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创新的主角 民营企业在体系建设被寄与厚望
纵观我国工业化进程，各地能够选择的道路无非两条：其一是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我们称之为内源型经济发展道路，全国以浙江经济为代表。其二是借助他人力量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包括广东、福建以及现在的江苏，都选择了以外源型经济为主导的发展道路。那些至今发展缓慢的省市，或者是不具备发展外源型经济的区位条件，或者是内源型经济发展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些发展较快的省市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外源型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如何在对外开放优势的基础上尽快形成自主创新的能力，进而率先实现经济转型，是“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外源型经济并不等于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是指产品需求来自境外市场的经济体，外源型经济一般都是外向型经济，但内源型经济也可以成为外向型经济，如产品主要销往国际市场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源型经济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在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是经济相对发达国家与地区跨国企业通过经济资源在全球有效配置，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战略体现，同时也是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机遇，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
根据跨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以广东为例，外源型经济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成本指向型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生产环节为主，多数为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由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的能力并不强，更多依靠广东的比较优势与香港的国际营销渠道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第二类是市场指向型企业，企业落户广东主要目的是占有本地及国内市场，因此通常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品牌优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方式绕过国际贸易壁垒，直接分享我国巨大市场利益的结果。第三类是政策指向型企业，这类企业在本质上属民营经济，由于外资企业在我国长期享有超国民待遇，诱使国内一些民间资本经过全球避税天堂，如维尔京与开曼群岛，以外资身份进入我国沿海地区，因此可以看作是贴有外资标签的民营企业。
所谓中国创造，我的理解是中国制造加上自主创新。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有关研究显示，广东近七成的外源型经济属于成本指向型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总部在外，重心在外，仅凭留在大陆的生产车间或工厂很难单独形成创新能力，简单将这类企业撇除在外，势必会影响甚至拖累到我们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步伐。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成本指向型外资企业中，一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当地工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如广东外源型经济中的服装、皮革、电子通信、饮料制造与纺织行业，这类企业更多表现为对当地有限资源的占有、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对于广东经济发展虽有贡献，但对当地自主创新能力并无大的帮助，需要给予适度控制。另一类则是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当地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中小企业，在广东有食品制造、塑料制品、非金属制品、金属制品与电气机械等，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通过引进外资可以有效促进本地企业技术水平的继续提高。因此，对于存在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直接推动我国相关产业总体水平提高的成本指向型企业，在“十一五”期间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应当指出，在我国服装、纺织、塑料制品、金属制品、非金属制品、电气机械、电子通信等领域，近年来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外源型经济功不可没。其实，这类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成本指向型中小企业，自身实力虽然不强，却是全国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对广东来说，通过粤港两地联合推动这些企业走创新之路，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有关研究揭示，目前广东与香港单独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都比较有限，但通过两地政府推动合作创新的空间却较大，只要制度安排恰当，有可能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形成的创新能力最终会改变粤港两地长期不变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极大地提升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市场指向型企业在外源型经济中不足二成，却是我国外源型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心所在。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自主创新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集中解决企业三大难题：一是企业创新的动机，在企业普遍存在着非生产性租金诱惑时，在企业通过非创新方式可以获得更多收益时，在宏观经济发展无法合理预期时，创新很难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二是企业创新的能力，即便愿意创新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创新，只有那些有较强竞争实力的企业，只有那些能够被有效激励的企业家，才心甘情愿去承受创新的风险。三是企业创新的收益，如果市场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如果知识产权无法保护技术成果成交困难，企业创新活动最终仍然是昙花一现无法持久。市场指向型企业是携带自主技术进入我国参与市场竞争的，技术外溢无疑有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指向型企业依靠的是自己的技术创新与品牌优势，这类企业势必会对我国整体发展环境、适度竞争市场、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制社会以及繁荣技术交易等提出要求，特别是当研发机构与地区总部进入我国主要中心城市时，市场指向型企业对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会更加显著。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表明，那些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在选择生产基地时着重考虑一地的产业集聚与配套能力，在建立研发机构时重点考虑一地的知识与人才集聚水平，在设立地区总部时系统考虑一地相关服务的集聚与便利。通过发展市场指向型企业，不仅可以进一步推进我国自主创新制度与环境的改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高外源型经济的质量与水平。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利用市场指向型外资企业上我们也有风险，这是由这些企业的跨国母公司的国籍及其流动能力决定的。首先，跨国公司并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而淡化国籍概念，如日本的本田，无论在我国有多大的投资，公司总部一定设在日本，全球经营决策中心也在日本，各地经营利润最终也流向日本，最基本的研发力量也集中在日本，本田在我国设立的分公司多半只进行一些应用性或适应本地需求的研发工作。
其次，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行为只是全球战略的部分体现，无论是资本流入还是流出，都是跨国公司逐利动机使然，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指向型外资企业，依靠自身的技术与管理优势，有能力在全球投资，有能力在全球流动，技术研发产品升级主要在企业内部，更有可能在母国公司总部完成，而不必参与当地产业升级换代。只有内源型企业，限于自身较低的技术与管理水平，由于缺乏跨国流动的能力，被迫在当地寻找升级途径，正是本地企业的整体最终构成当地产业的升级换代。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国公司较强的流动能力，今天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意味着明天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出，跨国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将部分利润进行再投资，但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际资本大规模净流出引起的，在充分利用外资的今天，对此类后果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与清醒的认识。
在中国创造与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中，民营企业被寄与厚望。从统计数据看，全国的民营企业发展迅速，2004年民营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对于多数民营企业，似乎还难以承载自主创新的重任。广东的问题更为困难，民营企业仅占全省工业产值的1／4强，如果考虑占广东外源型经济10%的政策指向型企业，民营经济的力量就会雄厚与壮观得多。这类企业不仅拥有与其它民营企业同样的机制，同样的活力，而且具有一般民营企业通常不具备的国际视野与自主创新意识，只要相关政策与举措到位，这类贴着外资标签的民营企业很快会融入当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与其它民营企业一起成为中国创造的一支重要力量。