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奏响生活新节奏
周六的下午，全球最大的制鞋厂下班了，7万多工人--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农村过来打工妹--从厂房群蜂拥而出，走进宿舍和食堂、走上铺著青砖的大街，或来到裕元工业区的公园。
裕元工业区内无所不有，完全取代了这些打工者原来生活的乡村。这里也有四季的变换和生活的节奏，只不过一切规则都由千里之外的外国商家制定。裕元工业区有自己的污水处理系统和发电站。每个厂区都有宿舍、食堂、邮局、电话分公司、诊所和商店。有个厂区还建了一座有100个床位的医院、一个幼儿园、一个300个座位的电影院和一个剧团。有时，市区还要从这里借救火的云梯--这个地区最高的云梯。
21岁的张倩倩是3年前到裕元工业区来的。她说18个月后就因为和上司闹矛盾，暂时走人回家了。她去年第二次辞职回家之前在一家电子厂工作，这次是因为要给80岁的祖母贺寿。2月份的时候她又回到裕元。“我来来回回地跑，最终好像都会回到这个厂里”，她说。
这就是为这个国家的新工业机器提供著源源动力的几百万中国打工者的生活。在类似裕元这样的工业区，他们的新生活就是长时间地辛苦工作，但条件还是比许多人想像的“血汗工厂”要好很多。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创造的制造业模式甚至超过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厂镇。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鞋子是广东生产的。广东靠近香港。在这个领域，裕元可算是老大。裕元工业区由台湾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pou chen corp.)在1989年建成，是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锐步(reebok)和其他一些牌子的最大供应商。这家公司在东莞郊区的高步镇有3个厂区，是广东吸收就业最多的公司之一。
裕元有的工厂制造鞋类原材料，其他负责裁剪、缝制和合成。这儿还有专门聘请的设计师和公司共同开发新式样。裕元的生产线每生产一只鞋--从准备好的原材料到可以出厂的成品--只要10个小时，4年前却要25天。
中国的新工业动力要归功于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中国目前有1.14亿移民，他们离开乡村到城里打工。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背井离乡的人一头扎进未知的前途，往往是因为经济拮据，或是想挣点钱回家建房子。他们的工作和务农季节相连。一旦挣够钱，很多人就会回去，再也不出来。
对于新一代移民来说，外出打工意味著一条可以接受的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途径。年轻一代比他们的前辈年龄更小、受过更好的教育。很多人刚从学校毕业就进城了，从来没务过农。他们急于尝试城市生活的滋味，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们比自己的长辈更有抱负，不像他们那么容易满足。
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裕元提供了一种稳定，而这种稳定又和年轻打工者漂泊的生活形成某种对比。珠江三角洲的很多工厂都不安全，经常拖欠工人工资。而在裕元，工资水准较平均，扣除住宿伙食费后大约72美元。这家公司以工作艰苦、管理苛刻出名，但薪水总可以按时发放。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周最多60小时，周日休息。10个工人共用一间带热水淋浴的宿舍，伙食妥当。85%的裕元工人是打工妹。
这么多年来，裕元的工人离开工厂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或生孩子--然后又回来。尽管每年的人员流动率达60%，但对许多人来说，这里还算是个稳定的所在。周银芳(zhou yinfang, 音译)1991年加入工厂，当时才17岁。她在工厂认识了她的丈夫，后来请假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她管著1500个工人。“我想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她说。由于长年在机器噪音中叫喊，她的嗓音变得很沙哑。
各地来的打工者按照籍贯在厂内形成了一个个小社会，比厂外的拉帮结派还厉害。同一个省份来的工人往往聚成一起，说其他人听不懂的方言。地方偏见使招聘者往往戴有色眼镜来看人。许多工厂老板不请河南人干活，因为觉得他们不可信，而安徽来的人被认为太狡猾。
裕元的管理者几乎都是从工厂的基层开始的。他们按照复杂的等级制度排座次。从实习生到经理有13个级别。生产线管理人员有专门的餐厅；高层管理员也有专门餐厅，高一层楼梯。只有生产线负责人及以上级别的人员才批准在厂内带孩子生活。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从农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裕元工业区围墙之内的生活热闹非凡。小偷小摸频繁发生；按省份不同形成的帮派和厂内的同乡联合起来偷窃材料或抢劫其他工人的工资。三角恋爱、婚外恋、意外怀孕和堕胎屡见不鲜。据公司负责员工健康安全的卢克·李(luke lee)称，去年有个女工因为恋爱失败而自杀，另一名女工在宿舍浴室生下一个婴儿后把孩子扔进厕所里。
“我们有7万工人，像个城市”，李说。“城市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有什么问题。”
中国传统阴历根据太阳直射角度的不同把一年分成24个节气。每年开始于立春（春天在2月开始）--播种的季节。阴历会说明什么时候该种瓜、种蔬菜和粗粮，什么时候收获大米、水果和卷心菜。日历也预测什么时候该积肥和给家畜修围栏。
全球的鞋类制造日历也以春天为开端。机器在3月份开始加足马力生产，直到6月份。7月份--当农家的日历催促人们在泥土乾燥之前赶紧行动时，制鞋业却进入夏季的暂停时期。8月份订单落到最低点，有时工厂只上20%的产能。9月和10月，机器再次满负荷运转。到11月和12月更是全力以赴的时候，厂家要迎接圣诞节前的购物潮。
6月中旬，全球制鞋业开始进入淡季。一个周日的上午，j楼805室的大部分寄宿工人还穿著睡衣窝在床上。她们在裕元第八厂工作。210平方英尺的房间内摆著两排上下铺床。床底乱七八糟地堆著高跟凉鞋、帆布胶底鞋和hello kitty人字拖。
张倩倩从走廊那头一个宿舍过来看望805室的朋友。张倩倩来自安徽，长得很结实，穿牛仔裤，戴一只黑色运动手表。张倩倩记得在家乡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是奶奶做早饭。“她过来叫我吃饭，有时我还在睡著。接著我爸跟我说：‘你在床上躺著，甚至不过来吃奶奶给你做的早饭‘”，她皱皱眉头说。“在家里，他们总是数落我。”
工人们和家里的关系很微妙。离家的时候很想念家人，而在村里的时候又很快就腻烦了，巴望著快点回到城市去。
姑娘们对工厂的运作了若指掌。他们知道上司的工资是多少，也了解每个级别的管理员之间的微妙界线。不管生活多艰苦，她们都为自己感到骄傲。
“即使有条件上大学，我也不想去”，刚刚走进805室的贾季梅(jia jimei, 音译)说。她一大早上街疯狂购物了。她初中三年级就离开在河南的家，来到这里。
“我愿意上完中学后自己做生意”，贾季梅说。她瞧不起那些只会读书的人。“我们十几岁就出来工作了。我们更有经验。我们会做生意。那些大学生只知道啃书本”。
张倩倩不无炫耀地称自己给很多名牌干过活。“耐克、所罗门(salomon)、阿迪达斯。我都给他们干过活”。她说曾经给一个时装模特做过一双耐克鞋，卖600美元。
说完后屋里是一片崇拜的沉默。“即使有那个钱，我也不会花在一双鞋子上”，贾季梅最后说。
“到了那种程度，他们已经不在乎钱了”，张倩倩寻思道。
乡下的家人试图给这些女孩子施压：寄钱回家，不要在外面找男朋友，早点结婚，要回来。大部分女孩都会按家庭的意愿去做。张倩倩说父母不知道她在厂里的电话。想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她就打回去。他们基本上都在家。
7月份，按照农家的日历是最热的时候，裕元的工作进度更加慢了。很多工人都请假回家，但按他们加工的部分不同而有所不同。贾季梅是做鞋底的，可以回家一个月，而张倩倩是剪鞋帮材料的，要留下。
7月底的一个周六，张倩倩10点过后才起床。她套上牛仔裤、背心，蹬上一双深褐色高跟尖头鞋，走下楼，扎进滚滚热浪中。
裕元厂区周围的街上到处是花钱提高自己的机会。希望电脑培训中心(hopeful computer training center)里挤满了人；男士服装店里的衬衫20元一件，相当于2.4美元；手机店里有最新的款式；上江城卫生站(shangjiang city health station)打出广告，称能提供一分钟怀孕测试、流产、性病治疗等服务。
“一年中只有这几月稍微有点意思”，张倩倩说。她在一家百货店里摆弄一双黄色高跟鞋，鞋带上有发光的粉红色心形装饰。“今年很流行这款”，她说。现在购物是最好的消遣。在离开家的头18个月，她寄了将近500美元回家，资助还在上学的弟弟。但她有一年没寄钱回家了。
“吃的、穿的、出去玩，我不知道钱都哪儿去了”，她说。“哪儿还有钱寄回家。”
在燥热的街上走著，她停下来跟朋友打个招呼。她喊一个正在走过的女孩。“瞿纪美(qu jimei, 音译)！你去哪儿了？”
一个把头发染成一缕一缕红色的女孩答道：“我要回家。”
张倩倩吃了一惊，拉住那个女孩的手，过了一会儿，说：“嗯，再见啦。”
做一个外来打工者就要习惯周围不断有人离开。“在工厂里，你会碰到很多朋友，不久他们都回家了”，张倩倩说。
她继续沿著街道走。商店之间的夹道里丢满了垃圾。小巷的尽头是农地。田野的蔬菜青翠茂盛，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正在刺眼的日光下劳动。
女孩们回家后，父母觉得她们已经工作得很辛苦，让她们休息，不用干农活。女孩们还保留著农家早睡早起的习惯，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在农村，时间就这样无边无际地流逝。
而在裕元，时间则是严格地分配好的。一条生产线有470个工人；一只运动鞋大概要经过200个岗位。裁剪部的工人把网布剪成片；缝合工在这些布片上缝上标志和鞋带孔，做成鞋帮；材料装配工把橡胶层和塑胶层粘在一起做成鞋底；合成工把鞋底和鞋帮压在一起，插进塑胶脚模型（称为“鞋楦”），然后把两部分用胶水粘在一起。机器给每只鞋加88镑的压力。接下来，工人把鞋楦拿掉，看看有没有瑕疵，然后装盒。每只鞋的鞋舌处都印有“中国制造”的标签。裕元有173条生产线，工厂遍布中国，每条生产线每天生产2000双帆布胶底鞋。
在经营的头十年，裕元经常让工人工作到半夜，很少休息日。但90年代末，一些客户，像耐克公司和阿迪达斯-萨拉姆公司( adidas salomon ag)，促使供应商改善工人的条件。裕元把工作时间改为11小时工作日，周日给员工放假，还成立咨询中心，负责处理问题和投诉。它还改善了安全设施，废除了军队式的体操训练和制服制度。
敦促工厂改善条件的西方公司还要求降低价钱。2001年，阿迪达斯在裕元启动一个提高效率的方案。工人们说工作时间缩短了，但更加辛苦，因为任务都精确地分配下来，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现在这些客户要求工厂30天交货，三年前是60天，十年前是90天。订单数目越来越小，这样当时尚发生变化时设计师能更快地做出反应。
每个工作岗位前面都有一块塑胶牌，上面注明工人要多少秒钟完成任务。管理员用码表来计算工人的时间。裕元的生产力过去三年来提高了10%。阿迪达斯对这个方案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发现工人开始时感觉压力增大，但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8月是种秋季蔬菜的时候。裕元也在此时开始一个新的季节：为圣诞节作准备。在度过一个轻松的夏天后，工人们每个工作日都要加班，周六要工作一整天。
那个月的一个周日早晨，张倩倩呻吟著说：“我的头疼得厉害”。“按理说是淡季，可是我们有这么多订单”。前一天是她22岁生日，本来打算和一个朋友庆祝一下，没想到要上班。
在805室的房间里头，贾季梅刚从家里回来。她无精打采的，没有笑容。“我本来不想回来”，她说。“但在家里没事干。”
她在工厂的生活要被重新调整。裕元每年都安排工人到新的宿舍，以保证同一生产小组的人住在一起。“我已经在这儿认识了朋友”，贾季梅说，“现在我们可能又要分散各处了。”
人员在那个月底调动。原来每天呆在一起的女孩们现在不知道怎样找到原来的伙伴了。许多人再也联系不上。她们每天都加班，同时不断有新的工人加入。
8月份发工资后，张倩倩突然离开了厂。她的舍友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厂方说她还是登记的工人。她的突然失踪好像是对严格的工作安排的嘲讽，而正是这些计画把裕元的生活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
在两边开满大排挡的泥路上，正对著工厂入口有一个红瓷砖墙面的公寓区，公寓的门都用金属板。
10月中旬的一个周日下午，张倩倩出现在这里。她拜访一个叫葛丽(ge li)的安徽老乡，她以前也在裕元工作过，和男友同住一间单身公寓。“没什么意思了”，张倩倩解释她离开的原因时说。她说在考虑回家，或者在另一家工厂找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工厂里的生产压力越来越大。在农村正是立冬（冬天的开端），是修栅栏的时候了。张倩倩继续漂泊，她的朋友说不知道她打算干什么。
在张倩倩以前的宿舍，一个叫赵娟(zhao juan, 音译)的室友仿佛对朋友的离开无动于衷。她19岁，在裕元工作了两年。她曾经辞职回家，但最近又回来了。“很多人走了”，她说。“但他们最终都会回到裕元。”
来源：北京青年报
裕元工业区内无所不有，完全取代了这些打工者原来生活的乡村。这里也有四季的变换和生活的节奏，只不过一切规则都由千里之外的外国商家制定。裕元工业区有自己的污水处理系统和发电站。每个厂区都有宿舍、食堂、邮局、电话分公司、诊所和商店。有个厂区还建了一座有100个床位的医院、一个幼儿园、一个300个座位的电影院和一个剧团。有时，市区还要从这里借救火的云梯--这个地区最高的云梯。
21岁的张倩倩是3年前到裕元工业区来的。她说18个月后就因为和上司闹矛盾，暂时走人回家了。她去年第二次辞职回家之前在一家电子厂工作，这次是因为要给80岁的祖母贺寿。2月份的时候她又回到裕元。“我来来回回地跑，最终好像都会回到这个厂里”，她说。
这就是为这个国家的新工业机器提供著源源动力的几百万中国打工者的生活。在类似裕元这样的工业区，他们的新生活就是长时间地辛苦工作，但条件还是比许多人想像的“血汗工厂”要好很多。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创造的制造业模式甚至超过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厂镇。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鞋子是广东生产的。广东靠近香港。在这个领域，裕元可算是老大。裕元工业区由台湾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pou chen corp.)在1989年建成，是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锐步(reebok)和其他一些牌子的最大供应商。这家公司在东莞郊区的高步镇有3个厂区，是广东吸收就业最多的公司之一。
裕元有的工厂制造鞋类原材料，其他负责裁剪、缝制和合成。这儿还有专门聘请的设计师和公司共同开发新式样。裕元的生产线每生产一只鞋--从准备好的原材料到可以出厂的成品--只要10个小时，4年前却要25天。
中国的新工业动力要归功于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中国目前有1.14亿移民，他们离开乡村到城里打工。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背井离乡的人一头扎进未知的前途，往往是因为经济拮据，或是想挣点钱回家建房子。他们的工作和务农季节相连。一旦挣够钱，很多人就会回去，再也不出来。
对于新一代移民来说，外出打工意味著一条可以接受的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途径。年轻一代比他们的前辈年龄更小、受过更好的教育。很多人刚从学校毕业就进城了，从来没务过农。他们急于尝试城市生活的滋味，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们比自己的长辈更有抱负，不像他们那么容易满足。
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裕元提供了一种稳定，而这种稳定又和年轻打工者漂泊的生活形成某种对比。珠江三角洲的很多工厂都不安全，经常拖欠工人工资。而在裕元，工资水准较平均，扣除住宿伙食费后大约72美元。这家公司以工作艰苦、管理苛刻出名，但薪水总可以按时发放。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周最多60小时，周日休息。10个工人共用一间带热水淋浴的宿舍，伙食妥当。85%的裕元工人是打工妹。
这么多年来，裕元的工人离开工厂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或生孩子--然后又回来。尽管每年的人员流动率达60%，但对许多人来说，这里还算是个稳定的所在。周银芳(zhou yinfang, 音译)1991年加入工厂，当时才17岁。她在工厂认识了她的丈夫，后来请假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她管著1500个工人。“我想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她说。由于长年在机器噪音中叫喊，她的嗓音变得很沙哑。
各地来的打工者按照籍贯在厂内形成了一个个小社会，比厂外的拉帮结派还厉害。同一个省份来的工人往往聚成一起，说其他人听不懂的方言。地方偏见使招聘者往往戴有色眼镜来看人。许多工厂老板不请河南人干活，因为觉得他们不可信，而安徽来的人被认为太狡猾。
裕元的管理者几乎都是从工厂的基层开始的。他们按照复杂的等级制度排座次。从实习生到经理有13个级别。生产线管理人员有专门的餐厅；高层管理员也有专门餐厅，高一层楼梯。只有生产线负责人及以上级别的人员才批准在厂内带孩子生活。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从农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裕元工业区围墙之内的生活热闹非凡。小偷小摸频繁发生；按省份不同形成的帮派和厂内的同乡联合起来偷窃材料或抢劫其他工人的工资。三角恋爱、婚外恋、意外怀孕和堕胎屡见不鲜。据公司负责员工健康安全的卢克·李(luke lee)称，去年有个女工因为恋爱失败而自杀，另一名女工在宿舍浴室生下一个婴儿后把孩子扔进厕所里。
“我们有7万工人，像个城市”，李说。“城市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有什么问题。”
中国传统阴历根据太阳直射角度的不同把一年分成24个节气。每年开始于立春（春天在2月开始）--播种的季节。阴历会说明什么时候该种瓜、种蔬菜和粗粮，什么时候收获大米、水果和卷心菜。日历也预测什么时候该积肥和给家畜修围栏。
全球的鞋类制造日历也以春天为开端。机器在3月份开始加足马力生产，直到6月份。7月份--当农家的日历催促人们在泥土乾燥之前赶紧行动时，制鞋业却进入夏季的暂停时期。8月份订单落到最低点，有时工厂只上20%的产能。9月和10月，机器再次满负荷运转。到11月和12月更是全力以赴的时候，厂家要迎接圣诞节前的购物潮。
6月中旬，全球制鞋业开始进入淡季。一个周日的上午，j楼805室的大部分寄宿工人还穿著睡衣窝在床上。她们在裕元第八厂工作。210平方英尺的房间内摆著两排上下铺床。床底乱七八糟地堆著高跟凉鞋、帆布胶底鞋和hello kitty人字拖。
张倩倩从走廊那头一个宿舍过来看望805室的朋友。张倩倩来自安徽，长得很结实，穿牛仔裤，戴一只黑色运动手表。张倩倩记得在家乡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是奶奶做早饭。“她过来叫我吃饭，有时我还在睡著。接著我爸跟我说：‘你在床上躺著，甚至不过来吃奶奶给你做的早饭‘”，她皱皱眉头说。“在家里，他们总是数落我。”
工人们和家里的关系很微妙。离家的时候很想念家人，而在村里的时候又很快就腻烦了，巴望著快点回到城市去。
姑娘们对工厂的运作了若指掌。他们知道上司的工资是多少，也了解每个级别的管理员之间的微妙界线。不管生活多艰苦，她们都为自己感到骄傲。
“即使有条件上大学，我也不想去”，刚刚走进805室的贾季梅(jia jimei, 音译)说。她一大早上街疯狂购物了。她初中三年级就离开在河南的家，来到这里。
“我愿意上完中学后自己做生意”，贾季梅说。她瞧不起那些只会读书的人。“我们十几岁就出来工作了。我们更有经验。我们会做生意。那些大学生只知道啃书本”。
张倩倩不无炫耀地称自己给很多名牌干过活。“耐克、所罗门(salomon)、阿迪达斯。我都给他们干过活”。她说曾经给一个时装模特做过一双耐克鞋，卖600美元。
说完后屋里是一片崇拜的沉默。“即使有那个钱，我也不会花在一双鞋子上”，贾季梅最后说。
“到了那种程度，他们已经不在乎钱了”，张倩倩寻思道。
乡下的家人试图给这些女孩子施压：寄钱回家，不要在外面找男朋友，早点结婚，要回来。大部分女孩都会按家庭的意愿去做。张倩倩说父母不知道她在厂里的电话。想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她就打回去。他们基本上都在家。
7月份，按照农家的日历是最热的时候，裕元的工作进度更加慢了。很多工人都请假回家，但按他们加工的部分不同而有所不同。贾季梅是做鞋底的，可以回家一个月，而张倩倩是剪鞋帮材料的，要留下。
7月底的一个周六，张倩倩10点过后才起床。她套上牛仔裤、背心，蹬上一双深褐色高跟尖头鞋，走下楼，扎进滚滚热浪中。
裕元厂区周围的街上到处是花钱提高自己的机会。希望电脑培训中心(hopeful computer training center)里挤满了人；男士服装店里的衬衫20元一件，相当于2.4美元；手机店里有最新的款式；上江城卫生站(shangjiang city health station)打出广告，称能提供一分钟怀孕测试、流产、性病治疗等服务。
“一年中只有这几月稍微有点意思”，张倩倩说。她在一家百货店里摆弄一双黄色高跟鞋，鞋带上有发光的粉红色心形装饰。“今年很流行这款”，她说。现在购物是最好的消遣。在离开家的头18个月，她寄了将近500美元回家，资助还在上学的弟弟。但她有一年没寄钱回家了。
“吃的、穿的、出去玩，我不知道钱都哪儿去了”，她说。“哪儿还有钱寄回家。”
在燥热的街上走著，她停下来跟朋友打个招呼。她喊一个正在走过的女孩。“瞿纪美(qu jimei, 音译)！你去哪儿了？”
一个把头发染成一缕一缕红色的女孩答道：“我要回家。”
张倩倩吃了一惊，拉住那个女孩的手，过了一会儿，说：“嗯，再见啦。”
做一个外来打工者就要习惯周围不断有人离开。“在工厂里，你会碰到很多朋友，不久他们都回家了”，张倩倩说。
她继续沿著街道走。商店之间的夹道里丢满了垃圾。小巷的尽头是农地。田野的蔬菜青翠茂盛，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正在刺眼的日光下劳动。
女孩们回家后，父母觉得她们已经工作得很辛苦，让她们休息，不用干农活。女孩们还保留著农家早睡早起的习惯，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在农村，时间就这样无边无际地流逝。
而在裕元，时间则是严格地分配好的。一条生产线有470个工人；一只运动鞋大概要经过200个岗位。裁剪部的工人把网布剪成片；缝合工在这些布片上缝上标志和鞋带孔，做成鞋帮；材料装配工把橡胶层和塑胶层粘在一起做成鞋底；合成工把鞋底和鞋帮压在一起，插进塑胶脚模型（称为“鞋楦”），然后把两部分用胶水粘在一起。机器给每只鞋加88镑的压力。接下来，工人把鞋楦拿掉，看看有没有瑕疵，然后装盒。每只鞋的鞋舌处都印有“中国制造”的标签。裕元有173条生产线，工厂遍布中国，每条生产线每天生产2000双帆布胶底鞋。
在经营的头十年，裕元经常让工人工作到半夜，很少休息日。但90年代末，一些客户，像耐克公司和阿迪达斯-萨拉姆公司( adidas salomon ag)，促使供应商改善工人的条件。裕元把工作时间改为11小时工作日，周日给员工放假，还成立咨询中心，负责处理问题和投诉。它还改善了安全设施，废除了军队式的体操训练和制服制度。
敦促工厂改善条件的西方公司还要求降低价钱。2001年，阿迪达斯在裕元启动一个提高效率的方案。工人们说工作时间缩短了，但更加辛苦，因为任务都精确地分配下来，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现在这些客户要求工厂30天交货，三年前是60天，十年前是90天。订单数目越来越小，这样当时尚发生变化时设计师能更快地做出反应。
每个工作岗位前面都有一块塑胶牌，上面注明工人要多少秒钟完成任务。管理员用码表来计算工人的时间。裕元的生产力过去三年来提高了10%。阿迪达斯对这个方案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发现工人开始时感觉压力增大，但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8月是种秋季蔬菜的时候。裕元也在此时开始一个新的季节：为圣诞节作准备。在度过一个轻松的夏天后，工人们每个工作日都要加班，周六要工作一整天。
那个月的一个周日早晨，张倩倩呻吟著说：“我的头疼得厉害”。“按理说是淡季，可是我们有这么多订单”。前一天是她22岁生日，本来打算和一个朋友庆祝一下，没想到要上班。
在805室的房间里头，贾季梅刚从家里回来。她无精打采的，没有笑容。“我本来不想回来”，她说。“但在家里没事干。”
她在工厂的生活要被重新调整。裕元每年都安排工人到新的宿舍，以保证同一生产小组的人住在一起。“我已经在这儿认识了朋友”，贾季梅说，“现在我们可能又要分散各处了。”
人员在那个月底调动。原来每天呆在一起的女孩们现在不知道怎样找到原来的伙伴了。许多人再也联系不上。她们每天都加班，同时不断有新的工人加入。
8月份发工资后，张倩倩突然离开了厂。她的舍友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厂方说她还是登记的工人。她的突然失踪好像是对严格的工作安排的嘲讽，而正是这些计画把裕元的生活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
在两边开满大排挡的泥路上，正对著工厂入口有一个红瓷砖墙面的公寓区，公寓的门都用金属板。
10月中旬的一个周日下午，张倩倩出现在这里。她拜访一个叫葛丽(ge li)的安徽老乡，她以前也在裕元工作过，和男友同住一间单身公寓。“没什么意思了”，张倩倩解释她离开的原因时说。她说在考虑回家，或者在另一家工厂找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工厂里的生产压力越来越大。在农村正是立冬（冬天的开端），是修栅栏的时候了。张倩倩继续漂泊，她的朋友说不知道她打算干什么。
在张倩倩以前的宿舍，一个叫赵娟(zhao juan, 音译)的室友仿佛对朋友的离开无动于衷。她19岁，在裕元工作了两年。她曾经辞职回家，但最近又回来了。“很多人走了”，她说。“但他们最终都会回到裕元。”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