得到的父爱。
在我们的诊室里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家长和孩子们经常打电话来问，应该看一些什么样的书，这方面的书也不是很多。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现非常好，实际上也是给孩子们的及时雨，而且这本书有案例，有内容，有分析，有建议，重点的地方都标上了重点的常识，给孩子们介绍了一些常识的东西。
孟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文学和社会学都要揭示的最有力的角落。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个人的第一感觉是非常震撼。以前在相关媒体里也隐隐约约，但是不系统的知道青少年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除了硬性的犯罪之外，软性的、潜伏的一些问题可能非常严重，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因为不关注这个领域里的问题。看完书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也就是说中国的青少年是一个弱势群体，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有些灾难我们可能是经不起的，比如艾滋病、性病等问题。在各种传媒里或各级政府里也经常报道和强调这些问题，具体怎样处理，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得到关心，或者有什么样的对应性措施，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多是宏观性的问题，特别宏大的命题我们都讲得绝对有道理，如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等等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遇到具体问题时怎么办？有哪些具体措施，或有哪些矛盾？这时我就觉得出台的政策和具体针对性的办法不多。这可能是我们在帮助科学工作者发现问题之后如何避免和解决它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这就是科学和行政体制之间的构成矛盾的根本性的东西。
这本书出来之后，更重要的不是说对已经发生过性行为的青少年们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对还处在朦胧当中、迷茫当中、徘徊当中跃跃欲试、欲罢不能，心里既有这种欲望，同时又感到很无助的青少年们，对他们的重要性是太大了。刚才我听同学讲的数据，包括书里的数据，大概是没有发生性行为的或是没有这种强烈欲望的孩子还是更庞大的群体。因为叙事是个力量，人是有力量的，当我们集中来谈论这本书时，是否我们的校园里遍地都是这个东西，不是的。它仅在北京市占7.2%，不是一个大面积的情况。但是对潜伏的一个巨大的群体来说，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实在是太大了，这是它的社会价值。在这一点上我始终认为，社会学工作者包括性问题研究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做得比文学要好，也就是说，我们在80年代改革初期以来，对于性的问题，对于各种性犯罪、婚外恋、包二奶等各种各样和性相关的腐败性的东西，在文学里反映的是最早的。开始时的书摊文玉腿酥胸、拳头+枕头、色情+暴力是最先走向市场的，后来在严肃作家里这种写作也变得很普遍。1993年以后从《废都》开始对这种性的描写变得越来越合法化了。这当然有它积极性的一面，突破了我们过去长时间以来对人的欲望的压抑，它有它解放的意义。但这个解放不是神话，这种解放和自由不是没有条件的和没有限制的。到了今天，问题就逐渐的出来了，就像过去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一样，现代化是个神话，只要是现代化的我们就会怎么样。事实上现代化也是个双刃剑，它同样也带来负面性的东西，如就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遭遇的道路汽车拥堵的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相伴相生的。
所以性解放，一方面对过去一体化的、在强制的意识形态压抑下的人的内心欲望难以得到释放，它确实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使人的欲望得到合法化了，这样一种释放是正确的。但是它确实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过去我不了解这个，今天我可以以一个中学生的家长的身份来参加这个会，我女儿是个高二的学生，因为我是做文学研究的，对这个问题就不会觉得讳莫如深，对孩子也可以讲，讲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些东西她面对家长、老师、同学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她面对家长时是要隐瞒一些的，我们也是从儿童、少年时期成长过来的，对老师、家长是不能讲的，但在同学里是可以讲的。从整个来说还比较健康，当然这种看法是不是一种想象，因为你不可能完全真实地了解这个孩子，但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起码对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这本书和包括孙先生的另一本《儿童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应该是相辅相成来读的。性这个东西我们既不要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也不要把它看成温柔之乡，人的一切价值和幸福不都体现在这里。所以对孩子的正确教育，采取遮蔽、隐瞒的态度，让他（她）不知道肯定是不行的，这是个愚民政策，很愚昧。你应该让他（她）知道，特别是要科学的知道，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这本书比较好的是它有个多视角，不像有些文学作品，就是个案分析，把犯罪的案例全部拿出来，它没有做任何分析，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展示器官，背后隐含着有教唆的诉求。因为文学要有卖点，它就把一些案情列举出来。但这本书我认为不是，访谈使这本书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另外它有分析，这个分析是专家的一个视角，是很理性的。同时他有建议，而且都是做青少年工作的，整个叙事变得很亲切，包括问题的提出，对问题的分析，包括最后的建议，我觉得都是专家的事情，这本书本身既有文学性，同时它的科学性可能是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看法：我们以前的教育包括我在社科院也带学生，更多的是对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批判，并且回忆过我们当时受教育时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教育的失败到今天几乎是愈演愈烈。我个人的感觉是：特别是青少年、中小学生，他们是以牺牲自己个人的尊严作为代价，完成中小学学业的。教师获得办教的权力，它的教育是一种独裁式的教育，当然不是很普遍，但是有一部分。我就觉得已经够严重了。体罚、剥夺孩子的尊严，站一堂课或把他驱逐出课堂。教师如果这样的教育孩子的话，这个民族以后的事情很让人恐怖。一个没有尊严的孩子，他在社会里自信心建立不起来，他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他怎么去面对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教育的失败就是对孩子能够形成健康的人格的教育的失败。教育工作者不是权力单位，但教育者这种霸权式、独裁式的教育方式，把它变成了权力--话语权力。这个话语是很暴力的，这个失败是非常惨重的。这本书是从教育者来建议、分析的，同时它更注重的是从被教育者那里反馈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过去有家访制度，现在家访已经很少见到了，孩子这么多年到了高二没有一个老师到家里来家访过。教育是双方的事情，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共同完成的，它不是教育者简单地传授一个课堂知识，有些课堂知识是残废的知识，在社会生活里没有任何意义的基本知识，极其陈旧、落后、保守，如果能够倾听一下被教育者、受教育者他们是如何想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它是民主的、人性化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应该是成功的。
孙先生和这位很年轻的同志写的这本书起码有愿意倾听受教育者声音的愿望。我们很多教师连这个愿望都没有，这实在太恐布。知道了这些孩子的悲惨故事之后，我一方面感到震惊，另一方面感到沉重和痛心。他们那种孤独、无助、恐怖、寂寞，以至性格的变化，我内心里感到的已变成了一种很深重的苦难式的东西。你不知道这些孩子的日日夜夜是怎么过来的。他们过早的恋爱、发生性关系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不是孩子有问题后就一定要承受这些作为代价？我觉得不是。成年人也好，家长、教师也好，有义务、有权利把他们从这种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加重他们的苦难。简单的斥责、体罚、污辱等等其实是与事无补的事。更重要的是事情发生了并不要紧，关键是当它发生之后，我们还拿不出应有的责任感、忧患感和具体的办法来面对这些事情，这才是最可怕的。我看完这本书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觉得作为青少年工作者，孙老师、张老师有一种很深切的忧患感，今天我就觉得我们的文学缺乏的就是这个忧患感。过去我们那种宏大的叙事固然有问题，一切都是国家民族关怀，一切都是高端的意识形态风云，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当一体化已经解体之后，你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作为一个处理人类精神事务的工作者，应该有一种深切的忧患的东西。快乐的、红尘滚滚的东西不需要文学工作者来关注，他们生活得很好，那么应该关注的是人类心灵的苦难。这些孩子犯了错误之后，事实上就是陷入了深切的心灵的苦难的泥沼里难以自拔。这是已经犯过错误的孩子，更多的是游离、徘徊于茫然中还跃跃欲试的孩子，他们即将要陷入或者重复这样一种苦难，这本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剂良药。所以我非常感谢出版社和孙老师、张老师他们能共同推出这样一本书。
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不要操心这本书如何进入到学校，那是学校的事情;如何进入到教委，那是教委的事情。你只要能看到书里有这么多的事情，就知道教育的失职已经是多么严重了。
我们都读过中小学、读过大学，当然那个时代也不行，没有过中学生发生这些事，大学里偶然有一些。我是７８级的，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初期，还没有到今天这样如火如荼，还没有这么多这种事情。我看到书中有一个10岁的女孩子就已经怀孕了，她都不知道，学校去体检，发现当天接过去就生下来了，这太让人恐怖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教育的失败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是关系到整个民族今后怎么办的事。我们总说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各种各样的口号写得非常响亮，它是需要有具体措施的。所以对孙先生他们这种使命意识我从心里非常感佩和尊敬。大概１０多年前，我曾经读过他的一篇《中日夏令营的较量》，我就感到非常惊讶。日本的孩子居然比我们长的还高，耐力比我们也好等等，有很多数据对比，我们泱泱几千年的文化大国，地广人博，是怎么教育的孩子呢？但是教育都是一点一滴开始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说爱祖国，祖国都要幻化成具体的，如父母、亲人、祖国的山河、祖国的水，如果抽象的爱祖国变成了符号，教育肯定是失败的。因此孙老师他们的工作我非常尊敬。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
首先我觉得《藏在书包里的玫瑰》这本书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要搞性教育肯定是对的，另外作为社会学，我非常欣赏他们那种“要去追究事实，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做法，包括那个男孩的工作都特别有意义。社会似乎总有一种“驼鸟政策”，作为当局、学校、家长把头埋在沙子里，就说没这么回事，实际上已经是个什么样子了。我主要讲三点：第一点，在这２０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悄悄的性革命，当然有很多数据可以表明，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８０年代末时，北京市随机抽样婚前性行为调查是１５％，我看到最近计生委的一个统计数字，在做婚前检查时婚前性行为已经有百分之六七十了，虽然婚前检查是在一定的年龄段，而我那个调查包括岁数很大的人，但这个绝对解释不了相差近百分之五六十的变化。在社会学的统计上，就是增加几个百分点没准都会是一场革命，而且这个肯定说明人们的性行为和规范观念在这20年里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你从平常的感性中就能感觉到。像我们这一代人好多都是要等到婚后的，如果在婚前有性行为绝对是错误的，就算是领了结婚证，也一定要等到新婚那一夜,这之前是绝对不可以的。有时大家对这种变化的意义总是估计过低，我想引用福科的一句话：“一个民族，它摄入卡路里的数一般说是2500,它的摄入变成了2600，这中间发生的革命性的意义可能比一个改朝换代都厉害。”所以中国在这几十年是有一场性革命在悄悄地发生，好像大家也没有像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那样跑到街上去游行，搞什么同性恋解放运动，提出好多标语口号等等，可实际上行为和观念有了特别大的变化，而且现在已经是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变化、这些成年人的行为包括所有人的这些改变对孩子们不可能没有影响，他们可以通过好多途径，比如看黄色光盘，若在20年前是没地方找去的。这些信息爆炸以后，孩子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互联网、毛片等得到很多不正确的性知识，你想瞒着孩子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了。
第二点，性教育这件事从策略上讲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我以前也做过青春期性教育，学校、老师、家长都是怕所谓的教唆论，本来孩子不知道最好，她最好到结婚之后才知道，或者是到他考上大学再知道。如果他本来不知道我们这样做不是等于告诉他了嘛。如果就因为这个原因不给他（她）性教育，他（她）又会给你惹出好多事来，比如：怀孕、得性病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些数字是多么惊人啊！本书介绍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是百分之百不用安全套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艾滋病暴发的前夜，他们很可能去跟一个不认识的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这个成年人如果身上带有艾滋病菌，她就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得了的。所以从策略上讲，性教育还是应该做，你要是不告诉他（她）正确的性知识,他也会从其他什么地方看到，甚至生了孩子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孩子从窗户扔出去的事。
去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浦东博山路的一位居民早上七点多听着自家的窗外有婴儿的哭声，发现一个男婴掉在窗外的铁栅栏里，后来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警方调查是六楼的一个不满16岁的女孩扔的。这些事情你告诉他，有可能使一些晚熟的孩子较早地知道了这些事，你要是不告诉他，就会出现好多更坏的事情。所以仅从策略上考虑，也还是应该进行非常正规的性教育。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宣传性教育的阻力会这么大？早就听说北京市6所学校在做试点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推到什么程度？而我看到东北黑龙江有一套教材，据听说是从瑞典引进的，按照中国的情况改了改，它有对小学的、对中学的、对大学的三套教材，另外每套教材里都有对学校的、对家长的和对孩子的三种针对。这个思路还是好的。
第三，为什么咱们总是把性说成是很坏的事？为什么不可以让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性是一件好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如果能够把人们的这种观念转变过来，很多具体的性教育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实际上性这个东西有时真的能影响人的一生。当然像弗洛伊德那样用性来解释人们所有的冲动可能是有点儿过份了，但是有的孩子确确实实就是因为青春期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影响了他的一生。我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男孩子非常聪明，非常漂亮，但他是生长在我们那个时代，那时老师告诉他这些事是很坏的，就像刚才说的80%的男生和50%的女生都手淫的事，他从周围的气氛感觉到这是件坏事，他每当勃起的时候，就去用凉水浇，到最后导致结婚时都不能做这种事，他非常痛苦。你说性不重要，它也不是那么太重要，对于女性老年群体，男性老年群体也许很不重要了，但是对有些人尤其青春期的人来说，性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为什么我们整个周围的气氛总是要把性说成是很坏很坏的事？如果全民族的观念能够把性作为一种不是说很好的事，但至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么也会给大家解除好多心理负担。听到有80%和50%的男孩女孩都有手淫，我还是很惊讶的。但是你不能让那么多的孩子做了之后或是还没有做的时候，就对这件事那么否定，从此就自卑，甚至像本书中一个女孩子说的：“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就可以做‘鸡’去了。”我觉得他们对性太否定了。其实像自慰，它应当说是最无害的性，尤其在这个艾滋病暴发的时代，要想有一个安全的性，它是一个最安全的性行为。国外好多男同性恋都已经改成了相互手淫。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给他们灌输一些“这个东西太罪恶”、“我是世界上最坏的人”的想法，如果那个女孩要是知道有50%的中学生都手淫，她的心理压力会小得多。这本书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众媒体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谈两点，一个是李银河老师谈的战略和策略，尤其战略是针对文化上的改变，我特别同意。但是针对青少年我来谈的第一点就是权利。当小孩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他需要这些知识，也应该得到这些知识，这本书就是他的权利，他应该有权利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我们性教育的目的不是禁欲，或者禁止他做这个，做那个，包括有的性教育已经加进了女孩子不要穿暴露的衣服，不要穿吊带背心等内容。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赋权，给男孩、女孩一种权利、能力，让他有权利和能力支配自己的身体，这应该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为以前的性教育目的太成人化太功利。比如说有艾滋病流行、少女怀孕了，我们要做性教育，但是儿童的需求是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使自己真正有能力来支配自己的身体，这方面做的是特别不够的。
计生协做了一个青春健康教育的项目，他们有些理念在所有性教育中都是值得借鉴的。他们把性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议青少年没有性生活，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第二阶段要推迟性生活。基本前提是青少年的性活跃每个人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能统一到24岁之前或是16岁之前都不能有，每个人的成长是不同的，有的人特别活跃，没有性生活他就过不去，有的人就无所谓，这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所以建议比较活跃的同学能推迟自己的性生活。第三阶段，如果实在不能推迟,就应该了解你的性是健康的、安全的，性别是平等的和负责任的。如何做到呢？他们给了很多知识，而且通过同伴教育让青少年互相讨论，比如讨论自己的未来，未来想做什么？如果在这之前怀孕了会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让大家公开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教育就是一种赋权的教育。让青少年最终能够有权利而且有能力来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说他年龄越大，对他的支配越多，不允许他做这样或那样，应该从儿童权利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我想说的是性别。这其实涉及了很多性别问题，但是在社会性别这方面没有做更深入分析，也可能他们不太了解这方面，刚才提到的特反动的所谓“贞节”教育，在中小学也搞过“贞节”宣誓，当时我没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个社会能控制的就是女孩子的贞节，不大控制男孩子的贞节，这是事实。在本书这些案例里也能发现，基本都是男孩子主动，女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怀孕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从来没有教过女孩子如何说不。也有些女孩子在幼年或童年不懂事时，被强奸过，这时你让她做“贞节宣誓”，实际上对女孩子的伤害特别大。所以说这些问题在指导过程中，对这些性别问题都没有特别好的分析。
陈会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研究幼儿、青少年心理发展。
我补充几句：在全体学生当中有30%的孩子是属于性格外向的，很大胆，还有更多的是属于内向的孩子，在中国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多，这是跟西方不一样的。《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的这13个学生都属于外向的、胆大的，特别是男孩子。女孩子也一样，她们在女孩子中也是属于胆大的、敢作敢为的，还有就是在个性当中求新性，敢体验寻求，总想尝试新的体验，包括这种性行为、吸毒等等，吃各种没吃过的猫、蛇的肉，有这种性格特点的人是一部分，不是说很少的一部分，最多20%。在我们心理学中特别讲这个。“外显”的和“内隐”的性行为问题。刚才这位医生讲的一些属内隐的性行为问题，在中国这些内隐的在比例当中更大，但是这本书不能反映，有取样的偏差，只能反映一部分。
在我们中国和西方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西方的孩子从很小就独立，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鼓励孩子从小就独立。但中国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价值观念依赖性。这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中国的一个优势的地方。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更容易接受成人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国的文化所致，美国是绝对不可能让小孩接受大人的各种禁令的，他整个社会的风气，他的父母也不这么看。中国情况不一样，咱们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背景。
现在的校长们、家长们、老师师希望孩子在结婚前不要干这些事情，大部分学生是接受成人和社会的这种期望的，这个事实咱们要注意。现在中国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代表一种现代价值观念。
其实在性教育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1980年我就开始在上海的大众医学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88年我随中国教育考察团去考察过日本的性教育，当时是跟着十几个教委的德育处长，在中国也写过东西，可能像林伟峰这样的调查我是中国第一个做的。1986年青年研究生调查、中国性心理和性生理发育的调查为什么不搞了呢？我觉得现在脑子是清楚的，我在“九五”、“十五”都做国家级课题，跟很多学校的校长、老师都交流过，一切问题都不能脱离开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每一百人中有4.3个大学生,这是一切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过去我就没想到过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批评我们的校长,骂我们的教育,攻击我们的家长,攻击我们的老师。美国是一百个人中有40个上大学，日本每百人中有30多人，连韩国都是30多人，而中国每百人中只有4个大学生，在这种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如果我们跟他说：“你不要做这个事，你再晚一点做。”这话不错，但我们不能脱离开中国的文化背景。马卡连科有这么一句名言说：“让性从青少年的身边悄悄地溜过去。”
我考察日本时，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说得很实在，他跟中学的男生说：“你们不要在你们的身边找伴侣，你们的伴侣正在上幼儿园或小学。”意思是说你们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以后找一个比你小若干岁的孩子。他们这些观点就是让性道德走在性成熟的前面。这都是很名言的，这些价值观我们都可以借鉴。
要承认什么人的做法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都有他们存在的道理，就是一些校长、家长、老师包括我自己都后悔，我对自己儿子的管教不严，完全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效果不一定好，当时我如果禁止他，可能他就上清华、北大了。我没禁止，结果他上了北师大。我是北师大的，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失学，不然我肯定是北大、清华的，我那时是101中前几名的学生。
但是我的孩子现在说：“我是买教训，用我的行为去买经验、买教训，价值像个货架子，品种很多，最后我发现职业这个货，价值也很贵。”所以他现在也在重新反省自己过去的行了。
对！谁来解决他的问题，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青春负责任，我们只能引导，不能为他们负责。我们告诉他前边有几条路，应该走哪条要由他自己选择。他应该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应该把我们那个符合社会期望的判断向他阐明，说清楚、说到位，让他明白后果、好坏，然后让他自己去判断，找到一个跟我们相近的价值观念、价值选择，这个是好的教育，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们是错误的。
所以我还是要夸两句：这本书的文笔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小孩们是会爱看的。在分析这方面、在提法上我觉得它有意义、有价值，对中国的特别是城市发达地区的中学生很有益处。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